友人陶杰一个星期前去医院探望金庸，听金庸夫人说先生想念家乡，就用上海话和他讲话。金庸听了，抓着陶杰的手，脸色很好，眼睛发亮，但是说不出话。香港记者李喻（化名）在养和医院见了金庸最后一面，想起他曾经对自己的帮助，“我觉得好像置身在他的武侠小说世界”。

　　金庸离世后，他创刊的《明报》发表社论，重点落在先生的政治成就上。国内外媒体上，各式各样的悼文纷至沓来。

　　更多的人回忆起和金庸先生最后一次见面。编剧史航说起拜见先生时，他书架上戴博士帽的小熊。杨澜想起他有话说不出来，急着比划着手势的一幕。白岩松说他耳根子软，请他写书法从不拒绝，题字落得到处都是。金庸先生的围棋师傅聂卫平回忆，每次见面他都叫我师傅，叫我爱人师母，他说武林中很讲辈分的。

　　剥洋葱联系了六位与他有过交集的人，讲述他们与金庸先生的最后一面。

　　1、 “金庸太太说，他现在老了，想听家乡话。”

　　陶杰，原名曹捷，香港专栏作家。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与金庸先生相识，并在1993年受其邀请，从英国回到香港任《明报》副刊主编。与金庸最后一面在去世的前一天。

　　金庸先生去世的前一天我是在医院的，他当时在熟睡，但面色很好，我就觉得他应该能够挺一阵子。所以他去世时，我听到还是觉得很突然，当天我本来还想下午五点钟去看他。

　　上星期我去医院探访他的时候，金庸先生的太太跟我说，你跟他说几句上海话吧，他现在老了，想听家乡话。我就用上海话跟他汇报当前的时事、局势，他听着有反应，很清醒，很高兴，脸色很好，眼睛发亮，抓着我的手，但是说不出话。我很难过，因为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对话了，我不知道他想问什么，我只能够猜想他有兴趣听什么，我就向他汇报什么。那是我跟他最后一次交流。

　　2018年10月30日，香港，一代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笔名金庸）病逝于香港养和医院，终年94岁。

　　我从小就听说金庸这个名字，因为我的父亲（曹骥云，曾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他《大公报》的同事聚会的时候，他们常常提起金庸先生这个人，谈论他写的社论、武侠小说。那个时候金庸先生离开《大公报》不久，刚刚创立《明报》，他的动向很受旧同事的注意。当时我就想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后来我长大一点就读了他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书剑恩仇录》，觉得他是一位很杰出的说故事的人。

　　到了1988年，我第一次看到金庸先生本人。那时是在《明报》的社长室，我有一点采访的公事去找他，那次见面比较简短。

　　后来到了1991年、1992年的时候，他去英国牛津大学当交换学者，我在牛津的校园有一次见到了他。我记得那个时候他穿得很朴素，就像英国校园里的教授。他已经名满天下了，作为一个大老板，他在牛津的时候太低调了。

　　那个时候査先生在牛津大学经常见一些中国留学生，他会讲对中国的时情、世界的局势的种种看法，对中国的文化、历史都表达了非常深刻的认识。我当时觉得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很平易近人，很谦和，评论当前的时局都会引用古今中外的故事和人物。他说话不多，但是条理很清楚。

　　在英国的时候，查先生就会时常叫我给他写一点专栏，写英国的人和事儿。他观察人是需要时间的，一步一步、慢慢地观察。我写的文章他篇篇都看，他看了以后有什么看法都会告诉我，夸奖的话也都是在背后，不会当面。如果他觉得有问题的话，也会很客气，把问题写在纸条上递给我。

　　后来，我在英国的工作合约满了，查先生就说“你到我这里工作吧”。于是我就被先生邀请到《明报》做副刊的主编，我当时就知道先生对他《明报》的副刊特别在意，能得到他的邀请我作为小辈觉得很高兴。

　　开始在《明报》工作时，查先生跟我说副刊专栏里的东西什么都不要动，副刊的方针就是走娱乐性、轻松一点的方向。当时查先生刚好把《明报》主要的股份出售，新的股东加入后就跟我说这个《明报》的副刊要从头全改。全改啊，我就跟査先生说，我很为难，因为你是带我进《明报》的人，全改的话我只能离开了。査先生就跟我说，我支持你。

　　我辞职了，去了另一份报纸。到1994年，我遇上了一次车祸，査先生当时在剑桥，他知道了之后非常紧张，一回来香港之后就马上来看我。我真的很感动，他作为我的长辈来看我。我当时跟査先生说，我觉得我辜负了你的期望，没有留在《明报》。他说，不要紧，离开也是对的。

　　那次我出院了之后，就经常跟他来往了，常常去他家吃饭、聚会，和他聊天，也在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