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寂寞的香径独行

《清平乐》

孙葆元

电视剧《清平乐》把我们的目光拉向了北宋，宋仁宗赵祯再一次被戏说。他第一次被戏说是作为“狸猫太子”在乾隆五年的《忠烈侠义传》中，连清代学者俞樾都感觉那个戏说“殊涉不经”，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还是被人们津津乐道地上演了二百年。从狸猫太子到狸猫皇帝，赵祯的民间角色定位在宫廷中，香阶罗裙，脂粉落花，让人不胜怜惜。以后讲他的故事，无非宫中的儿女情长。其实宋仁宗是一位有进取心的皇帝。《宋史》说他“天性仁孝，喜愠不形于色”。起码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位严肃的君主。

《宋史》载：“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也。”李宸并不是他母亲的姓名，而是封号。《宋史·后妃传》载，她是杭州人，在真宗赵恒朝，被选为“司寝”。对女人来说，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职务；对一个后宫的女人来说，这又是一个随时都能得到“宠幸”的职位。果不其然，赵恒把她纳入帐中。进入赵恒帐中的李氏晋升为才人，怀孕后又晋升为婉仪，她的儿子继位后，再晋升为顺容。她付出的代价是永远不能与自己亲生的儿子相见。

幼小的赵祯甫一出生就被刘氏皇后强行抱走，《后妃传》说她“以为己子”。刘皇后是太原人，“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可见她是真宗赵恒得力的私闱助手，真宗退朝以后批阅奏折，往往熬到中夜，这时候刘后多陪伴着他，所有奏折她都预先看过，每逢真宗问她，都能据实相告。这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女人，踞后宫之首，力压三千粉黛。

赵祯投入刘后的怀抱，具体说应该是政治的怀抱。刘后并没有作为母亲的生理能力，而是把孩子交给杨淑妃抚养，她自己只是名义上的母亲。这样，宫中三位高贵又美丽的女人就在实际生活中扮演了母亲、名义母亲和保姆的角色。

赵祯跟着刘后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前面有五位皇兄，可惜先后夭折，他八岁上被立为太子，成为皇权的继承人。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真宗赵恒去世。同年，十三岁的赵祯登基，成为仁宗皇帝。刘后也转换身份成为皇太后。史载：“太后保护帝既尽力，而仁宗所以奉太后亦甚备。”这个时候，他的生母李氏晋升为宸妃。宋时后宫可设五位妃子，分别为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宸妃。李氏是真宗朝最后一位妃子。然而政治命运主导着她的生活命运，升为宸妃的她被安排去陪伴丈夫真宗的陵寝，永远地离开了活人居住的皇宫。明道元年（1032年）李宸妃病逝，享年四十六岁。

这一段历史被戏说成宫廷中骨肉离散、母子两分的故事，可见后宫戏由来已久，并不是当代的创新。狸猫换太子是民间的解读，家道伦理，悲欢离合。然而皇家首先是政治家庭，执政是最高理念，诚如恩格斯所说，婚姻是政治的婚姻，赵祯与三个母亲的故事就不是一个普通家庭的新闻了。先皇故去，刘太后亲自听政，教导少年皇帝，因为她是后宫一品，这是执政的需要，断没有让李宸妃听政的道理，朝廷理政不是母子过日子。当年就发生了一件事：赵祯下诏，先皇殡葬“山陵诸费，毋赋于民”，既是说，所有殡葬用度不得向民众摊派。“蠲山陵役户及灵驾所过民田租”，免除殡仪占地所有民田地租税。这显然不是一个十三岁的皇帝所能做出的决定，决策者是帘幕后失夫的刘太后。

宋代是皇权与相权相互制约的政治格局，“人主之职论一相，一相之职论百官”（《宋代政治文化史论》），颇有点民主政治的味道。刘太后的垂帘在当朝就非议不断，可是“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仁宗“犹不知为宸妃所出，终太后之世无毫发间隙焉”，直到太后死去，燕王才告诉他真相，说：“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于非命！”这句话极具挑动性，果然仁宗大恸，悲痛地数日不临朝，情感发生巨大裂变。这个时候范仲淹站出来，告诉他，刘太后也是你的母亲，辛勤地教养你，此恩不可忘记。范仲淹在用国家的道理开导宋仁宗。

杨淑妃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悉心抚养幼小的仁宗，刘后很感激她，想授予她做禁军的侄子一个职务，开出的条件十分诱人，让她在所有的司中选一个副职。没想到杨淑妃拒绝了，说：“小儿岂胜大恩，小官可也。”只给她的侄子更名为右侍禁。

三位伟大的母亲用各自的方式成就了宋仁宗四十七年的执政生涯，引导他走上人生香径的同时也给他的心灵造成一份孤独，终生挥之不去。正是这份孤独，让他感受到人世间的跌宕，也看到社稷的跌宕。在治国的时候，他常常不“从私请”而“从公议”，这是当时的法治思想。《清波杂志》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嘉祐年间的一天，他与众嫔妃闲聊，后宫皆有等级，那些嫔妃都想擢升，于是撺掇皇帝开恩。“屡有干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廷不肯行。”仁宗说，朝廷没有这个规矩，即使我开恩，有司也不会批准的。妃子们不信：您是圣上，您说一句话，谁敢驳回？宋仁宗被纠缠得没办法，就坐下来“赐封”，一一写下封号。这些嫔妃们不是刘皇后，哪知朝廷的规矩？就高高兴兴地拿着皇帝批的条子去领俸禄。到了有司，人家不认。妃子们急了，就讲道理：这是皇上批的，白纸黑字，你们竟敢不认？有司说：皇上写的也不行，要从公议！“有司不敢用，悉退回。”妃子们讨了个好大的没趣。宋仁宗是按程序办事的，写个条子也不过是和妻妾们闹着玩罢了。所以，他的条子被驳回后，他感激地说，“其助我多矣！”

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拜范仲淹主导发动了一场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改革确立了十项方案，为：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四、择官长；五、均公田；六、厚农桑；七、修武备；八、减徭役；九、覃恩信；十、重命令。其中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都是吏治改革的条款。庆历四年，范仲淹作《岳阳楼记》，有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提出了为官的政治标准，不能不说与这次改革的精神是一致的。然而这次改革遭到大地主阶级和众多“抑侥幸”官员的抵制，不久就失败了。宋仁宗始终是孤独前行。

(责编：vh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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