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社会 1970-01-01 08:00 的文章

原标题:在武汉社区,我看到的代际“数字鸿沟”

  上月初,武汉市委市政府共派出5万余名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下沉社区,共同参与疫情防控,身为武汉市直单位在编党员干部的我也位列其中。

  2月中旬开始,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先后发布公告,对全市范围内所有住宅小区实行封闭式管理。为避免外出购物产生的交叉感染风险,倡导广大市民通过网上购物来实现居家生活,在社区封闭管理卡口处设立“无接触投递”接收点。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我见证了武汉居民的日常生活逐渐向网络化趋势发展,但是,少数年长者并没有完全跟上数字化的脚步。

  首先,这段时间,居民主要借助手机获取疫情防控信息,但是,老年人无论是在手机使用还是网络信息辨别能力上,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这次疫情中,人们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新闻客户端等途径,实时了解更新确诊病例数、国家防控政策以及专家点评等。可是,对老年人来说,他们更习惯通过报纸、电视等获取信息。此次疫情期间,由于报纸投递困难,电视上的消息有一定延后性,一些最新的重要政策和方针可能会被老年人遗漏,从而作出不恰当的行动判断。在下沉期间,我就反复劝阻了一些因信息滞后而执意出门的老年人。

  其次,由于社区的全封闭管理,基本的生活物资都以社区为单位集中订购。这种订购模式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小区微信群统一订购,另一种是社区干部提前垫付购买。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需要居民通过微信群来获知订购和领取信息。在居民间隔排队领取生活物资时,我也时常看到:不少老年人由于不会使用手机上网而抱怨这种购物方式。

  最后,社交媒体成了社区疫情排查的最主要手段。为了对每名居民进行筛查,社区将所有居民划分到若干个网格,每个网格会建立一个微信群。每天早上,社区居民以户为单位在网格微信群中打卡,报告家庭成员的体温和身体状况。不过,我每天在统计微信群打卡情况时,还需要给网格中的高龄夫妇和独居老人单独拨打电话,因为他们多数都不会使用微信。

  美国学者本杰明·康佩恩曾提出“数字鸿沟”的概念:随着计算机的普及,社会上信息的“富人”与“穷人”之间存在鸿沟。针对“数字鸿沟”的表现,荷兰学者简·梵·迪克将其划分为接入沟与使用沟。目前我国的通信基础设施位于全球前列,因此这种数字落差并不直接反映在接入互联网的设备状况,而是主要体现在个体如何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从而更好地使用互联网。

  搭载着移动互联网的手机终端,凸显了亲代与子代之间在虚拟世界中的感知和体验差异。也许当子女们可以熟练使用手机拍照、购物、玩游戏或刷短视频时,自己年老的父母可能还停留在打电话或发短信的阶段。

  这种代际“数字鸿沟”并不会因为最终疫情的结束而消失。为了缩小这一“鸿沟”,老年群体的子女们应率先发挥“反哺”的作用,手把手教会自己的父母如何使用手机上网。除此之外,也可以发动各地的社区、村庄、老年大学以及公益性机构,组织更多场针对老年群体使用移动互联网的培训活动,继而帮助他们追上如今通信科技飞速发展的浪潮。在疫情期间,也需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信息需求,不要让信息滞后影响他们的生活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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