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鼠疫老照片）

韩福东/文

傅家甸是哈尔滨附近一个有24000名居民的地势低洼小城。1910年12月25日，当31岁的医师伍连德和他的助手林家瑞坐着俄式四轮马车抵达这里时，统计数据显示傅家甸当天的死亡人数是10人。

一场引发肺部病变的鼠疫，正在东北肆虐。傅家甸就是这场风暴的中心。俄国医师博古奇在一份报告中记载了最早明确发现鼠疫病例的时间和地点，那是在1910年10月12日的中俄边境城市满洲里。这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最早病例，在此之前一个月，鼠疫已经在俄罗斯乌利亚地区务工的华人圈子中爆发。

沿着当时先进的交通干线——铁路，疫情开始在毗邻俄罗斯的中国境内蔓延。10月27日，哈尔滨出现了第一个病例。而靠近铁路干线的小城傅家甸，因为接待过患病的中国劳工，迅速成为了最大的疫区。24000人的小城，几乎死去了四分之一。

进入傅家甸的医师伍连德主导了后半段的鼠疫防治进程。他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市），1879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1905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1910年奔赴东北疫区之前，他的职务是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副校长），外交部右丞施肇基的举荐，使他成为了哈尔滨防鼠疫全权总医官。正是因为有他的参与，这一次声势浩大的防疫运动才有了后面的成绩。

伍连德在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二天就赶往傅家甸。在这里，他所做的重要决策包括：佩戴口罩、火葬、隔离病患与封城。

口罩

伍连德到达东北还不到20天，1911年1月11日，奔波在傅家甸疫区一线的法国医生梅聂因感染鼠疫而病逝，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吉林巡抚陈昭常为此上书，请求皇帝给予优加抚恤。

梅聂是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在奔赴东北前，曾参加过1908年唐山腺鼠疫的防治工作。病逝之前，他本来有机会取代伍连德，统管东北鼠疫的防疫事务。

伍连德在自传中回忆，梅聂因1911年1月5日在哈尔滨新城俄国鼠疫医院检查病人时，没有佩戴口罩而感染。3天后，他身体感觉不适，轻微寒战、剧烈头痛和发烧，整夜坐立不安；第二天则开始伴有痰液的咳嗽。

俄国鼠疫医院收治梅聂后，经细菌学检查，明白无误地检出了鼠疫杆菌。抢救无效，1月11日，梅聂就病逝了。

医界领袖的突然亡故，在当地引发巨大恐慌。而梅聂在探视病人时，竟然不带口罩，也说明当时人们对飞沫传染和隔离的概念有多模糊。

口罩在19世纪末开始应用于医学防护。1897年，德国人莱德奇开始推广“纱布包口鼻以防止细菌侵入”的方法。在伍连德奔赴东北之前，傅家甸已有两位北洋医学堂的医生。口罩受到推荐，但未获应有重视。这里所有的医师、助手、杂役和消毒工、掘墓人都被要求佩戴口罩，但人们通常并不遵守，而只是将它挂在脖子上。

导致梅聂感染的俄罗斯鼠疫医院，伍连德也去过。该院的哈夫金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因注射了他叔父研制的哈夫金鼠疫疫苗，而颇为自信，检查病人时并不佩戴口罩。

伍连德随哈夫金进入传染病房时，竟担心自己主动要求佩戴口罩会被认为胆怯，这亦可见佩戴口罩在当时医界也确实是一种新举措，尚未形成具有广泛约束力的共识。不过，伍连德比梅聂好运，虽然未戴口罩在病房逗留十分钟，也问诊了病人，但他并未感染。

梅聂感染鼠疫病故之后，口罩开始在东北疫区大力推广。此前，当地医护相关人员佩戴的口罩或是现成的线织布片包以黑纱布制成，刚好遮住口鼻；或是一块外科手术用纱布衬上棉花盖住脸的下部。而新推广的口罩则用白纱布包裹住消毒药棉，可系于脑后。

伍连德在自传中称这种简易口罩是“中国防疫组织推荐”，但现在人们一般将其称为“伍氏口罩”。这种口罩的推广颇有成效，从医界出圈到普通民众，以至于傅家甸大街上几乎人人佩戴。不过，并非每个人都了解口罩的真正用途是用来防治携带病菌的飞沫进入呼吸道，有的医护人员还在口罩上喷洒来苏尔或未经稀释的石炭酸消毒，结果导致脸部被灼伤。有的民众甚至将其当作护身符，只是挂在脖子上，似乎用来辟邪。

伍连德事后总结说，在鼠疫疫情猖獗时，防护口罩被证明最有用。

火葬

东北鼠疫最初发端于1910年9月，由在俄罗斯务工返国的中国劳工传入，以黑龙江为中心，向南蔓延。

查当时中外媒体的报道，可以看见早期疫情造成的伤害与恐慌。如英文媒体《字林报》在1911年初报道称，此次感染鼠疫者百不活一，且传染极速，东北疫症蔓延无已，哈尔滨死者254人，傅家甸死者1184人，奉天死者38人，长春及吉林两处“死者不计其数”。

大连湾也发现了第二例疑似鼠疫感染者，有致命危险，但究竟是谁传染了他，尚未查明。在此之后，又很快发现了7名感染者，当地人心惶惶。

死尸的处理，成为一件棘手的麻烦事。伍连德刚到傅家甸的第一天，就注意到了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尸体。患者家属为了逃避警方调查和政府对房舍进行强行消毒，选择在夜间偷偷扔掉死尸。政府于是承担棺材、运费和丧葬开销，在大街上收集尸体，用未经抛光的薄木板钉成的廉价棺材装殓，然后运到公共墓地埋葬。

后来因为尸体激增，政府决定不用棺木而直接掩埋。但因天寒地冻，挖掘墓穴困难，所以尸体和棺木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堆积在地表，绵延近两公里。

尸体四处堆放并非傅家甸独有，其他疫区也存在这个问题。《字林报》2月16日发自黑龙江呼兰的消息称：掩埋死尸为此后第一重任，因尸身棺木遍地散置，且尸身多被狗所咬噬，政府已派马巡四队巡逻，查见尸身即与近来棺木一同放置在离城二里许的关王庙。

报道称当地知府最近态度已较从前大有改变，对《字林报》记者表达了极欲实施各种防疫政策的想法。知府还每日亲临监视防疫各事，并提出改良组织的意见。

对死尸的最终处理意见是火化。《字林报》发自呼兰的报道称，居民已同意将亲属尸身火化，第一次焚去680具，近一星期内焚去352具，并埋葬330具。现各处如法而行，但尚不能一律遵照执行。知府亲携煤油监视，实行此事。

集中火化的意见是伍连德提出的，他认为舍此无法解决尸体造成的病菌二次传播问题。在1911年的东北，土葬并守墓还是公共信仰。为了化解民众的抗拒，伍连德首先争得地方官吏和绅士的支持，而后奏请朝廷得到了皇帝的认可。

因尸体堆积过多，所以火化的场面极为壮观。据伍连德回忆，他们雇佣了200名工人收集棺木和尸体，将其按100具为一堆叠放，共计22堆。他们将成桶的煤油泼在尸堆上，还放置了石蜡。为防意外，现场安置了多套灭火用机械水泵和消防水管。

集体火化后的地面变得松软，伍连德又召集工人挖了几个大坑，此后的鼠疫死者就直接在大坑里火化。火化在东北的推广非常迅速，包括此前已被埋葬的部分鼠疫患者尸体，也被挖掘出来火化。

伍连德在自传中称集中火化是“伟大的历史性创举”，避免了“即将到来的春天，因噬咬受感染尸体而带菌的老鼠引发新的危机。”

隔离

1911年1月16日晨，在由安东（今丹东）开往奉天（今沈阳）的安奉铁路火车上，有一名年约40岁的中国乘客“突行咯血，霎时毙命”。在鼠疫流行的语境下，这个命案引发大恐慌。《申报》报道称，该车随即于鸡冠山旧站暂停，而后将全体乘客一并收容于该处隔离所内，详行检验，以防传染。

在安奉铁路乘客死亡的前一天，即1月15日，南满及京奉各铁路附属地至省城奉天间的道路，已经出于防疫考虑禁止车马来往。

时间再往前推，1月13日，由奉天乘京奉火车的旅客中，有两名感染鼠疫的患者，在列车行至锦州附近被发觉，该车随即搭载400余名乘客返回奉天，并在两天后将这些乘客收容于沈阳驿隔离所。

从《申报》的报道可知，隔离所已成各地的标配。南满铁道会社于附属地内，新修了占地76坪的防疫隔离所，工期进展非常快，仅两天就完工，共可收容三千人以上。

位于疫情中心的傅家甸，形势更为严峻。伍连德和他领导的医务人员原本住在大都会旅馆，但在梅聂医生死后，他们均被视为“遭瘟的人”，而被逐出旅馆。这个坏消息同时预示了一个好的转变：民众知道鼠疫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传染，“隔离”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在伍连德的领导下，关闭的学校、撤空的客栈等可供使用的建筑物，均被租用，并改造成4个区域：防疫办公区、消毒站、医务人员宿舍和接触者的隔离营。

对鼠疫的恐慌可以从下述消毒措施窥见一斑：每一封外来的信件和报告，都必须先浸泡在杀菌溶液中，晾干后再由侍役送给医官；而每天下班后，所有医生、卫生警察、担架员和运尸车夫等被要求必须从后门进入消毒室，先经1：40的石碳酸水喷洒衣物，然后更衣全裸进入浴室，用柔性抗菌剂漱口清喉，在加入来苏尔或石碳酸的热水中浸泡身体。受污染的衣物则全部进入1：3000的升汞溶液里，或用福尔马林烟熏。

疫情有其自身的传播规律。傅家甸加大防疫力度的同时，恰恰是感染人数飙升的爆发期。伍连德回忆，在开始实施隔离消毒措施的一个月内，鼠疫死者总人数已达3413人，最严峻的一天死亡183人，平均每天亦有110余人。

其他地方的死亡人数也在增多。《字林报》2月16日发自黑龙江呼兰的消息称：近来每日平均约死二十人，但这两天死亡人数突又开始增加。客栈和店铺仍未开门，各个要路均有驻兵把守，隔离所及鼠疫医院都有很多缺点。

因疫情蔓延，中国工人受到歧视。俄国即试图将所有中国工人隔离。据媒体报道，俄国于1911年1月14日出台了禁用中国工人的决策，东清铁路中国工人1500名全部被开除。而该铁路的3000名在华俄国工人，因公司不允许他们将眷属送回本国以避鼠疫，故均罢工要挟，最终不得不由军队出面弹压。

焚屋

回顾1910-1911年防控东北鼠疫的历史，可以说，伍连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事后反思也有做得过火之处，譬如将鼠疫感染者的房屋烧毁。

之所以烧毁房屋，追根溯源还在于当时对鼠疫的医学理解不够。因担心患者屋内疫气扩散，故一烧了之。

烧屋的做法，一开始在俄国租界内比较流行。《申报》1911年1月20日的报道称，俄国人防疫甚严，遇到家庭成员有因鼠疫死去的，即“将房屋物件尽行焚毁”。在租界三道街，就有一户人家因为房屋被烧，而向俄国人索赔一万余元。俄国人拒绝赔偿。估计此后类似交涉会增多。

日本管辖区内也有类似情况。《申报》报道称，吉林省公主岭于1911年1月15日有一华人染疫病故，该处日本当局行消毒法，并将附近五户人家共16人收容于隔离所，房屋则一并焚毁。

从当时媒体披露的个案看，在东三省，不仅俄、日管辖区存在烧屋行为，中国的防疫官员也有样学样，照搬照做。在辽宁铁岭南关果子围，来自长春的孙福兴感染了鼠疫，于腊月二十六死去，他拜访的曹友岩家，父子二人在正月初二日同时病故。曹氏父子死去的第二天，当地长官徐大令和韩警长就带领巡警将曹家房屋焚烧了，理由是“以免传播疫气”。

认为瘟疫是通过一种“气”来传播，这是传统医学错误的认知。烧屋行动就是这种认知所导致的结果。

焚烧房屋及其内家具的行为，引发了民众相当大的不满。中国对俄交涉局总理锡守就曾在与俄协商中表示：“满街商号店栈、货物器具焚烧已尽，商民实不聊生，可否酌量赔偿？”据说当时俄方并未完全表示拒绝，但随后保府屯有数十家做小本生意的店铺因所谓防疫需要而被焚毁，这些店主跑到交涉局要求追偿。俄方认为焚烧房屋器具过多，“恐赔不胜赔，徒增口舌，一概不允云”。

中国权力范围内的情形似乎好些。《申报》在1911年2月15日的报道中提到：“查东省自染疫以来死亡已六七千人，传播及数十州县，其患疫较重者不特全家毙命，并其房屋亦由官估价焚烧情形，至为可惨。旬日之内，中外医官疫毙十余人员，疫兵警死亡相继，但就恤款一项，计之需费已属不资，此外一切用项，如觅购医药、建设院所、制备医粮，均属刻不容缓。”由此可知，房屋被焚会有适当估价补偿，但在经费捉襟见肘的现实之下，估价应偏低。

在天津奥匈帝国租界，因要焚烧房屋引发民愤，险些酿成暴动，最终奥租界当局做了让步，承诺只焚烧屋内家具，保留房屋。在东北俄国铁路附近，有华人商铺屋内发现鼠疫患者但并未死人，但俄国执法者仍坚持将房屋烧毁，屋内3名华人也因此丧生。

伍连德在自传中回忆东北鼠疫往事时，并没有提及焚烧房屋的行为。但在当时，这并非个别现象且显然引发重大争议。1911年4月，在奉天举办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上，清廷钦差施肇基在演讲中对与会各国医师所提到的问题之一就是：“你是否认为烧毁鼠疫感染者的房屋是可取的做法，或者只需对这些房屋进行消毒即可？”

焚烧房屋的行为，在现在看来有些难以理解。这并非防范疫情传播的必备之举，甚至可以说它没有什么用处。现在人类对包括鼠疫在内的传染病有了越来越多的洞察与有效防范举措，无谓的伤害可以得到避免，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现代医科学的发展。

封城

傅家甸鼠疫疫情的失控，最终导致中国政府对其实施了军事封锁管制。

1911年1月22日，《字林报》发自北京的消息称，疫情已突破山海关，北京附近有数人患疫而死，烟台附近某镇疫情非常严重……因近日盛传鼠疫已蔓延至北京，故北京现正讨论实行禁绝交通之法。北京政府接到俄国官员的抗议，称哈尔滨道台阻碍防疫政策的执行，所以已将其革职。政府且在商议是否答应俄国的要求，将每日死亡百人以上的傅家甸完全隔离。

从这篇报道可以看出，将傅家甸封城是俄国压力下的产物。在封城之前，山海关已开始禁决交通，原本可以由东北开往南方的入关火车，都被扣留，不准通行。

尚不确定封城始于何日。伍连德在自传中仅提到，当时从长春调来1160名中国步兵，以加强执行针对傅家甸的封城决策。他们驻扎在俄国人开办的一个大面粉磨房里，分成小组日夜赴城外各处驻守监视。除此之外，还征召了600名警察成立一支警务分队，在城内予以配合。

傅家甸城外设置了军事封锁线，未经防疫局同意不得进出城区。因有1160名步兵在城外、600名警察在城内日夜执勤，在这座原本仅有24000人的小城内逃避监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封城得到非常严格的贯彻。

傅家甸不仅与外界隔绝，内部也被分为了四个区。每个分区的居民，右臂分别要佩戴政府分发的白、红、黄、蓝四色臂章，他们被要求只能在各自分区内活动，跨区须经特别许可。每个区由一名高级医官负责，带领足够的助手对区内房屋逐一进行检查，实施房屋消毒，并将新发现的鼠疫患者送到鼠疫医院，患者家属和其他接触者则被安置到隔离营，或送往借自俄国铁路局的车厢内加以隔离。

俄国铁路局提供了120节火车车厢，放置在距离傅家甸城区近两公里的地方，里面隔离了1000多名接触过病患的人，这些人一旦被确诊，就会立刻送至鼠疫医院。因无特效药治疗，这意味着被确诊者通常会在一两天内死去。

特别值得一提的例外，是傅家甸的一座罗马教堂。疫情正炽时，有300多信徒聚集于此，由一位法国神父带领他们礼拜祈祷，病患与健康人毫不避让。

神父宣称有治外法权，所以拒不执行防疫局的隔离和疑似患者上报的指令，遇有病死者就于夜半偷偷将尸体运出埋葬。后因死人太多，秘密埋葬已不可能，教堂内未运出的棺木遂越积越多。政府强行干预时，300多人中已有243人死于鼠疫，包括法国神父和一名傅家甸当地神父。

伍连德说：“这一事件表明，与鼠疫抗争的医务人员，不但要与由于无知与未受教育而形成的宿命论斗争，还要和宗教盲从较量。”

虽然隔离升级，但每天的死亡人数仍骇人听闻。《字林报》1911年2月9日的报道称，东北各镇疫情仍蔓延不已，傅家甸此前曾焚去尸身3800具，现复有尸身千具，堆积以候柴薪之至。傅家甸每日平均死数约八十人、长春六十人、奉天三十五人、吉林二十人。

报道还称，有人要求将傅家甸全镇焚毁以除疫害，但因当地居户反对甚力，而疫情亦有减缓的趋势，焚镇的倡议才告罢。

余波

东北鼠疫疫情的结束是突然到来的。拐点不期而至，到1911年3月1日，死亡数字降为零。

虽然伍连德将此称为“此确为科学组织之胜利也！”但科学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只是减缓了病菌的传播，并没能及时提供医治的办法。在随后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上，鼠疫疫情是否为自然消失也成为了一个议题。

在20世纪，中国境内最大的两次鼠疫疫情是1910-1911年东北鼠疫和1917-1918年山西鼠疫。就疫情的严重程度而言，东北鼠疫死亡人数要更多一些，它也开启了中国面向现代防疫手段的大门，在医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东北防疫虽然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但也有惨痛教训。譬如，在隔离疑似患者过程中造成严重的交叉感染。一个例子是，1911年1月，数百名乘坐三等车厢旅行的劳工和农民，被统一强制在奉天附近的小客栈隔离。客栈低矮、黑暗且肮脏，并不适合居住，且无适当隔离设施，导致每天都不断有人死去，1月23日夜，100多名被隔离者强行出逃，疫情因此扩散，奉天的死亡人数在一周后激增……

和100多年前24000人的傅家甸封城相比，1100万人的武汉封城无疑面临更多的挑战。在这个问题上，傅家甸所能提供的镜鉴有限，而武汉封城的得失可能要待疫情结束后才能看的更清晰。

（本文部分史实参考《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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