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信息疫情”之下，我们如何应对

　　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涛甫看来，此次与新冠病毒的战“疫”中同时存在着两个战场：

　　在医学战场，冲在一线的白衣战士众志成城，与新冠病毒直面拼夺；在舆论战场，信息激流涌动、起伏、对冲、反转，牵动着公众神经。

　　而对于公众媒介素养而言，此次突如其来的疫情，既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考试，也是一个深刻而生动的课堂。

　　世卫组织提出了一个新名词——“信息疫情”

　　解放周末：自新冠病毒疫情发生以来，人们的“手机依赖症”似乎更严重了。许多人每天关心疫情发展、查看疫情新闻，尤其是出门不便时，更是不自觉地时刻握紧了手机。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张涛甫：关心疫情是人们非常自然的反应。因为对每个个体而言，生命安全是最重要的，疫情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安全，触及所有人的生命底线。因此，当生命遭遇危机的时候，所有人都是相关信息的易感人群。人们对疫情信息的需求，无论是数量还是速度，都是巨大的、空前的。

　　解放周末：在阅读有关疫情的新闻时，一些人容易情绪起伏。尤其是在疫情暴发初期，时而焦虑、时而恐慌、时而沉重、时而兴奋、时而麻木。这是信息超载导致的吗？

　　张涛甫：公众关注度越高，信息激流就越汹涌，形形色色的疫情信息涌动、起伏、对冲、反转，时刻牵动着公众的情绪。但是，一个人对信息的接纳能力是有限的。虽然这种能力存在着个体差异，有些人强一些，有些人弱一些，但没有人能穷尽海量的信息，把它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人们接受大量信息，却没有能力对它们进行消化、加以鉴别，这就是“信息超载”。信息超载说明，个体有限的信息处理鉴别能力，与海量的信息之间存在很大的反差。

　　解放周末：这种反差会导致什么？

　　张涛甫：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针对新冠疫情召开了一个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会议中出现了一个新词语——infodemic。

　　infodemic，即information＋epidemic，可以直译为“信息疫情”。在关于疫情的海量信息中，有些信息是真实的，有些则非常离谱。面对信息轰炸，人们难辨真假，也不知道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辨别真假，因此而产生一系列心理和行为反应。世界卫生组织将这一现象描述为“信息疫情”。

　　解放周末：疫情发生至今，我们确实看到了许多离谱的信息，比如，喝白酒、抽香烟、喝漂白水、吃大蒜、涂芝麻油能预防病毒。

　　张涛甫：不仅仅在中国，在国外也有类似流言。据媒体报道，一度有流言说吃印尼炒面、幸运饼干会让人感染病毒。此外还曾流传过“新型冠状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中含有病毒的云层传播，人们在呼吸时就有可能感染”的说法。幸好世界卫生组织迅速做出了回应，指出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我们千万不能小看这些流言。借助社交媒体，它们传播非常迅速，甚至“跑”得比病毒还要快，影响巨大，我们称之为“病毒式传播”。它会影响一批受众，误导他们，让他们拒绝相信科学的公共卫生建议。

　　媒介音量空前巨大，

　　但其中也不乏杂音、噪音

　　解放周末：2003年全国抗击“非典”的情形仍在眼前，但此次新冠引起的社会反应程度似乎远超“非典”。尽管SARS和此后的禽流感、MERS和寨卡疫情都曾引起恐慌，但没有哪一次像现在这样出现“信息疫情”的现象。这是为何？

　　张涛甫：确实，2003年“非典”期间，我们没有感受到这么强烈的心理“震感”。排除医学上两种病毒在传染性、致死率上的差异，从传播学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传播环境和17年前相比，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2003年，我们还没有进入移动传播时代，传统媒体在舆论场上起着主导作用。2020年，我们已经处在移动传播的时代，每个人手上都有触手可及的信息接收端，可以非常轻便地把自己连接到信息的汪洋大海里去，信息的易得性非常强。尽管传统主流媒体仍在进行着信息传播的工作，但周围已经出现了海量的自媒体，任何一个普通大众都可以通过网络向外发布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人皆媒体”。这就打破了传统媒体对于话语权的垄断，原先“沉默的大多数”迅速被互联网激活，催生出难以计数的舆论“散户”，到处都是信息的出口。

　　解放周末：这些自媒体“散户”和传统媒体相比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