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半个月里，很多人经历了人生中最“宅”的时期。他们断绝了和外部的物理联系，仅在虚拟空间里和亲戚、朋友们保持联络。

以我家这个普通四线城市的大家庭为例——我和表弟表妹们在线上K歌房里团聚，在《王者荣耀》等热门游戏里组团“开黑”；我的父母则在《欢乐斗地主》里和他们的老友们“斗”得不亦乐乎。对我而言，这是一种很奇妙的体验。一方面，我怀念以往“四世同堂”带来的“年味”；另一方面，我也有点庆幸，不必和关系疏离的亲戚、老同学聚会，回答那些让人难堪的问题——“有没有对象”“每月工资多少”“什么时候买房”。

我们这一代人遇见上一辈的社交模式时，有时会产生一种违和感。“没有距离感”只是一方面，更大的问题在于价值观的代际冲突——就像电影《别告诉她》里的家庭聚会片段，面对从美国回来的碧莉，她的中国亲戚最感兴趣的是，“在美国多久能赚到100万美元”。

这种社交上的差异和冲突，曾让我相当焦虑。然而，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彻底消解了我的社交焦虑。

疫情之下，年长的亲戚们只能在微信的家庭群里互道祝福，他们再也无法聚在一起对我的人生指指点点。我也不用和旧日同学、朋友们在饭店聚会喝大酒，然后讨论不靠谱的人生。大伙随心所欲地通过互联网交流，像回到了最好的旧时光。我的父母，在我的指导下玩起了手机上的麻将和象棋，学会了拍小视频，还不停地求转发、求点赞。

事实上，参与社交的人可能还是同样一批人，他们既是我们血缘、学业、乡情等维度的“熟人”，也是日常心理上的“陌生人”。无论如何，我们并没有因为疫情的物理阻隔而放弃彼此之间的联系。网络社交所创造的适当距离，反而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得更加自然、更加主动，在无形中放下了对彼此的心理防备。

在朋友圈里，无数人像我和家人们一样“宅”，这种从线下转移到线上的社交和娱乐，客观上为疫情的有效防控作出了贡献，因为它减少了人员的流动，降低了疫情传播的风险。而对我来说，基于互联网便利所产生的“宅男”生活，让我拥有了18岁之后最完美的春节假期——因为社交不再成为负担。

以往我们担心的是，互联网发展之后带来的虚拟身份构建，让人脱离现实，更加孤独。如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雪莉·特克尔的观点——“信息技术在给人们带来沟通便利的同时，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弱化，有些人甚至因此丧失了面对面交流的能力。人们发短信、发邮件，上社交网站，玩电子游戏，从形式上看人们之间的联系似乎更轻松、更密切，但实际上却更焦虑、更孤单。”

不过，对于中国乃至东亚的年轻人，互联网带来的虚拟性和距离感反倒是消解社交焦虑的现实解决方案。因为我们在社交中面临的问题不是“关系弱化”，而是“过度亲密”。在东方文化中，熟人社交的特征是没有距离感、无法容忍差异性、长辈诉诸权威……而社交网络则提供了另一种连接的可能，它更平等，也更单纯，对冲了那些让我们觉得复杂而现实的社交法则。这无疑是“社交”这个永恒的人类需求在网络时代的进化方向。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一味依赖互联网。人终究是社会动物，互联网能提供虚拟世界里的温暖，缓解人们的不安与焦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无法消解社交焦虑。互联网指明并满足了人们真实的社交需求，而它并不是满足这种需求的唯一途径。归根到底，我们在现实中寻求理解，寻求更有效率的互动，才能拥有更好的人生。

尖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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