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对故意隐瞒真实行程的新冠肺炎患者李某(男,60岁,现住上海市金山区,已治愈出院)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这是此次疫情以来,上海第一起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案件。
上海市公安局在通报中指出,李某在就诊过程中始终隐瞒从重点地区返沪的事实,还多次出入公共场所,导致55名密切接触者隔离观察,造成严重后果。
在对故意隐瞒者表示极大愤慨的同时,人们也非常好奇:这55名密切接触者,到底是怎么被圈定出来的呢?
金山区疾控中心传染病防制科科长宋灿磊回答了这个问题。
宋灿磊接受晨报专访,摄影 杨眉包括宋灿磊在内,上海一大批流调(流行病学调查)人员,正奋战在疫情防控的前沿阵地上。从接到医院上报疑似病例开始,流调员们要迅速摸清其感染来源、活动轨迹、接触人群,并将密切接触者向其所在街道、社区进行通报,在第一时间采取隔离措施。
正是因为他们争分夺秒而又细致入微的工作,才使得上海市民可以在每日疫情通报中看到“确诊病例涉及区域和场所”的情况,以及“对查明的密切接触者已全部隔离医学观察,对已确诊病例的小区都已告知当地”的表述,从而对自己所居住的街区,所生活的城市,产生足够的安全感。
也正因为如此,有网友给流调员们取了一个酷酷的别称:猎毒者。
冒雨出征流调标准有二:“最短时间”“无一遗漏”
自1月20日上海出现首例确诊患者之日起,宋灿磊所在的金山区疾控中心,就开启了全天候的疫情防控模式。
疾控中心应急值班室里,24小时有流调人员在岗值班。
每接到一个疑似病例上报,流调员们都要迅速出动,向医院接诊医生了解病人情况,并按照工作流程,通过电话或面对面向隔离病房内的病人了解其个人基本情况、发病就诊情况、发病前后活动轨迹及可疑病例接触情况,判定密切接触人群,最终形成调查分析报告。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为了全面查找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流调员们每一次接报都如临大敌,严阵以待。
“一个病例从上报疑似,到实验室出第一次检测结果,一般在5-6个小时左右,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我们最怕的,就是漏掉任何一个密切接触者。”
流调出发宋灿磊说,无论上报病例的情况怎样复杂,“最短时间”和“无一遗漏”,是流调工作绝对不能打折扣的两大标准。因为只有在最短时间内追踪和提醒到每一位密切接触者,才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一个乃至一大群人。
每个疑似病例都要做两次检测,两次结果均为阴性,疑似病例就可予以排除,之前调查到的密切接触者们也会被立刻通知到。这也等于说,宋灿磊们针对这一疑似病例的所有工作,其实是“白做”了。
金山区疾控中心实验室而这样的“白做”,基本每天在发生。
金山区上报的首例疑似病例,是在1月25日,大年初一当晚。本区一家医院的发热门诊接诊两例从重点地区来沪探亲的夫妻,两人都有发热伴肺炎症状。宋灿磊和同事们在15分钟内出发前往医院,因为这对夫妻发病前后活动轨迹和人员接触情况很明确,调查相对比较顺利,但当宋灿磊整理完调查报告,也已经是大年初二凌晨了。
几个小时之后,第一次实验室检测结果出来,阴性。 第二次检测,仍为阴性,予以最终排除。
流调工作中从1月25日开始,截至2月19日晚,金山区疾控中心总共收到58例医院上报的疑似案例,最终有3例确诊。
宋灿磊告诉晨报记者,他和同事们的每一次行动,都做好了打一场硬仗的准备。
“我们的工作性质非常特别。我们接到每个上报病例,都会全力以赴,严阵以待,但与此同时,从内心来说,我们也宁可每次到最后发现都是白忙,都是虚惊一场。当然,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练兵,我们的工作能力、工作价值,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展示。”
面对最复杂案例,进入隔离病房调查
现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李某,是金山区3例确诊中的第二例,也是宋灿磊和同事们经手最为复杂的一例。
2月2日上午11:50,疾控中心的应急电话响起:某医院上报疑似病例李某,发热伴咳嗽、乏力及肺炎,有多日重点地区旅行史,且曾在该院多个科室就诊。
作为流调老兵的宋灿磊,敏感地意识到这可能不是一个普通病例,于是决定组建经验丰富的临时小组。12:10,疾控中心出动了总共6人的流调员队伍,其中包括市疾控中心派驻金山的两位专家。而之前的疑似病例调查,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组。
物资核查在医院了解到李某多日的就诊记录后,宋灿磊发现事态的严重性。
李某1月24日从江西南昌来到上海,住在松江某宾馆,当晚出现发冷症状,但认为“可能是自己被子盖少了”。
第二天,李某从松江打车回到金山家中,当天乘坐过出租车,去过一家便利店。
从1月26日起,李某先后去过医院呼吸内科、急诊科、中医内科、感染科等科室,几乎每天都在医院出没,但在医生询问流行病学史时,他只告诉医生自己是从江西南昌过来的。
李某就诊次数不寻常的增加,也引起医生的怀疑。在反复盘问之下,李某终于透露自己就在南昌之前,有过武汉、黄冈等地三四天的旅行史,于2月2日被送往发热门诊。
从1月24日发病,到2月2日进入发热门诊,李某连续多日与医护人员、其他病人、出租司机、宾馆服务员、超市员工等打过交道,而当时还不确定是否有更多可能的密切接触者。其时间跨度之长、接触人员之多、情况之复杂,令人瞠目。
信息核实在李某之前,宋灿磊和同事们根据工作规范,主要是通过医院协助,与疑似病例通过电话了解情况。
“但李某的情况非常特殊。第一他60岁了,记忆力不太好,而且一个人居住,没有家属可以帮助回想;
第二他的活动轨迹复杂,而我们要求掌握每个时间点的活动轨迹,当中不能留白;
然后我们也了解到,之前社区向他了解情况的时候,他可能身体状态不太好,不太愿意配合。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电话调查,效果可能是非常非常差的。所以我们最终决定,我和一位同事穿着二级防护服进入隔离病房,开展面对面调查。”
数十小时医院监控录像,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作为非临床医务人员,进入隔离病房,与高度疑似病例面对面,当时是什么感觉?
“这肯定有心理压力的,尤其是刚进去的时候,确实会紧张一点。但随着面对面展开交流,压力是慢慢、慢慢释放的过程。
因为你越深入调查,你就觉得这个病例有意思,在一定程度上感觉这是一种工作的成就。我这么说是不是很怪?(笑)可能这就是一种专业的本能吧。到最后,情绪就完全松懈下来了。”
从2月2日下午1点半进入隔离病房开始,宋灿磊和同事在隔离病房待了将近两个小时,通过录音笔,记下了李某从发病之日起详细的活动轨迹和对应时间。
宋灿磊说,整个调查过程根本顾不上什么感觉,但调查结束脱掉防护服的时候,他和同事都发现衣服已经湿透了。
从医院出来,已经是2月2日下午3点半了。但,这场硬仗才只是刚刚开始。
宋灿磊,摄影 杨眉宋灿磊接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明确指令:密接者名单,必须在检测结果之前出来!而这份名单的分量和可能引发的后果,不言自明。
宋灿磊和同事们梳理了李某在过去十天的活动轨迹,做到每个时间点都有与之相对应的明确位置。院内部分,由医院配合疾控中心调取监控录像,一一排查;其他公共场所,则交由公安部门协助排查。
根据疾控中心的预测,发生在医院内的密切接触者将占绝大多数——后来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预测。最终被划定的55名密切接触者当中,发生在院内的就有47名。
疾控中心调取了李某就医每天的监控录像,加起来总共数十个小时。只要李某的身影在视频中出现,宋灿磊和同事们就点着鼠标一路追踪,对于在其周围约2米左右出现的人,再放大细查:李某和对方分别有没有佩戴口罩,医护人员是否做了足够的防护措施……
医院监控筛查光是看监控录像,就用掉了4个多小时的时间。
“我们把每个相关的时间点都做了记录,特别是注意一些特殊举动。比如李某什么时间摘了口罩,在他摘口罩的过程中身边有几个人经过,这些人什么时间也摘了口罩,什么时间又戴上了。”
而在看过录像之后,宋灿磊的同事又到每个相关科室现场进行了复盘,确定通过视频估算的位置、距离等与密切接触者相关的数据,都与实际情况相符。
根据输液室位置图,再与监控一一对脸
医院最大的排查难点,出现在急诊科输液室。因为李某在其他科室停留的时间还比较短,接触人群还比较有限,但他曾经在两天内先后有两次输液,在输液室停留的时间超过两个小时,而这家医院的输液室有79个座位,本来就是人群密集的场所。
宋灿磊说,比较庆幸的是,他们详细问过医院,确认当时输液室的窗户是开着保持通风的,“按照国家和上海的要求,如果是密闭场所,那当时在场的所有病号都需要被隔离,那样的话人数就更多了。”
宋灿磊和同事们现场拍下并测量了输液室的位置图,最终以李某所在位置为中心,按照左右四个位置(约2米)、前后2排(约1.5米)以内,初步圈定密切接触者范围。现场距离较近且没有佩戴口罩的,也被纳入进来。
“除了看位置,我们还要确定输液室人来人往的情况。比如虽然不在李某附近坐,但有的病人可能在起身上厕所的时候经过李某身边,或者有短暂站在其身边的情况,这也可能是密接接触者。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还要追踪这些病人具体回到了哪个座位,然后记下座位号。”
在初步圈定院内密切接触者相关信息之后,医院迅速反馈了这些人的联系方式。疾控中心一一电话联系进行复查,比如询问对方当时佩戴的口罩类型,是否出现身体不适等。
“接到我们的询问电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很紧张的,这完全可以理解。所以在询问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做好安抚工作,但也告知对方先行做好居家隔离,等待进一步通知。”
流调车辆随时待命2月2日晚11点,疾控中心已经完成了一份较为详细的流调报告。
在疾控中心紧锣密鼓工作的同时,公安部门也根据疾控中心提供的活动路线图迅速出手,最终划定了另外8名密切接触者,疾控中心对之进行了又一轮电话复查。
在李某的检验结果出来之前,金山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手上,已经拿到了这55名密切接触者的名单。
这也是金山区3例确诊病例当中,密切接触者最多的一例。
值得庆幸的是,这55名密切接触者,目前都已经解除集中隔离,平安回到家中。
来源:周到上海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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