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社会 1970-01-01 08:00 的文章

作者:严文华

疫情当前,隐瞒病史、隐瞒旅行史,很可能构成违法行为。这几天,已经有了很多教训。

但隐瞒病史等行为,一方面是法律问题,一方面也是心理问题。按理说,有武汉和湖北旅行史并不是错,身体不适甚至不幸染上病毒,更不是自己的错。为什么有的人非要隐瞒?

作为一名心理学工作者,我猜测这些人可能有以下心理:

一是强烈的病耻感。

有人会认为得这种病非常不光彩,会被人歧视,会被人责骂,会被人当作异类。在心理咨询中,常遇到一些来访者对生病有强烈的病耻感,完全不接受“病人”的标签和角色,有时仅仅是劝这些人去医院就医诊断就需要花费很长时间。

二是多重恐惧感。

有对被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的恐惧,既然到医院去看病,说明这些人身体已经有一些反应,让他们觉得自己可能感染了病毒,没有看病之前就已有各种可怕的联想;有对隔离的恐惧,如果他们如实报告情况,不论是否得病,都要被隔离,而他们对被隔离充满了恐惧;有对被指责的恐惧,他们非常担心自己报告了实情之后,会被家人、朋友、同事指责,会被不认识的人指指点点,甚至会被网络上的陌生人“人肉搜索”和责骂。

三是盲目乐观。

有人虽然也担心自己得病,但仍然心存幻想:“病毒不是只传染那些抵抗能力差的老年人吗?我年轻,抵抗能力强,平时很少得病,不会有事的。”或者认为:“我平时没有做什么亏心事,不会有疾病找上我。”

四是逃避承担自己行为的结果。

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但这些人却退行到儿童的自我状态,做了事情之后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主动或接受隔离,比如主动报告旅行史,而让别人或整个社会替其承担责任。

五是淡漠的社会责任感。

他们没有意识到每个人是抗击疫情中的重要一环,更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引发连锁性的社会反应、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也不排除有些人即使意识到了也毫不在意。

基于以上可能性,这些人在心理上采取了否认的防御机制,仿佛否认自己的病史、旅行史就可以不得病,或减少得病的概率。这种否认是一种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它最大的特点是拒绝承认和接受现实。这种主观现实给了这些人虚幻的心理安慰:只要不承认,就多一分安全。

这些人的内在,其实充满了冲突,有着非常矛盾的心理:既心存侥幸、蔑视死亡,同时又无限放大死亡的威胁;既到医院求助,又对医学半信半疑;既做了需要被隔离的行为,又逃避承担这种行为的结果。这些人内在的冲突反映在外在的行为上:以为自己偷偷摸摸、行踪隐匿就可以逃脱病毒感染和被隔离。

和疫情作战其实是和人性的弱点相搏。群体的动力会放大人性的弱点。尽管绝大多数人都有清醒的认识、都能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但一定也有少部分人不能做到这些,这些人是疫情防控中的薄弱环节和难点。

如果在洞察人性时,一方面教育和引导人们看到人性中的脆弱、软弱、恐惧和羞耻感;另一方面采取具体的措施防范人性的弱点,这将会促成转化,降低疫情防控中高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减少类似行为的发生?

一是不对病人、疑似病人、疫区的人有污名化的言论和行为,绝不歧视任何来自疫区的人,有过疫区旅行史的人。在抗击疫情时,每个人的言行都是相互影响的。污名化的言行会破坏群体内部的同心同德,削弱战斗力。

二是不指责病人。得病不是来自上天的惩罚,更不是人们做错了什么事情导致的。生病只是身体机能出了问题。病毒传染时不会首先鉴定人们的年龄、性别、收入、职业、社会声望等,病毒的传染不做任何区分,是无差别攻击。有时候人们会犯基本归因错误,把应该归因于环境的原因归因于个人,这种归因偏差会强化某些人的病耻感。

三是不在隔离时采取极端措施,包括张贴带有标签色彩的封条、横幅或标语。这些极端措施尽管只是少数,但它一经网络传播,就会强化人们的歧视,甚至把歧视正常化,也使得一些人对报告旅行史心存恐惧。

四是制订一些有导向性的措施,包括法律、政策方面的要求,用外在强制要求把人性弱点的漏洞堵住。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能驯服自己内在的恐惧和自私,但每个人都必须遵守规章制度。

在和新冠病毒肺炎作斗争的过程中,人们会发现一点:面对真实是需要勇气的。他们既要面对自己内心的恐惧和挣扎,又要面对外界可能有的负面反应。

真相有时并不好看,疾病和死亡并不因为人们的隐瞒就不存在、不发生。在对违法行为严惩的同时,整个社会需要创建一种氛围,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拥有如实报告自己病史和旅行史的勇气。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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