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关荣大半辈子在救人。
2010年,他创建武汉市长江救援志愿队,带领这个队伍挽救了700多个人的生命。他说,“我不可能看到一条生命在我面前消失。”
他熟悉长江,他知道哪里的堤岸坡度超过30度,哪里的青苔最厚最滑,哪里的台阶下面被江水掏空。他把黄鹤楼码头回流50米的“三角区”,称为武汉水域最危险的地方,2014年,他和同伴在这里救了24条生命。
他曾描述,年轻的他第一次救人时,“那个人按着你的肩膀往水下按”,那种恐怖的眼神他怎么也忘不掉,那是一种“求生的本能”。
他可以在水下憋3分20秒。可2月6日上午9时30分,他没有憋过那口气。71岁的俞关荣因患肺炎去世,死前未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他给朋友留言:“一个多余的字,一个多余的动作都能让人喘个不停”。
妻子王天蓉说:“他救了一辈子人,最后自己需要人救的时候,连亲人都没有办法。”
1
生病前几天,俞关荣去成都参加救援培训。临走前,他跟队员郝振海说,有关救援队的后续发展,自己有很多想法,回来再跟大家交流。没想到,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在圈子里,大个子俞关荣是有名的健美先生,他跑马拉松,横渡长江,家里的哑铃太太提都提不起来,不打麻将不喝酒,没有一根白发,大家说他“最少得活到90岁”。
起初,没有人将他与新冠肺炎联系起来。
妻子王天蓉记得1月11日那天,俞关荣出去跟老同学聚会,玩了一整天,晚上回家后说有点冷,“一会就开始流鼻涕”。她给不怎么吃药的丈夫吃了两天感冒药,“多喝点开水”。
1月13日,星期一他就去上班了。
1月16日,王天蓉发现,俞关荣不仅感冒没有好转,咳嗽了,还有点喘,身上关节也有点疼,“像是没精打采”。一量体温,发烧到38.4摄氏度。
1月17日一早,他们去协和医院,挂了普通门诊,还拍了片子,医生告诉他们,俞关荣的肺部有感染,要打针,“连着3天,打3支头孢”。
然而,打针后,俞关荣的身体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王天蓉后来后悔不已,当时,她让丈夫找医生换成进口药打,但俞关荣不肯,说“买点维C银翘片,煮点红糖水在家里喝”。
“当时我们在协和看病,提都没提,什么发热门诊,什么新冠状肺炎,根本都没有往上面想。”王天蓉说。
俞关荣生病的这几日,也是武汉疫情通报的空白期。1月12日至1月17日,武汉卫健委称,无新增病例。1月19日,武汉通报一夜新增136名患者,不过新闻说:传染性不强,疫情可防可控。
直到1月22日,王天蓉发现丈夫的病情开始加重,高烧到39摄氏度,去协和医院再次看病时,丈夫坐在板凳上,头倚墙,“咂着嘴巴喘气”。但这次,医生让她马上到发热门诊看病。
医生让俞关荣去打两天针。23日,武汉市封城,市内没有地铁与公交车,她只好和俞关荣骑共享单车去看病。王天蓉看见喘气的老伴将单车骑得左右摇摆,像扭麻花一样。
第二天是除夕,女儿送他们到红十字会医院。王天蓉说,医院人挨人,连坐的位置都很难找。他烧到39.8摄氏度,不想讲话,坐在一个不会吹到风的地方,头靠着墙。那天下中雨,王天蓉打着伞站到外面,队伍很长,半天动一个,跟前面人贴着,人都急死了。上午10点多钟去的,打完针到凌晨4点多钟才回家。
王天蓉说,自己怀疑老伴可能就是在那段时间感染的。1月26日,她陪着俞关荣去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拍CT,医生告诉他们,俞关荣“双肺感染很严重”,当时,俞关荣已没有了上楼梯的力气。郝振海给他打电话时,俞关荣直言“太难受了”,每两分钟就要喝一口水,将口腔里的黏痰压下去,“否则呼吸不畅通”。
27日,他已经不能自己穿袜子和裤子,喘得厉害,平时5分钟的路,走了半个小时,“脚都抬不上车了”。
王天蓉曾多次向医院、社区求助,希望能将俞关荣安排住院,都没有结果。1月29日,在朋友帮助下,俞关荣终于住进武汉市第六医院,王天蓉松了口气,说“心里的铁坨掉地上了”,她跑了3条街给老伴买了面吃,但没想到,那是自己见他的最后一面。
2
2月6日,俞关荣去世的消息很快在救援圈传开。得知消息,64岁的张建民哭了一上午。
张建民是长江救援队的第二任队长。他说,老俞从不发脾气,讲义气,总是笑眯眯的,“大家都很喜欢他”。
2010年,俞关荣在网上召集大家成立一支救援队,“相互传授一些救人经验。”张建民回忆,当时有100多人加入了救援队,俞关荣以全票当选队长。
据武汉市水上公安局统计,2010年以前,武汉市平均每年都会发生100多起溺亡事故。2010年到2013年,这个数字下降到每年60起左右,2014年,溺亡事故减少到了20多起。
张建民说,以前大家都是凭借一腔热情救人,“没有掌握科学的救援方法”。
俞关荣想找到一套救援体系。54岁的郝振海是长江救援队培训部的负责人。俞关荣带他一起去北京参加应急救援课程,去红十字会做志愿者,学习急救知识,“我们学完后,再去教别人”。
俞关荣说:“一个救援队单在长江里救人还是不全面,应该把培训搞上去,两条腿一起走。”
这个倡议在当时遭到很多人反对。“每年在长江里捞几十个人就行了。这就是我们的功劳。捞上来,交给120就完了。”郝振海回忆。
但俞关荣坚持,要学会急救,培训的第一节课就是心肺复苏。
3
心肺复苏一直是他心里最深处的“疙瘩”。
2005年,俞关荣的儿子在上班时搬电扇,意外触电身亡,死时只有23岁。“这件事对他的打击非常大。”王天蓉记得,俞关荣呆呆坐在沙发上,3天不吃不喝,任由眼泪和鼻涕流。
很长一段时间,他坐公交车时哭,下雨时哭,半夜时哭,他总想,如果有人给心脏骤停的儿子做心肺复苏,儿子可能就不会死了。
他一个人去登珠峰,他说,那里的山离天最近,爬到顶峰,就能跟儿子离得更近一些。
在珠峰大本营,俞关荣发现优秀的登山者都提前做好了各种应急预案,他们看起来最不怕死,其实他们最尊重生命,他们会用一切办法“活下去”。
“登山改变了他。”王天蓉说。他感觉“还有很多事要做。”
长江救援队的队友成了俞关荣的第一批学生。
队员们救过人,也眼睁睁看过生命在自己手中离去。2002年,他们救过1个溺水的大学生,捞上岸后,郝振海眼看着学生的脸色从青到黑,十几分钟后,他的鼻子、嘴巴开始流血,等急救医生赶到,一摸颈动脉,已没有生命迹象。医生问他,给做心肺复苏了吗?
“不会做,不敢做!”郝振海说,那时他只会拨打120。
后来,大家开始培训急救课程。郝振海培训很紧张,生怕讲错,俞关荣鼓励他,你只管讲,讲错了我给你纠正,你要是不讲,永远也上不了台。后来,郝振海每年都讲个几百场,“徒弟教徒弟。”
他们不再只是湿着脚在江边了,他们去学校进社区,教居民如何防火防触电,教老人如何预防心血管疾病,应对出血与烫伤。
在俞关荣看来,每挽救一个生命,都是在挽救一个家庭。他的目标是“让城市因溺水而死亡的家庭悲剧减到最少”。
俞关荣还倡导器材优先的救援理念。他说,贸然下水救人很容易遭遇危险,他提倡救人时要学会用竹竿、救生圈、抛绳包等器材,紧急时,一个塑料水壶、一块泡沫、一只排球,甚至一根手指粗的树枝都能发挥作用。
在他看来,只有保护好自己的生命,才能救人。仅2014年一年,他自己就救过52个落水者。
2014年5月起,长江救援队推出值守制度,在8个值守点,定时定点值守。如今,两江四岸有20个常规值守点。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任剑涛曾评价长江救援队,超越了个人英雄主义,把个人救助深化为具有现代感的组织化行为。
俞关荣还将目光投向了国外。2012年,周汉明接到世界冰泳协会邀请,去白令海峡参加接力赛。周汉明起初不想去,俞关荣劝他,比赛中,国外的游泳者会采取一些应急的救援措施,“你跟他们接触,就能看得到,学得到。”
“他走早了,他如果还有10年……”周汉明说。
4
俞关荣住院后,两位老人都度过了人生中最漫长的9天。直到俞关荣死去,王天蓉也没能见他一眼。她只能在电话里听着老伴的声音越来越微弱。
住院第3天,俞关荣给老伴打电话,口气很艰难,他说,我离不开呼吸机,又站不起来,手也没劲,因为医护太忙,我的尿盆和便盆她们都来不及倒,你能不能进来帮帮我?
“我一听他说话的口气,我都急死了。骑着车子就往医院赶。”但护士不让家属进入病房,她只能买两个脸盆,递进去,让老伴代替便盆使用。
俞关荣死后,王天蓉发现,递进去的脸盆和毛巾都干净如新,连抽纸巾都没动过。
这让王天蓉感到痛苦,他那么爱干净的一个人。每天要洗头、洗澡,上班前,还要用水将头发打顺再走。吃水果,洗干净后还要放到盐水里浸泡。
临走前两天,他电话里说,快去给他买成人纸尿裤。70岁的王天蓉哭着去超市找纸尿裤。她说,没用过这个东西,不知道长什么样。她提着纸尿裤,央求护士让自己进病房,再次被拒绝。
说到这些,她不停地哭起来,在电话里对记者说:“我觉得他心理上受的煎熬,比那个病可能还要难受。”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王天蓉也不知道,丈夫是否真的死于新冠肺炎。她曾电话叮嘱俞关荣,让他请医院做核酸检测,俞关荣说,医生告诉他不需要做,肯定是。
2月4日,俞关荣电话交代遗愿,声音很慢很弱,老伴都不太听得清楚。他叮嘱王天蓉,要好好保重自己,自己临走也不要抢救,不要切喉管切气管,把骨灰洒在龙王庙外的江水里。
那里位于汉江与长江交汇处,生前,他常常在这里游泳,也在这里挽救了很多生命。
王天蓉说,俞关荣喜欢唱歌、唱戏,京剧、越剧、黄梅戏,他都会唱。他还会跳舞,会拉手风琴、二胡。
郝振海说,“只要哪里有灾难,他扛着包就走。”2015年,“东方之星”沉没,俞关荣一大早联系队员,赶去救人。2016年,湖北多地暴发洪水,俞关荣开着私家车,带着冲锋舟,帮忙去转移灾民。郝振海至今记得,他两脚站在水中,背着灾民上岸的场面。
“他这一生挽救了很多生命。”周汉明说,但老俞总说救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俞关荣的微博名为“大磉”。有朋友曾问他网名的来由,他解释,“磉”是柱子底下石礅和垫脚石,寓意为中流砥柱,坚固、四平八稳。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尹海月 实习生 龚阿媛
2020年02月12日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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