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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要点

《时代》1999年评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亚洲人物”，卡拉OK的发明者井上大佑也在榜中。

90年代，卡拉OK在内地遍地开花，由于市民过于热情，北京文化局甚至将歌厅的营业时间从0点放宽到凌晨三点。

“量贩式”KTV的出现让卡拉OK真正进入市民生活。2010年以前，龙头企业钱柜在北京朝外的门店月收入超过1000万。

传统KTV行业目前市场规模超千亿，但面临着租金和人工成本上涨，新业态冲击等多重挑战。

1999年8月，《时代》周刊出了一本特刊——《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亚洲人物》。

榜单里有个知名度不高的人——井上大佑，大多数人不认识他，但很熟悉他的发明——卡拉OK。

1940年，井上大佑在日本大阪出生，长大后在酒吧当伴奏乐手。1971年，一位老顾客希望井上能到旅行地进行表演，但井上因故无法同行。于是他找了个折中方案，根据老顾客熟悉的音调和节拍录了一盘伴奏带。

伴奏带效果大获好评，“请帮我制作一首曲子”的要求接踵而至，这催生了井上发明卡拉OK的灵感。

在尝试中，井上制作了一台由扩音器和计时器组成的机器，并将之命名为“8 JUKE”，这台机器可以重放录制好的8音道的磁带，使用者可以在机器的伴奏下进行演唱，这便是卡拉OK一号机。

井上大佑和“8 JUKE”

卡拉OK机摆上酒吧柜台后，井上请女服务员做“托”演唱，再请客人同唱，很快收到了效果，麦克风从晚上六点半到凌晨一点半都没有停歇，酒吧的生意随之兴隆。

不少公司从卡拉OK机中嗅到商机，于是根据井上的创意推出了自己的机型，卡拉OK很快风靡日本，涉足卡拉OK的公司在热潮中赚得盆满钵满。

有意思的是，井上本人没有申请专利，即使这能为他带来1.5亿美元的巨款。这位发明者心态颇为乐观，称自己不后悔损失专利权，如果专利权让他在80年代一夜暴富，他也可能因为过度涉足各种投资，在日本经济衰退后留下大笔债务。

卡拉OK的出现让腼腆的日本人放下包袱，像明星一样大展歌喉。在火热发展中，卡拉OK走出了日本，风靡亚洲。

卡拉OK对亚洲文化的影响有多深？《时代》周刊对井上的评价恰如其分：他改变了亚洲的夜晚。

被改变的不只是夜晚，还有娱乐产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进入中国后，卡拉OK在重塑国人夜生活的同时，也发展起一条庞大的产业链。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卡拉OK在国内几经起落，形态一再迭代，如今，它再次来到一个危险档口，这一次，年过半百的卡拉OK还会有未来吗？

卡拉OK热潮席卷90年代

卡拉OK在亚洲其他国家风靡之际，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广州，正在寻找和外商合作的机会。

当时外商对中国的开放政策尚有顾虑，负责外事工作的官员希望外商先尝试性地进入中国市场，而卡拉OK正是一个既不需要太多投入，又能满足大众娱乐需求的新鲜事物。

1988年1月，中国内地第一家卡拉OK厅在广州东方宾馆悄然开业，东方宾馆的卡拉OK厅是一个能容纳60人的开放大厅，圆形的小舞台上摆放着点唱设备。

1988年，广州东方宾馆的卡拉OK厅

当时东方宾馆的卡拉OK厅招待的多是外宾和有身份的人物，不过这一新鲜的娱乐形式很快就在广州和其他城市流行起来，进入更多人的生活。

1988年夏天，北京东郊出现京城第一家卡拉OK歌厅——“你歌卡拉OK厅”，已经消失40多年的营业性歌舞厅在北京重新出现，虽然引起了争论，但还是迅速遍地开花。据北京市文化局统计，截至1993年9月，北京市共有注册歌厅282家，到1995年，包括歌厅等在内的新型文化娱乐场所已达1400多家。

卡拉OK开得恰逢其时，改革开放后，港台流行音乐传遍大街小巷。小虎队无人不识，1988年的龙年春晚，歌手程琳演唱了一首《信天游》，带起了民间的动感节奏。在日渐丰富的娱乐生活里，人们渴望一展歌喉，渴望更多个人化的表达。

那时候卡拉OK厅火热到什么程度，饭店里有，酒楼宾馆里有；街面上有，胡同里有；有的地方甚至连粮店、菜站都改成了卡拉OK歌厅。

北京的夜晚由此改变，过去一到晚上七八点，商店关了门，人们吃饱看会电视就准备睡了，卡拉OK的出现点燃了人们夜生活的热情，晚上10点都还只是卡拉OK刚开始热闹的时候，北京市文化局原本规定歌厅的营业时间不得超过0点，后来逐渐放宽到凌晨两点，经过特批甚至可以开到凌晨三点。

一开始，卡拉OK的音源多是来自日本、新加坡等地，内地唱片公司在发现商机后纷纷加入卡拉OK光碟的制作中。卡拉OK热潮和内地音乐的发展相得益彰，《弯弯的月亮》、《一封家书》、《涛声依旧》等是当年卡拉OK歌厅里最受欢迎的曲目，歌曲中的乡愁也是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的见证，直至今日依然魅力不减。

KTV取代歌厅，大众狂欢

1995年，卡拉不那么OK了。

经过几年积累，卡拉OK厅的设备和服务逐步完备，投资者见有利可图，纷纷掷巨款对歌厅进行升级。最早的大厅式卡拉OK变成各种豪华包间，配上了当时少有的空调和大电视，加上各种洋烟洋酒，吃喝玩乐一应俱全。

由于当时豪华包间有最低消费标准，客人一晚消费几百上千是常事，卡拉OK厅逐渐成为只属于有钱人的高消费场所。

卡拉OK越来越贵的同时，酒吧、体育健身等丰富的娱乐活动正在兴起，普通人纷纷用脚投票，而卡拉OK厅违规收费、有偿陪待等情况引来了监管的注意，常客也去得少了，一度成为人们夜生活主要去处的卡拉OK厅日渐冷清。

1995年4月，北京日报在《歌舞厅应面向大众》一文中写道，豪华的歌舞厅上座率普遍不足4成，一些歌厅已悄然关门。到了2000年，北京关张的歌厅已达七成，即使是两家过去在王府井颇为红火的卡拉OK厅，也没逃脱关门的命运。

从群众中来的卡拉OK要想重振旗鼓，还是得回到群众中去。就在传统豪华型卡拉OK厅没落的同时，变化也悄然到来。

2000年，麦乐迪KTV在北京落地，带来了日本的量贩式卡拉OK。日语中的“量贩”有“大量批发”、“自助”等含义，引申出来的“量贩式”指的是透明、消费者自助和平价的经营方式。

麦乐迪的经营模式很好体现了量贩式的特点，比如明令禁止不能给小费、欢迎客人自带食品等。最吸引人的还是面积大、性价比高，一个可供四五个人用的小包间，麦乐迪的时价是白天每小时39元，晚上每小时100元。对于家庭、朋友聚会来说，KTV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要谈量贩式KTV的发展，不可不提的品牌是来自台北的钱柜。

钱柜KTV是KTV行业的领头羊，1995年1月，钱柜在大陆的第一家KTV落户上海静安，当时人们对卡拉OK的认识还停留在让普通人望尘莫及的夜总会上，钱柜的到来打破这一格局。2年后，钱柜在上海卢湾开了第三家店，而这会的钱柜已经火遍了整个上海。

2001年，钱柜进军北京，第一家北京门店在朝外开业。凭借富丽堂皇的装修、实惠丰富的自助餐，钱柜KTV令麦乐迪一下子相形见绌，京城明星和年轻人无不被深深吸引。之后几年，钱柜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武汉等地的新店陆续开张，那会的钱柜不仅是一个KTV的名字，还是时尚和品位的象征。

钱柜的火爆程度从北京朝外店的经营情况可见一斑。据店员回忆，朝外店自开张后一直火爆，最火的时候是2005年到2009年，当时包间需要提前两天预订，即使是工作日也会每晚客满，月收入能超过1000万。

鼎盛时期，钱柜还有自己的厂房，专门供应喇叭、音响等设备；开办了钱柜培训学校；拥有一家时尚杂志，风头无两。

不过，过了十几年的好日子，钱柜开始像传统卡拉OK厅一样走向没落，量贩式KTV也迎来了挑战。

欢歌笑语中，变化悄然而至。

几度兴衰，出路何在

2015年1月，火了十几年的钱柜朝外店关门了。

这是钱柜2年来在北京关闭的第三家门店，在陆续关闭首体店、雍和宫店和朝外店后，曾经的KTV行业龙头只剩下在惠新东桥附近的最后一家门店。

不只是北京，钱柜在其他城市的经营同样惨淡。2015年，钱柜KTV在大陆市场上的业务量大幅缩减，门店从原先的17家骤减到3家，其中2家在上海，而这两家店也在转卖，除了唯一盈利的徐汇店能卖个好点的价钱，剩下的八佰伴店的转让条件是帮钱柜还清欠款即可。

钱柜的衰落有其自身的问题，2008年，钱柜陷入管理层动荡中，原董事长刘英坚持“先把KTV都做起来”，再考虑盈利问题，其发展思路招来股东的不满。同年9月，董事会将刘英赶下台，钱柜易主练台生。

不同于刘英“迅速扩张”的思路，新老板更看重成本控制，就任后先是砍掉自助餐，之后又缩减开支、停止门店扩张，大批员工因此离职，服务质量随之降低，钱柜收入也每况愈下。恶性循环中，钱柜变得徒有高价格而没有好服务，没落在所难免。

不过，这些年衰落的不止钱柜，整个传统KTV行业都在走下坡路。

KTV火热的时候，地产行业也在高歌猛进，无论是北上广深还是三、四线城市，商铺租金都水涨船高，而量贩式KTV吸引顾客的关键正是面积大，单个门店就有3000、4000平的规模，租金压力越来越大。

和地产一样瞩目的，还有互联网行业。

2016年，在中关村南大街上开了十多年，承载了周边数所大学上万学生回忆的麦乐迪KTV撤店，取代它的是一家口腔健康科技创新空间，这源自2015年开始的中关村业态调整。彼时，相比去线下K歌，全民创业才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几年前，团购APP之间靠低价来争夺市场的O2O大战历历在目，低价战让KTV行业陷入白热化竞争，利润被削薄。除了团购，移动互联网浪潮还带来了更多样的娱乐方式。互联网公司都在聚焦被称为Z世代的年轻人，Z世代们的娱乐方式丰富多彩，相比去线下唱歌，许多人更愿意在手机上刷视频、打游戏消磨时间。

即便是唱歌这个大本营，也遭遇着来自互联网的冲击。在线K歌APP、迷你KTV都在分流着本属于线下KTV的消费者。凭借海量曲库、灵活趣味的产品功能、加上互联网独有的社交属性，唱吧、全民K歌等在线K歌APP成为新的潮流选择。2016年开始在商场、超市、电玩城、步行街等人流密集区域大量出现的迷你KTV，让人们在逛街休息，或是等位就餐时，都能进入箱子样的迷你KTV里高歌一曲。

传统KTV也曾试图转型，比如钱柜就曾推出“钱柜KTV”APP，但与装备齐整的互联网军团相比，钱柜们的努力没有溅起一点水花。

城市生活丰富多彩，年轻人们越来越宅，KTV开始上山下乡，用时下的流行词汇，就是下沉。在广袤的下沉市场，KTV成了中老年群体最爱的社交场所，这门生意在许多地方仍旧红火，只是曾经是潮流象征的KTV，如今颇有几分“夕阳产业”的落寞。

面对现实，传统KTV也在努力，试图在体验上提供更多可能性：比如设计创意主题包间、加入电影点播设备让KTV变成私人影院、增加桌球和桌游等娱乐项目等。这些努力颇有成效，这两年传统KTV市场规模企稳回升，颓势有所逆转，但传统KTV的行业模式风险仍存。今年疫情的出现，让问题更加暴露。

图源：《2019年K歌新媒体场景营销白皮书》，艾瑞咨询

几天前，与诸多明星有关联的北京“K歌之王”旗舰店总经理向员工发布的内部信广为流传。内部信称，因疫情时期持续闭店，北京“K歌之王”承受着巨大的财务压力，将与全体员工解除劳动合同。

魅KTV投资人、桔子水晶酒店原创始人吴海最近的文章《哎，我只是个做中小微企业的》也引起热议，文章显示，去年12月，魅KTV总部和10家直营店成本总计551.54万元，人力成本占62%，租金成本占33%。账上还有1200万，不营业没收入的情况下只能撑2个月。

然而，刨除疫情，情况仍旧不容乐观，“K歌之王”旗舰店总经理在内部信中这样提到：“K歌之王”2019年度的效益与前几年相比，差距之大，令人咋舌。

很显然，即便没有疫情，KTV的日子也没有那么好过。

重线下、成本高、同质化是KTV行业目前绕不开的问题，同时，娱乐方式层出不穷，在推陈出新抓住年轻人的心上，KTV似乎优势不大。但仍有人选择坚守，比如吴海坚持认为KTV仍是一门好生意，发明了线上K歌模式的唱吧创始人陈华也通过线下的麦颂KTV踏踏实实挣到了钱。

事实上，线下KTV依旧是个大市场。

据艾瑞咨询的数据，2018年整体K歌娱乐市场总规模达1294.1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KTV业态规模高达1280.2亿元。体量庞大的KTV市场有其不可替代的线下特性，但在底层技术不断更新、新的娱乐设备和方式接踵而至的当下，危机仍旧四面潜伏。

KTV能重振旗鼓吗？回顾过往，答案不难找到：进入中国有三十余年，卡拉OK几度起落，又凭自身业态调整东山再起，说到底，衰落的从来只是跟不上变化的业态，歌唱和娱乐的需求从未淡去。

参考资料：

《四十年四十个第一：第一家卡拉OK厅》，CCTV

《卡拉OK的几度兴衰》，北京日报

《钱柜大陆余音：上海最后两家门店寻买家，暂留下北京一家店》，澎湃新闻

《最老牌的钱柜朝外店也关门了，KTV你还好吗》，第一财经

《北京钱柜KTV朝外店明起停业 月收入曾超千万》，新京报

《2017年中国迷你KTV行业白皮书》，艾媒咨询

《2019年K歌新媒体场景营销白皮书》，艾瑞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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