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武汉后的第三天，徐慧连给老公打了个电话，“你要管好两个女儿，别让她们被传染。”电话最后，她用开玩笑的语气说，“我有两个女儿，我俩的基因都被遗传了，即使有什么意外，也不遗憾了。”

吴晓虹到达武汉的一个多星期后，在和同行聊天时，有人突然说，“我们要不要立个遗嘱。”她沉默了几秒，突然说了一个词：向死而生。

徐慧连和吴晓虹都是支援武汉的浙江医生。一位是浙江省中山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一位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

抗击新冠肺炎，这场战争没有硝烟，却异常凶险，她们和同行们在最前线，承受着不为人知的压力，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每一天都在负重前行。

她在心里喊了声：我的天

2月8日是元宵节，这是吴晓虹来武汉的第 14天，也是她心情最舒畅的一天：当天她所在的武汉普爱医院有7位病人康复出院。

大年初一，浙江组建首批135人医疗队奔赴武汉，吴晓虹是其中之一，他们支援的是武汉普爱医院。初到那里，她就感到形势比想象中的要严峻。“一是病人基数很大，二是这个病的传染性真的非常强。”

吴晓虹和同事到达武汉那天，武汉确诊新冠肺炎618例，3天后，这个数字翻到了2261例。

邵逸夫医院重症护理护师、同为医疗队队员的董凌峰有一次晚上8点经过医院的发热门诊，还看到大约有200多人在候诊。

他们还看到武汉一些同行夜以继日的高负荷工作。

“最让我们意外的是，医护人员感染的风险比较高，病毒的传染性的确厉害。”吴晓虹形容当时的自己：心里咯噔一下。

早前，曾有支援武汉的医生在日记里这样写：听说，同一层楼工作的当地一位医生确诊，我们内心百味杂陈，既为这名医生感到担心，也担心自己是否有传染风险。

吴晓红和同事皮博睿

在武汉天佑医院支援的徐慧连则感到了另外一种压力。

她1月28日随浙江省紧急医疗队到达武汉。2月3日进入普通病房工作时，并没有感到异常之处。第二天，工作联络群内负责人询问：医院的重症医疗组医师人手紧张，需要支援，哪位医师有重症监护室工作经历？

有10年ICU经验、10年呼吸科经历的徐慧连第一时间报名。

进入ICU后的徐慧连在心里喊了一声：我的天！

“里面的病人几乎都上了纯氧，这意味着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平时在ICU，不会遇到整批这样的患者。对我来说，这是很大的冲击，内心很沉重。”

为了做好防护，医护人员们小心翼翼。

徐慧连争取在医院时，不摘掉口罩，不脱防护服，不吃不喝不上厕所，避免职业暴露。她在住宿的酒店准备了一台紫外线灯，放在卫生间，进去后，所有外衣都消毒处理。

和吴晓虹同属一个医疗队的邵逸夫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陈岳亮说，医院开出一间专门的办公室供医护人员午餐，“每次吃饭就进去一个人，这个吃完，下个再进去。”

董凌峰说，在酒店里，大家也不相互串门，实在想聊天，就各自站在房门口，说上几句。

保护好自己，战斗才能继续，想要取胜，这是他们要走好的第一步。

董凌峰

我特别想抱抱她

“来武汉，是需要勇气的。隔离病房，太考验体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吴晓虹说完这句话，突然沉默，她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

体力的考验自不必说：每天穿戴防护设备七八个小时，不吃不喝。有时候里面衣服全都湿透了，皮肤瘙痒也不敢去挠。

吴晓虹本来就有神经性皮炎，每次穿上那套装备，一热，一出汗，肩部、脖子就奇痒无比，但也只能忍着。

“有些护士皮肤比较嫩，时间一长皮肤都有点烂了。我们从隔离病房出来，都要用酒精棉签去擦洗耳朵鼻子，那个滋味，真是酸爽。”

如果这些忍一忍也就过了，心理上的冲击则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平复。

吴晓虹至今也忘不了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她是一位新冠肺炎的确诊患者。

吴晓虹询问病史时，程序性地问她家人的情况。

“她说，我先生两天前去世了，因为这个病。她说这句话时，眼神是空洞的，还带着迷茫。有些人在至亲去世时，会很激烈，比如大哭大叫，但是她的情绪很平静，是那种茫然无助的平静。”

老人手里拿着很多检查的片子，她把一堆片子递给吴晓虹时，又抽出几张说，那是她先生的，她要保管好，到时去殡仪馆领取骨灰时要用，“她说这些的时候，语气特别平静，就像说一件无关生死的普通事。”

吴晓虹的心一下子就被揪住了，她的眼泪涌到眼边，努力没让它掉下来，“我当时特别特别想去抱抱这位老人。”

事后，吴晓虹才了解到，老人的儿子也是因为新冠肺炎在住院，“我真的不知该如何形容这种感觉。”

说完这一切，吴晓虹低声叹了口气。

徐慧连会嘱托病人，下次让家属带些牛奶来，增加营养，有人迟疑了一下，低声说，“家里没人了，都在隔离。”

那一刻，徐慧连不知如何接话。她最后给病人建议，“让同病房的病人家属帮忙带一些。”

徐慧连

遭遇这种情绪的时候，吴晓虹尤其思念家人“平时在家，工作上无论遇到什么事，只要回去，即使什么都不说，见到家人就会松弛下来，家人这种情感上的慰藉是无可替代的。在这里，需要自己慢慢消化。”

幸亏我来了

进入重症监护室的徐慧连其实在不断地做心理建设。

她进重症监护室的第二天，普通病房的同事对她说，前一天，病房里的一位患者走了，“那是位年轻人，才30多岁。”

之后，徐慧连参与抢救了一位60多岁的男性患者，“上了呼吸机，但他的生命体征平稳，很配合，看着体质不错，肝肾功能也没问题。”

就在徐慧连觉得他能化险为夷时，一天之后，来交班的她发现，这位男患者的床已经换了人。

“突然走的，满打满算也就一天时间。”那一刻，徐慧连有些恍惚，“没想到会这么快。以前的抢救，多数时候会经历很久，找家属反复谈话。在这里，一切都很快。我就觉得，我和这个患者才匆匆一见，都没来得及仔细看他。”

有时候，徐慧连会因此产生无力和挫败感，“作为医生，我平时能力还可以，能救很多人。但这个时候，我会觉得无奈。”

徐慧连的无力感，吴晓虹也有，她常常会假设：如果不是在这么特别的时期……

这个时候，吴晓虹会想：幸亏我来了。“医生在疾病面前不是万能的，但来到这里，就能做点事，也许能改变点什么。说实话，我们一直没觉得自己有多勇敢，有多少担当，只是想做点事情，大家都这么想，情况总会有些改变吧。”

对武汉的同行来说，大概更能深切体会到这种改变。

此前有媒体报道，武汉某家医院的医护人员看到省外来支援的医疗队，都哭了，说援军终于来了，快要撑不下去了。

“他们的呼吸科医生，一个月都没有休息了。”吴晓虹的同事、邵逸夫医院医生陈岳亮说。

吴晓虹也感受到了本地医护人员的辛苦，“他们真的苦，有的连续一个星期不能回家，撤下来还要隔离14天，也不能回去，只能对着手机视频和孩子通话；我们来了后，多少能帮他们缓解一点压力。”

她顺势和病人一起躺在地上

进入重症监护室的第三天，徐慧连遭遇了一次危机。

一位60多岁的女患者突然狂躁，扯掉自己吸氧的面罩、硬生生拔断输液管，整个人从床上往下滑。

“我和5位同行冲过去，想把面罩给他戴上，这可是要命的事，她本来就缺氧严重，没有面罩后，脸很快变成青紫色。”

病人又踢又打，对着徐慧连他们大喊，“我要医生，我要10位医生，让医生救我。”

徐慧连大声说，“我就是医生，你快把面罩戴上！”

徐慧连

无济于事。

顾不上太多，徐慧连和同行凑近患者，试图把她抬到床上。

“我弯腰去抱她，她的手一下子抓住了我的后背，紧紧地抓住我的防护服。”防护服一旦被扯破，徐慧连就会职业暴露，她不敢用强，顺势和病人一起躺在地上，用手轻轻拍她，以示安抚。

眼看着病人的情绪慢慢安定下来，身边的护士眼疾手快，把面罩给她戴了上去。

“她不是故意攻击我们，她是缺氧太厉害，控制不住地烦躁，那种窒息感，让她有这种求生的挣扎。病人也特别可怜。”从地上起来后，徐慧连全身都是汗，她感到了后怕。“但当时也顾不上害怕，管不了那么多，做医生的，都有这种职业本能。有风险，也会去做，真的不幸传染了，也无怨无悔吧。”

太阳总会出来，花儿总会开

隔离病房里，也不是只有凶险。

邵逸夫医院的护士沈枫锋在病房里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谢谢。

隔离病房里，没有护工，没有家属，病人的一些生活起居都是护士负责。除了发药、挂水这些基本的护理工作，领饭、打开水、洗水果、换纸尿裤，这些都是沈枫锋要做的。

“我做每一件事的时候，每位病人都会说谢谢。”沈枫锋说，一位80多岁的老人，呼吸急迫，每说一个字，都要喘气，“但我给她洗个苹果，她都双手合十，努力说谢谢。”

沈枫锋和同事送病人出院

徐慧连负责的病区，一位重症病人刚刚撤掉呼吸机，神志开始清醒，那天早上，她说“我要吃饭、我要喝水”时，徐慧连一阵欣喜，“她闯过了这一关，说不定马上可以转入普通病房。”

吴晓虹记得一位转来的危重病人，刚来时，胸闷气急，情况糟糕，他们调整治疗方案，两天后，这位男患者渐渐好了起来：可以自己呼吸，可以完整说话。

这种喜悦感让吴晓虹那一天都情绪颇高。更大的欣慰是他们接手病房后，没有出现过死亡病人，几位重症病人，也在渐渐好转。正月十五这天，7位病人还出院了。

徐慧连在电话里说，“我会做到光荣回归，但这样的环境也没办法百分百保证，做医生的都有两种打算。”

有同行说，要不要立遗嘱时，吴晓虹回了一句：向死而生。“对医护人员来说，死亡不算禁忌话题。”

他们做了最坏的打算，但又心态明媚。

“我每天晚上想的是：今天休息好，明天去打仗。我肯定是最勇敢的那位，我也最规范。”徐慧连声调抬高，说话哈哈大笑。

细腻的吴晓虹有天回驻地，她惊喜地看到原来大门紧闭的一些小店开始开门了，沉寂的街道有那么一点生机了。“武汉动起来了，那种寂寥的感觉被这种动感稀释了不少。”

她想起了元宵节那天，一位出院的老人对他们说的一段话：虽然这场疫情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但不管怎样刮风下雨，太阳总会出来，花儿总会开，我们的生命也会生生不息。

来源：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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