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第3天，杨艳已经能用一些“特征”识别“从头遮到脚”的医生和护士。有位护士“比别人都高”，还有一位“眉毛特别浓密”。在病房，杨艳每天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谢谢”。

一组肺部CT扫描影像出现在医生的电脑屏幕上，杨艳只看了一眼，就几乎确定：“我感染了。”

这个42岁的女人曾在武汉一家医院的B超室工作多年，有影像学知识基础。“正常的（器官）片子是黑乎乎的，我那个一片白色。”她回忆。此时她已经发烧8天，胸痛、呕吐，咳嗽越来越剧烈，也越来越容易感到疲惫。

2月5日早上，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杨艳接受了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她希望能住院治疗，医生告诉她，现在没有床位，要与社区联络。

2月9日上午，杨艳在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的病床上与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通话时说：“这张病床来得太不容易。”

杨艳身边的医护人员大多来自江苏援助武汉的医疗队。据官方数据，截至2月8日，已经有超过1.2万名医务人员从全国各地驰援武汉。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则一再指出，落实“四类人员”分类集中管理措施，要做到应收尽收、不漏一人。

一场多方联手的行动开始了

2月9日上午，陈石接通视频电话，看到了母亲马芸。母亲所在的四人间病房位于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几个小时前，马芸和丈夫陈明刚刚从东西湖方舱医院转到这里。持续吸氧后，她的血氧饱和度上升了，说话也清晰了很多。“精神看着还可以。”陈石描述，“我妈说医院很好。”

2月7日，陈明和马芸夫妇接到社区打来的电话，通知他们晚上7点到社区集合。7点30分，该社区共有10人登上大巴，开往东西湖“武汉客厅”。

武汉客厅位于汉口金银潭，原是文化和商业建筑集群，如今是武汉最大的方舱医院。7日下午5点，它正式启用，来自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陕西紧急救援队、湖北中南医院和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的共计15位医生、30位护士入驻，集中收治轻症患者。其中，A区专门收治核酸检测呈阳性的患者，一旦病情转重，患者会被转送到距离较近的金银潭医院。

由于人数较多，陈明马芸夫妇等到8日凌晨2点才入院。马芸对儿子描述，当晚方舱医院有几百个患者入住，牛奶、泡面、拖鞋等生活物资都是集中堆放，按需自取。

8日早上，一位医生来查房，发现陈明和马芸的状况不好。他们均持续发烧，意识昏沉，一直在咳嗽，自主呼吸困难。医生当时表示，两人需要吸氧，得转院。

陈石记得，当天通电话时，父母的表达已经有点模糊。到了9日凌晨2点，一辆救护车将他们送到了金银潭医院。“我现在放心点了。”陈石说，在早上的视频通话中，母亲告诉他，护士已经“抽了十几管血，还要打针”。

在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护士每天会定时为杨艳测量体温，她能吸到氧气，也输了液。到了吃饭时间，医护人员会把饭菜送到病床边。她估算了一下，医生一次值班时间不少于4小时，护士还要长得多。

她用“尽职尽责”形容这群她从未见过面容的人。最让她高兴的是，9日早上，她已经不再发烧了。中午，她吃了医院提供的酸菜鱼、炒粉条和炒菜苔。

此前，根据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要求，全市各城区都在进行“四类人员”的集中收治和隔离工作。这四类人员是：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2月5日，指挥部下达命令，确保疑似和确诊病例“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确保一个都不放过。违反此条者，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相关规定，严格追究责任。

一场政府、社区、媒体、志愿者团队和公民个体联手展开的行动开始了。

“能填的表我都填了”

杨艳至今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感染。

她家距离华南海鲜市场大约2公里，但这位家庭主妇从未去过，春节前连门都很少出。

她考虑过另一种可能。

1月中旬，作为医院麻醉科医生的杨艳的丈夫参加了一台手术。术后，他忽然接到医院通知，病人发热，参与手术的医护必须居家隔离。至今，杨艳的丈夫和女儿都没有出现疑似感染新冠肺炎的症状，但1月29日，杨艳发烧了，此后每天都烧到39摄氏度以上。

最初，她服用普通感冒药和退烧药，体温刚刚下降又骤然升高。她觉得胸口疼痛、乏力，求助社区后，2月5日凌晨，她到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做了CT和血常规检测。

“一开始还有侥幸心理，一看片子就伤感了。”杨艳回忆，“该有的症状我都有了，我心里给自己确诊了。”CT结果显示，她得了“病毒性肺炎”，随即就做了核酸检测。

从医院出来，她走路都没力气了。症状越来越严重，6日凌晨，她又来到中心医院。门诊医生告诉她，没有床位，让她和社区联系，看社区有没有办法。

“社区无暇顾及我们的时候，真的很无助。”杨艳回忆，在医院工作的丈夫试着求助，也被告知“等一等”。她搜罗网上的信息，在媒体提供的求助平台填报个人资料，“很多电话我都打过”。2月7日，她等来了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的一张病床。

春节前两天，陈石还见过父母。大年初三，59岁的父亲陈明开始发烧，社区医院的检查结果是“支气管炎”，开了点药让他回家。

服药没有减轻症状，两天后，57岁的马芸也发烧了。夫妻俩感到恐惧，决定到定点医院发热门诊做检查。

社区也没有车辆接送他们，两人步行两个多小时，才来到定点的天佑医院。胸部CT和血常规结果显示，他们疑似患上新冠肺炎。

回到家，陈明的症状加重了。他几乎无法起床，开始呕吐。马芸也感到厌食。两个人都在发烧。

陈石联系了人民医院的发热门诊，让父母再去检查一次。两人拒绝了儿子要来接送的请求，步行一个半小时赶到医院。挂了号一看，前面排着两三百人，好几个小时等过去，才拍了胸片，做了血常规。

医生开了静脉滴注的药物，他们输液至午夜。大厅里四五十个座位，依然坐满了患者。2月4日，他们接受了核酸检测。这天，陈石曾联系社区，被告知“未确诊，没有排队入院的资格”。第二天，检测结果传来，两人都是“阳性”。此外，人民医院还出具了重症的报告。陈石再次联系社区，当时“态度过激，还骂了人”。如今他很后悔，“是我不好，太着急了”。他记得，那天跟父母联络时，两人听起来很虚弱，不想说话。

2月6日，陈石又电话催了社区好几次，没有得到结果，“不是你们一家的问题，好多人都是这样”。他记得对方提示他，有的子女会去医院抢床。

“我以前也知道这事，但当时医院的床位已经统一调配，不再对口个人了。”陈石说。他开始想其他办法，发求救微博，通过微信转发求助信息，“能填的表我都填了”。2月7日，陈明马芸夫妇终于接到了入院通知。

在病房，每天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谢谢”

陈石18天没有真正见到父母了。

“所有人跟我说尽力了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去找他们。”但每一次，他都被母亲劝阻“管好你自己就行”。在他的印象中，父亲木讷老实，母亲脾气火爆。社区的工作人员曾跟他说：“劝劝你妈吧，她把我们小丫头（工作人员）都要骂哭了。”然而连续发烧十几天后，这位曾经的女公交司机失去了平时的火气和活力。

杨艳住得离华南海鲜市场比较近，听说“市场被封”时，她感到紧张，还有意识地备了点药品。随即她看到通报，“可防可控”“未发现人传人”，心里安定了，还嘲笑自己“想多了”。

直到武汉“封城”，“我才知道情况不对了，这个事情会很严重”，离春节还有两天时，杨艳做了两次大采购，储备的物资塞满了家里两台冰箱。

从发烧那天开始，杨艳在家中自我隔离，不和丈夫、孩子接触。饭好了，丈夫戴着口罩端给她。她去卫生间时，全家人都要做好防护。“冲马桶我都不用手摁，用卫生纸卷筒碰触。”

并不是所有的战“疫”故事都拥有可以期待的美好结局。在武昌区，58岁的卫玲和她80岁的母亲均被确诊患上新冠肺炎。一家人辗转求助，最终只等来一个床位。大家决定，让老人先入院。然而就在住进医院的当天，老人去世了。床位空出来，可以给女儿住了。

这是一些并不罕见的故事：有人还没等到确诊就已经离世；有些人走了，社区的入院通知电话跟着来了；有人在阳台上“敲锣救母”，为母亲呼唤一张床位；有人全家感染，无人可以照料年幼的孩子……

住院第3天，杨艳已经能用一些“特征”识别“从头遮到脚”的医生和护士。有位护士“比别人都高”，还有一位“眉毛特别浓密”。在病房，杨艳每天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谢谢”。

“都是爸爸妈妈的孩子，太不容易了。”杨艳停顿了一下，哽咽着说，“他们舍弃了自己的家。”她的女儿是一个还没毕业的医学生。眼下，这位母亲总是忍不住想，“有一天，她也会上战场。”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陈石、陈明、马芸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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