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刻意隐瞒的情况，不仅要谴责，还要通过制度、法律的完善和设计，从根源上减少隐瞒行为的发生，阻止其产生致命后果。

患者隐瞒状况致68名医务人员被隔离；武汉返乡谎称菲律宾归来、致4000余人居家观察；广西玉林市一感染者因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被立案侦查……这些天，全国各地出现多起刻意隐瞒疫区旅行史、人员接触史甚至确诊后主动与他人密切接触的案例。这些隐瞒行为违背社会公德，害人害己，引发公众关注。

在各地政府、媒体、基层组织等各方的努力下，少出门、戴口罩、不聚餐等基本疫情知识已得到广泛普及。刻意隐瞒病情或接触史，不仅会耽误自身治疗，也会对他人的健康造成极大的风险。对于这些案例，如何以此为鉴，从制度、法律层面进行规避，是下一步必须思考的问题。减少类似隐瞒现象造成的危害，需要做更多细致工作，完善事前预防和事后惩治机制。

首先，相关部门应当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开展普法教育。此次疫情突如其来，民众对相关法条的了解较为模糊。关于刻意隐瞒的问题，涉及我国刑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多个法律法规，司法机关也出台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对于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隐瞒行为，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相关部门应当及时开展宣传教育，让法律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

通过广泛的普法工作，也可以引导民众权衡利弊，从思想根源上扭转刻意隐瞒倾向。正如不少网友所分析的，这些刻意隐瞒者要么是抱着侥幸心理，以为自己“没事”；要么是有故意危害他人的不良心态。当人们清楚地知晓此类行为会付出的代价，自然也会三思而后行。

同时，基层工作也需从细节处入手，做好疫情防治中的“危机沟通”。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份疫情爆发沟通指南所说的，疫情爆发时，任何人都是利益相关者，但是不同社会群体有着不同的顾虑。因此，基层治理应当照顾到各类人群的心理特征和状况，实施精细化管理。

比如，对于有疫区旅行史和接触史的人来说，他们的顾虑是自己如实说明后的结果。尽管大多数人为了自己和社会的安全，都会选择不做隐瞒。可是仍有少部分人会由于不必要的担心和自私心理，选择刻意隐瞒，这群“隐藏”者可能会对疫情防控产生负面影响。对此，相关部门和基层社区应当加强与公众的沟通，明确对感染者和接触者的保护措施，打消他们不必要的顾虑。

而这样的工作，必须从细节入手。比如，就个人经历而言，我发现一些车站、社区在要求填写人员信息表时，往往只是让大家勾选是否有湖北旅行史。但是对于隐瞒情况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对有旅行史人员的应对措施，表格上却鲜有提及。只有充分阐明相关事实，消除相关人员的不确定感，才能更准确地搜集信息，让相关防控措施发挥更好的效果。

因此，对于刻意隐瞒的情况，不仅要谴责，还要通过制度、法律的完善和设计，从根源上减少隐瞒行为的发生，阻止其产生致命后果。

撰文/任冠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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