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十三个月的时间，这本书终于写完了，真的要对雪松和本书的责任编辑葛文聪女士说一声抱歉。应该更快一些完成的，但因为我 本身散漫拖沓的个性，一下子让书的交稿进度一拖再拖，是他们包容和体谅我，从不催促，更令我汗颜。

2018 年春节大年初五，我到叔叔家拜访，叔叔问我最近忙些什么?我说在写书，为一个朋友写，写他二十年坚持做的一件事。爸爸和叔叔小时候是在东城区灯草胡同长大的，那里有他们儿时的记忆， 灯草胡同与协和胡同几街之隔。我绘声绘色滔滔不绝地描绘着小方， 描绘着 1999 年后走进方家人故事里的冯雪松，讲啊讲的。正在洗碗的婶婶也放下了手中的活计认真地听了起来，大家还你一言我一语地回忆着当年这些似曾相识的人的样貌，比如方朱理、比如方澄敏，还有协和胡同左近的那一条条老街......说着和听着，忽然我的眼睛就有些酸，回忆是多么具有凝聚力啊!它把几代人渐行渐远的记忆正一点一点地拽回来。拉近这些凝重而美好回忆的推手正是雪松，我只是被他感召的一个传播者。家人忆旧的话题一打开，整个屋子里的亲情氛围更加浓郁温馨，爸爸和叔叔全都叮嘱我:“你一定要好好给人家写啊!你的这个朋友雪松太了不起了!”

对雪松一共也没有采访过几次，但因为同是媒体人，我会更加懂得他的付出和艰辛。作为同龄人，也更加感佩他无私高贵的情怀。有时候闲暇望向窗外时，有时候开车手握方向盘时，我会构思这本书 该怎么写?头脑中忽然会交错出好几条线，方大曾和我外祖父是同龄 人，1937 年他们都是二十五岁。冯雪松和我是同龄人，我们都出生 于 1970 年代的第一个春天。雪松的儿子瑞濠和我的儿子皓玄又只相差一两岁，也是同龄人。我们都在同一时点上生活在曾经的北平现在的北京。在一种时空的交错中，我会天马行空地想象一下——

1930 年代中期，因为住所都在东四到东单这条大街上相邻仅两公里，或许我的外公就见过或者与小方擦肩而过呢!那个时候，我的 外公可能在忙着上学也可能在培养着他的一个新雅好吧!那时他的家 世也是蛮殷实的，他同样喜欢摄影，但他的镜头扫过之处多是一些家人的倩影和山水的风情。而那个时候，方大曾已经胸前挎着一架相机云游四方，用快门捕捉着市井中一张张生动的身影和面庞;也可能，他把镜头对准了黄河边的船夫和晋北荒凉破落村落里的农民，又或者他已是走在通向绥远和红格尔图层层哨卡的路上。

1990 年代中期，当冯雪松一边蹬着他的破自行车一边听着随身听里崔健的《寂寞就像一团烈火》，想着今天到底去哪个学长哪个老乡那里再挤上一晚的时候，我可能正安逸地躲在爸爸妈妈给我的小两 居里摆弄一些小姑娘的心水收藏，可能对着镜子把刚刚买的一件衣服在身上比来比去!当冯雪松还在央视机房里绞尽脑汁编片子加班时，我可能正抱着一大篮好吃的零食，一边看着喜欢的电视剧一边和闺蜜煲着电话粥。又可能，我和冯雪松同时参加过哪一场新闻发布会，然后擦肩而过呢!

2010 年代中期，在我带着八岁的皓玄上着某一个课外辅导班时， 十岁的瑞濠正跟在爸爸的身后来到小方的故居或者母校，用他的小相机对比着光线取景拍摄。

这样的念头会经常不期而至地涌到我的脑海里，栩栩如生。这想象会让我的心时不时莫名地激动或者伤感一下，每个人过什么样的日 子都是他的选择，没有好坏之分，大多数人会忙碌和沉湎在个人和小家庭的凡常日子里，但我们会在别人的人生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岁月。很多年以后，会有一种永恒在曾经芸芸众生的平凡之中脱颖而出。如我一样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凡人，更多时候我们的人生是获得，是在别人的剧情里或欢喜或唏嘘。而方大曾和冯雪松不是这样，他们是英雄，是忘我而无私的英雄。他们是给予，他们是拿着灯盏为他人照亮心路的高尚存在。

个人认为，家世优渥的青年投身于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会更加让人感动和钦佩。方大曾本不需要通过革命去改善自身的境遇，他只 是不肯苟安于飘零动荡的世道中，于是他选择向进步靠拢，他冒险掩护进步同学，他冒着被抓的风险跟拍李大钊的葬礼，他冒着牺牲生命的危险行走在战争一触即发的刀锋上，他与被战火轰炸后四散逃逸的人流相悖而行，几乎可以说是时刻准备从容赴死以身许国。他是那样一个前途无量可以大有作为的如阳光一样绚烂的青年，他只是希望他的国家可以更加强大。他本可以出洋以避战祸，他也可以按部就班地大学毕业，然后择一家门当户对的亲事，生儿育女体尝常人该有的人生况味。然而他都没有，他的结局当然令人潸然泪下，但他的非凡人生和他镜头里的黑白往事却胜似千言万语在世间亘古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