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记者 吕梦琦 王井怀 孙亮全

敢讲真话、真实反映问题，是大家眼中干部最值得肯定的品质之一，也是担当精神的具体体现。但半月谈记者近期在基层采访发现，部分基层领导干部对此仍然认识不到位，把下属反映问题当成“捅娄子”“使绊子”，使用各种或明或暗的手段加以惩治。

一些时候，领导迫于压力把问题解决了，顺便也把直言干部“解决”了。如此风气形成“潜规则”，干部“充哑”，领导难免“真聋”，最后恐怕是各项工作“哑火”，岂能等闲视之？

反映问题找倒霉，整改之时也挨整

王聪（化名）是一名机关干部，每天工作量不算太大，可他坐在办公桌旁始终觉得浑身不自在。为什么？因为他是被迫从第一书记岗位上提前“撤”回来的。要说原因，不过是反映了一个在扶贫中遇到的真问题。

2017年，王聪主动申请到某贫困县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为了帮村民们脱贫，他筹划了一个养猪项目，向县扶贫办申请了20万元资金，并顺利通过审批。扶贫任务重、时间紧，项目实施等不及资金调度，王聪决定先借钱把项目搞起来，想着扶贫资金到位后就还。

可一年多过去了，老母猪产的小猪仔都出栏了，资金还只拨下来一半。眼看着还钱要犯难，他一趟趟跑县财政局、扶贫办，一次次找县领导，摆困难讲道理，只换来俩字：“等着！”

忍无可忍之下，王聪向媒体反映“扶贫资金拨付不如母猪产仔快”。这一下，上级领导重视起来，县里马上开会部署整改，拖欠的扶贫资金很快拨付。

不过，拨下来的不止有扶贫款，还有县领导的各种责难。王聪被要求做书面检查，让他感到很委屈：“我说的都是客观事实，为的是尽快解决问题、维护群众利益，一没诬告、二没陷害，凭什么要我写检查？”

由于拒不承认“错误”，王聪在当地的工作越来越难开展，最后只能提前结束第一书记的任期。

在基层，王聪的遭遇并非个例。不少受访者告诉半月谈记者，在他们身上或者身边，因讲真话被“一起整改”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有的甚至因此被“打入冷宫”。

在煤炭行业某国企工作的李前进（化名）就有这般经历。几年前，他向上级领导反映，由于相关政策出台缓慢，影响煤炭去产能进度，很可能年内无法完成矿井关停计划。很快，相关部门就派工作组来调查情况。这家国企的负责人得知后勃然大怒，认为李前进嘴巴不严，自曝家丑，很快就将其调离核心部门“晾起来”。

冷落嘲讽一起来，难道较真是蠢材？

半月谈记者走访发现，基层干部反映问题遭打压后，带来的影响并不会马上消除，等待他们的往往还有周围同事的不理解甚至冷嘲热讽。

赵军（化名）曾是中部某县一名镇党委书记，为人正直，工作能力突出。他所工作的镇在其任职时曾被当地评为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先进乡镇，他本人也获评年度先进工作者。

几年间，赵军受到当地涉黑组织的各种威逼利诱。2017年，他宁可辞去镇党委书记职务，也坚决不受涉黑组织控制。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伊始，赵军就向有关部门举报了这个组织，令其被上级专案组一举全歼。

原本以为自己在扫黑除恶中立了功，能重获起用，但赵军没想到的是，他的实名举报触怒了市县两级领导，认为他捅了大娄子。2018年，在没有谈话征求个人意见的情况下，赵军突然被借调到当地市扶贫办。按照规定，借调时间一般不超过6个月。但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多，赵军的借调关系还没有解除。

“我的人事劳动关系和编制均在县里，按规定应参与县里的机构改革，可市里一直不解除我的借调关系，剥夺了我参与的权利，还取消了我参加县乡镇主要干部和县直单位一把手人事调整的资格。”赵军说，现在县里机构改革已经结束，涉黑团伙也已得到审判，可他还在等正式恢复工作的通知。

更让赵军心寒的是，他的一位同事在扫黑除恶中表现不力，却不过换了个岗位。那同事还当面调侃他：“就你较真，我们不站出来举报，顶多背个处分，从这个局调整到那个局，还是局长。”

王聪当时也有相似遭遇。向媒体反映问题一个月后，当地一位干部谈起这件事一脸不屑地说，这个人性子直，有点蠢，以后甭想在这儿混了。对此，王聪既气愤又无奈：“要是都不说真话，都不敢指出问题，那要我们这些干部还有什么用？”

制度细化能落实，才是干部“挡箭牌”

基层干部反映问题反被打压，难道只能“哑巴吃黄连”？多位受访专家表示，解除直言干部的顾虑，扭转明哲保身的基层官场生态，关键还在于制度建设落细落实，一方面问责动真格，一方面减负有实招。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李永忠认为，基层干部讲真话、反映真问题反被“整”的现象，暴露出目前一些领导干部权力观仍存在问题，只唯上不唯实，害怕曝光问题让自己难堪，更害怕因此引来上级问责。

“目前保护干部讲真话的规定虽然有一些，但失之于笼统，真正有操作性的细则还有待出台。关键是，领导‘事后算账’的权力要得到约束，要给直言干部顶用的‘挡箭牌’。”李永忠说。

事实上，实事求是历来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中央有很多文件、条例都明确要求干部群众要讲真话，领导干部要听真话。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文规定，对坚持原则、敢于说真话的同志，要给予支持、保护、鼓励；党组织既要严肃处理对举报者的歧视、刁难、压制行为特别是打击报复行为，又要严肃追查处理诬告陷害行为。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建议，及时完善制度设计，畅通基层干部群众向上级部门的申诉机制，形成立体化的监督和制约体系。目前基层工作任务重、压力大，动不动就要考核问责，因此容错机制也要跟上步伐，为勇于创新、积极作为的基层领导干部提供干事探索的空间。

“形成合理的容错纠错机制，为基层减轻压力和负担，这样基层领导才能对干部群众客观反映的问题更加宽容，形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良好风气。”汪玉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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