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建国70年广播电视传播理念的变革对于媒介本体与社会形态的“互构”认知具有显著的样本意义。借助斯图亚特?霍尔围绕广播电视研究所提出的“媒介社会学”理论范式为基础，以新中国成立70年时间样本范畴内广播电视的史实资料重新梳理广播电视内部组织运作与外部传播观两个层面、四个维度的社会学指向及其演变历程：在内部层面，70年来我国广播电视本位认知历经“工具”、“喉舌”到“阵地”的理念回归，引导内部组织和运作理念从“粗放式覆盖”到“认同式生产”之转型；外部层面，基于技术认知从拓展规模到保障品质的意识觉醒，形成了广播电视外部效果理念由政治依附向公共服务的嬗变轨迹。在多元媒介环境下，广播电视应突破单一媒介形态理念的消极保守认知，从“大视听”、“跨媒介”的价值意识层面重塑传播理念。

关键词：建国70年，中国广播电视，传播理念，嬗变

自1949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间，广播电视作为我国社会范围内同时也是全球社会系统内最为主流的核心媒介，既伴随、见证我国从成立、曲折发展到全面改革走向现代化大国的壮阔历史进程，同时也潜在地参与并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形象和社会形态。这一长达70年的“互构”历程既是一种研究视野，也提供了一种语境，为广播电视历史视角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考：70年来我国广播电视的发展史中是如何被塑造为主流媒介并服务于国家与广大受众？或者说，广播电视如何在70年来融入社会和公众认知，有效地将媒介景观与现实社会整合融汇于国家意志之中，并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知识结构的更新？

斯图亚特·霍尔作为首位从文化视角切入媒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出版一系列以广播电视为中心的研究 ，奠定了媒介社会学的理论基础。 “正是……以‘共识’形式出现的意识形态，确保了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组织能够……实现组织功能。意义结构再次成为连接从业者、媒体机构、媒体使用者与权力结构的纽带（Hall,1972）” 着重强调了广播电视业是如何通过一系列价值观念的介入来维系自身在权力-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合法性。由此奠定文化研究路径下的“媒介社会学”范式逻辑：即考证媒介内部组织与外部社会之间的交互、建构关系——“从社会学角度考察媒体内部在信息生产、资源配置、权力架构、组织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及从外部观察媒介与社会的研究” 。作为建国以来居于核心地位的传播媒介系统，广播电视的传播理念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的社会学指向——一是指向内部，即如何认知媒介本身，亦对媒介本质属性的描述，包括对广播电视性质的界定和广播电视信息组织导向两个方面的传播理念，厘清广播电视“是什么”和“为什么”的核心问题；二是指向外部，即如何将广播电视作为媒介的信息传播给公众，以及期望获得什么样的效果，即“如何做”和“怎么样”的问题（图1），由此形塑了建国70年来广播电视的观念价值语境。

由此，广播电视70年发展历程中传播理念的嬗变恰好契合媒介社会学研究中组织内部与外部社会建构之间的交互关系，本文基于媒介社会学范式的广播电视史实梳理，着眼于以传播理念为轴的媒介本位-内容生产-政策导向-传播效果四个层面的社会建构分析，以此梳理70年时间范畴内广播电视作为主流媒介是如何通过传播理念的定性实现组织内部生产、传播与外部社会建构功能。

广播电视本位认知：从“工具”论、“喉舌”观到“阵地”意识：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尤其是由上而下的信息传达成为摆在党中央工作的中心任务。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广播事业一步步朝向“人民广播事业”转型，在此过程中，关于“广播”传播观念的厘清、确立与表述直接影响了广播事业对建国初期政治宣传、社会教育等方面的功能定位。然而，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从单一的“主流观念定位”向主动接纳“一般观念定位”过度，完成从政治附属工具到独立信息系统的蜕变与回归。

1.“工具论”—广播事业初期的观念设定与偏狭化

1950年3月29日至4月16日，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广播事业局副局长的梅益作了题为《人民广播事业概况》的报告，将北京广播电台视为“人民广播事业”，明确提出其独有的特点是“以其广播为广大人民服务……使它成为新闻的源泉、教育的讲坛和文化娱乐的工具。” 关于广播作为传播“工具”的观念定性，在随后的领导文件中频繁出现。1950年4月22日，新闻总署发布《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提出“无线电广播事业是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1950年6月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各级领导机关应当有效地利用无线电广播》的社论，再次提到“无线电广播是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1952年，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讨论广播的特点“比起其他宣传工具来，……电视比之广播是更高级的宣传鼓动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