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观众需要，我随叫随到。活着，就不退缩。我这一辈子总归属于电影，总要以满腔激情拥抱事业，这是一支永远唱不尽的歌

　　1922年，我出生在上海一个大家庭。16岁时，我离家奔赴抗日前线，就拎着一个小包，没人知道。很简单，我就是想到前线去，抗战胜利就回来。谁知，因缘际会，踏上舞台，与文艺结下一世情缘。

　　我自小爱读书。小时候，我读了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后来又读了高尔基、谢德林的作品以及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集。这些作品锻炼了我的思维能力，让我懂得怎样取舍，懂得善和恶、爱与恨，成为我日后当演员最需要的情感宝库。

　　抗战时期，我在重庆、成都演话剧。当时，因为生活条件差，加上劳累，我的嗓子出了毛病，哑到几乎只有气音，没有声音。有天，当我用气音演完了三幕五场，观众席非常安静，谢幕时，掌声比往常更加热烈。这也是我当演员以后得到的奖赏和尊重。观众对艺术的热爱使我从狭小的自我中跳出来，认识到文艺具有一种内在的强大精神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始终来自观众。

　　干文艺不是“为谋生”，而是“为理想”。作为演员，终身追求的理想，应该是把自己从文艺中得到的一切精神力量，通过表演给予别人，弘扬作品里的精神，给人以启迪。这一点，我是经过很多实践，受周围各种环境的影响，慢慢感受到的，以后就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来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回到上海，工作就转到电影战线。连续拍了七八部电影后，我感到电影的表现手段太丰富了，可以看到生活中看不到的东西，可以感觉生活中感觉不到的心灵震撼。我爱电影，跟电影生活了一辈子。从16岁离开家去抗日前线，到93岁拍《青海湖畔》歌颂中国科学家，我愿意一辈子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拍戏的人没有季节，零下30摄氏度可以穿着单衣，还扇扇子；零上40摄氏度，也可以穿着棉衣，围着围巾。可是无论吃多少苦，电影工作者服务人民，就该吃得起苦。从艺以来，我参演过很多故事片，其中不少戏演的是配角，如果诚心诚意地演，一两句台词也能塑造人物。我愿意为了整体的成功而“跑龙套”。我相信，最小的角色也能发出它的光芒。

　　《青春之歌》里，共产党员林红戏份并不多，却是我最难忘的角色。1959年我入党，入党后演的第一个角色就是林红。读剧本的时候，我反复把入党誓词与林红赴刑场前那段台词对照着念，一下子触摸到人物内心。林红为什么在临死前那么坚定，因为她有最崇高的理想，走向刑场的时候，她会为了接近自己的革命理想而无所畏惧。对我自己来说，这出戏的整个创作过程也是学习和受教育的过程，在拍摄过程中我体会到，如果艺术家能将发自内心的情感真切地通过银幕表现出来，是非常幸福的。

　　上世纪90年代，我曾因一场大病住院动手术。一度觉得自己的艺术生涯就此结束。那天，病房的电视上正在播《焦裕禄》，我看着看着就入了神，这部电影给了我新的力量。影片将生动的党员形象和真实的历史画面还原出来，对观众的影响是润物无声的。创作这样的作品，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

　　我们这一代生在旧中国，长在新中国，经历了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更加觉得幸福来之不易，要不断学习。拍好电影就是为人民服务。

　　年纪大了，虽然演的角色越来越少，但我想演的角色却越来越多。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要做，不想停下来。只要观众需要，我随叫随到。活着，就要拍戏。活着，就不退缩。只要活着，我这一辈子总归属于电影。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我总要以满腔激情去拥抱事业，这是一支永远唱不尽的歌。

　　现在，国家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我很激动，感触很多，很想流泪。感谢党和国家给我的这份荣誉。我现在总想着能不能出院，哪怕去片场跑跑龙套呢，我还要尽自己的能力。

　　（本报记者 曹玲娟整理）

　　秦怡，中共党员，1922年1月生，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艺委会顾问、一级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 人民日报 》（ 2019年11月07日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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