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相声艺术形成至今，一直肩负传播、延展各地文化的作用与使命，大部分传统相声中都有方言、小调、叫卖吆喝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相声本身就是集各地区历史文化、百姓智慧为一体的艺术产物，由此可见，相声是来源于民间的语言艺术，也是地域文化的有力传播载体。本文主要以“陕西相声的历史和崛起”为研究目标，探赜相声对陕西区域文化延展传播起到的重要作用。从1937年到20世纪九十年代末，陕西相声的内容都以京津地区的区域文化为大背景，即传统相声。甚少出现陕西元素，即便是革新，也只是将传统京津地区文化内容与当代流行元素（音乐、热门话题等）相融合，此阶段的陕西相声并未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标志和风格。如今的陕西相声为“崛起”的时代，更加繁荣，百花齐放。它是对外传播的优秀内容输出者，传播了陕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在新陕西相声中，陕西方言、陕西戏曲、音乐、陕西风俗及风土人情等皆蕴含其中，韵味悠长，品位高雅。既贴近生活又贴近人民，同时还具有优秀文化的传播效果，将陕西的地域文化风土人情，向大众准确的传播延展。

关键词：文化传播；相声；传播学；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12-0000-04

一、引言

相声是一门蕴含悠久历史文化与人民智慧的语言艺术，是中国曲艺艺术中普及范围最大、影响效果最深、从业人数最多的艺术种类。相声大师侯宝林曾经称其是“有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为后盾的艺术形式”。相声艺术可溯之源之久远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古优戏”，后多以清代“朱绍文”建立行规、使“说相声”成为一种职业为起源。无论哪种说法，相声的历史源远流长。

相声艺术形成至今，一直作为传播、延展区域文化的载体，但纵观历史研究，将相声置于传播学和符号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并不多，大体为以下方向：1、以陈建华为代表，论述相声的传播载体之变化；2、主要论述相声以电视媒介为传播载体的影响，主要探究其负面影响，认为电视媒介影响了相声“讽刺”的社会功能，导致相声艺术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发展低迷[1]。

本文试在传播学和符号学视域下，以陕西相声为例，厘清相声艺术对区域文化传播的功能和影响。

二、传播媒介与传播符号

1、初级阶段：以“相声”为传播符号

在传播学视域下，任何传播现象都需要有传播媒介，这里指的“媒介”是以广播、电视为主的传统媒体和现阶段以网络、两微一端为主的新媒体等。媒介载体，即传播载体，是传播渠道、传播工具[2]。而相声作为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的一种文艺形式，最初仅仅通过演员之间的口耳相传，师徒传授等方式进行传播，因此，在相声发展的最初阶段，我们应当通过“符号学”领域中的“传播符号”来解释其传播现象。“符号”是一种指称，或代表其他事物的象征物，“符号”本身即信息载体，是传播内容的构成物[3]。相声起源于北京天桥下的“撂地”演出，“京味相声”多使用流行的北京土语，篇什话语之间多用京式隐喻与讽刺手法，表现出形形色色的北京民俗民风，“京味儿”十足[4]。后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演员的南北流通，因地制宜，使相声形成各地流派众多，风格各异的局面。与相声的传播方式相同，文化传播的方式在最初阶段，主要是靠“人”的迁移和流动，这一时期还未出现大众传播媒介，因此，在相声发展初期，相声即为文化传播的主要传播符号。通过 “人”即“相声演员”为载体进行传播，将本地文化内涵进行扩散和延展。北京的区域文化以相声为传播符号发扬出去,潜移默化中进行文化扩散[5]。

2、现阶段：以多种媒介为载体进行传播

当代，由于传统媒体技术发达且成熟，新媒体的应用也呈井喷式发展，故文化传播的媒介迅速增多，当下的媒体环境中，传播现象则不仅依赖于人的迁移和流动，还通过融媒体结合的方式，以广播、电视、网络、视频媒体、商业剧场模式等为载体，通过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多种商业新模式共同孵化的立体多途径传播层次进行扩散延展[6]。从明末清初至今，相声经历了撂地演出、电视相声、剧场相声等多个时期，历经浮沉。百余年来，传播介质的流变对相声的传播空间、受众、反馈、传播效果等方面有很大影响，经历了“群体传播”与“大众传播”后，如今的相声打破传统，推陈出新，经常会引领“网络流行语”“热点话题”等，引导受众接受不同的区域文化。相声作为传播文化的载体，在21世纪融媒体时代，作用愈发明显与突出。2000年后，郭德纲带领德云社众位相声演员通过小剧场形式将相声这门传统艺术带入年轻人的视野当中，相声对年轻人的文化输出作用显得尤为明显。近几年的《欢乐喜剧人》《相声有新人》等电视、网络综艺节目中更是活跃了一批相声演员，使得相声演员作为明星，产生“现象级”的传播效果，引领大众重新喜爱相声艺术[7]。

三、相声与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