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澎湃新闻报道，今年10月底，有“炒猪团”在黑龙江哈尔滨附近通过无人机向生猪养殖企业投放非洲猪瘟病毒，相关企业则使用无人机管制设备防范投毒，却意外造成了附近民航GPS信号被干扰。目前，企业私设的无人机管制设备已被收缴。但据新京报最新报道，被“投毒”企业所在地相关职能部门回应称，没有发现有人向当地猪场投放非洲猪瘟病毒。

此前，据《半月谈》报道，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某养猪百强县就曾出现无人机在生猪养殖区投放非洲猪瘟病毒的案例。为此，哈尔滨这次事件虽尚存疑点，但相关部门仍需有所防范，以维护养殖户的利益。而此事也让更多人知道，在炒房、炒币之外，还有“炒猪团”这样一个群体。对这个群体，各方有必要多长个心眼，别被“炒猪团”蒙进“杀猪盘”。

事实上，“炒猪团”并非“新物种”，至少在2011年就见诸报端。《解放日报》当时报道称，在收猪人业内广泛流传一个案例：某浙江老板，于去年（2010年）年底一次性抓了5000头80多公斤的中猪进行囤积，两个月后，将被养到120多公斤的猪抛售，一下子几百万元到手。赚钱如此短平快，让大量民间资本眼红，以浙江游资为代表，沪皖等地迅速跟进，可能就出现了最早的“炒猪团”。

“炒猪团”的逻辑很简单：低买高卖。低买高卖本无问题，这符合市场最基本的逻辑，但前提是手段要正当。而反观这些“炒猪团”，他们为了压低收猪价格，祭出各种花招，套路连连，典型者比如：无视生猪跨省流动的各种严格限定，跨省收猪、贩猪；买通监管人员，伪造手续证明，偷运生猪；向养殖场户投放丢弃的死猪，散播疫情谣言，制造社会恐慌情绪，压低收猪价格，等等，不一而足。

所以，“炒猪团”基本是一群没有底线的投机分子，他们以各种非正当手段扰乱生猪养殖秩序，不客气地说，在民众普遍对猪肉价格上涨感触较深的情势下，这是发不义之财。

显而易见，任何一种违背真实性的“炒作”，都不过是炒作者通过制造一种信息或产品的稀缺性，来收割公众的恐慌与他们口袋里的钱财罢了。但炒作者们躲在暗处，民众无力反抗这种恶意操纵。为此，公共治理部门当有所作为。事实上，相关部门也已多次发文、开会，强调要严厉打击“炒猪”行为。

比如，今年7月，农业农村部印发《关于打击和防范“炒猪”行为保障生猪养殖业生产安全的通知》，要求加强联防联控，强化动物防疫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严厉打击“炒猪”团伙；12月17日，该部相关负责人在回答相关提问时也称，“炒猪”行为涉嫌违反《动物防疫法》，严重影响非洲猪瘟防控工作正常开展，严重破坏生猪生产秩序，严重损害养殖者的合法权益。

相关数据表明，这轮猪肉价格行情同比去年上涨了一倍多，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民生痛点。在此时机之下，“炒猪团”以各种不当手段囤积居奇，既无道义，也违反法律。

纲举则目张，上层文件已经为打击“炒猪团”提供了思路，相关方面在做好“加快恢复生猪生产，做到保供稳价”宏观调控的同时，也要配合各地严肃整治“炒猪”等扰乱生猪市场的不法行为。而且，从花样繁复的“炒猪”手段来看，地方相关部门也该做好准备，采用灵活多变的策略，进行全方位的精准打击，以切实维护民生。

王言虎（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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