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社会 1970-01-01 08:00 的文章

原标题:“世界之巅”上的“四力”答卷

  在雪域高原,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走遍西藏最高、最远、最险、最苦的地区,用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访民情、听民声,书写了新时代西藏发展的精彩篇章。

  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新华通讯社西藏分社记者。

  2019年2月1日,西藏分社社长段芝璞(右一)在世界海拔最高县——双湖县雅曲乡(海拔5170米),采访依根索村党支部书记托赞(中)。(新华社记者索朗罗布 摄)

  为了报道“远方的阿里”,2018年9月,西藏分社社长段芝璞带着3名记者长途跋涉,到了祖国西南边陲的楚松村采访。

  他们翻过海拔5800多米的夏让拉山,绕过90多个弯道的波博山,越野车颠簸在崎岖的悬崖峭壁上,出现了动力不足的“高原反应”。车里的人头痛欲裂,唇指发绀,但没有人想要停下来。

  楚松村距离拉萨2000多公里,位于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楚鲁松杰乡,被称为最难以抵达的村庄。靠着沿途乡镇和部队的帮助,他们才赶到这里。

  在这个人口只有288人的村子里,他们走访了11户农牧民家庭。采写、拍摄的《西藏阿里楚松村“四代房”:中国边陲巨变的缩微影像》等全媒体报道,播发后产生广泛影响,英文版在脸谱、推特上浏览量超过30万次。

  2019年1月8日,西藏分社记者陈尚才(左三)和楚鲁松杰乡干部在楚松村型钦牧场例行巡逻。(拉巴次仁 摄)

  2018年末,33岁的土族记者陈尚才经受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他被选派挂职楚鲁松杰乡党委副书记、副乡长。

  当地海拔超过4000米,挂职期间,他经常性的偏头痛、拉肚子、流鼻血和失眠,还被紫外线三次晒伤,经历了发烧、灼疼、脱皮的痛苦。4个多月不能洗澡,全身酸臭,生出白发无数。对着镜子他自问“我怎么老成这个样子?”

  大雪封山的半年,陈尚才20多次下村组、牧场,夜宿农家近一个月。他在《新华每日电讯》报上开设了“驻边笔记”专栏,发表《新华社记者雪域孤岛践行“四力”行知录:我那天边的楚鲁松杰》等近30篇稿件,感动了无数读者和网友。

  2017年6月27日,西藏分社记者索朗罗布在龙匣宰陇巴冰川雪地里爬行,雪下是冰河。(新华社记者薛文献 摄)

  在分社,年轻记者见到索朗罗布都会亲切地叫一声“索朗啦”。

  使用这种藏式敬称,不仅因为年龄,更是因为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历次反分裂报道中,曾是摄影记者的他都冲在第一线,哪怕遭到暴乱分子的攻击受伤,也绝不退缩。

  2017年6月下旬,在海拔5430米的唐古拉山冰川区,索朗罗布再次站了出来。

  作为分社机关党委副书记的索朗罗布,当时随分社领导到藏北慰问已坚持半个多月的科考报道小分队,摄影记者因临时任务未归,而这时科考队决定钻取冰芯。关键时刻索朗罗布要求留下来参加报道。

  索朗罗布很清楚留下来的危险。

  他曾长期在高海拔地区采访,保持着新华社记者7000米以上海拔采访次数的纪录,在报道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珠峰传递时,最后一次攀登到6500米前进营地,导致不可治愈的左耳失聪。

  随着年龄增大,这一次在路途中他已经出现头痛、口干舌燥、浅睡等高原反应的症状,在冰川区这种症状更加严重,但他仍然没有吭一声。

  从6月28日下午2点多到7月1日凌晨,55岁的索朗罗布和47岁的文字记者薛文献,冒着陷入冰湖的危险,在刺骨的寒风中背着摄影器材爬冰卧雪,两次随科考队上冰川,顺利完成拍摄任务。

  2019年1月29日,西藏分社副社长周健伟(右二)、张京品(右一)和白少波(左一)在那曲市安多县多玛乡采访基层干部。(洛桑云旦 摄)

  迎难而上的选择,是不忘初心的坚定与守望。

  2018年7月,分社副社长周健伟带着记者到日土县羌塘自然保护区采访。在海拔超过5300米的东汝村附近,在老野保员普琼引领下,他们扛着大大小小几十公斤重的相机、镜头、三角架,在极高海拔的“无人区”,用10多个小时徒步翻越3座大山,终于找到种群数量仅有200头的国家濒危保护动物金丝野牦牛。

  看到50多岁的摄影记者张汝锋,在艰难喘息中露出兴奋的眼神。周健伟说,我们的记者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员一样可敬。

  2018年10月22日,西藏分社记者普布扎西在雅鲁藏布江堰塞湖报道前线发稿。(昂翁彭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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