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学者、韩国东国大学教授黄台渊。摄影/于凯

人民网成都12月15日电 2019中日韩名记者对话会今日上午在成都召开，此次对话会以“迈向新时代的中日韩文化合作”为主题，邀请中日韩三国媒体界、文化界的领导和代表与会。

韩国学者、韩国东国大学教授黄台渊在会上作主旨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大家好！我是来自韩国的黄台渊教授，我在韩国首尔的东国大学教了25年的政治哲学。首先，我很荣幸受人民日报社和社长的邀请参加“中日韩名记者对话会”，并给我机会在会上发言，我表示深深地感谢，也衷心的感谢在此聆听我演讲的各位著名记者和相关人士。今天，我想通过回顾儒教文明与孔子哲学的西移引起西方启蒙主义的盛行，并根据基督教文明世俗化及近代化的16-18世纪的东西方文明交流史，提出一个可贡献于中日韩相互协力提高“软实力”的一个全新的观点。让当今中日韩的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恢复对儒教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巩固区域内的和平，共同使中日韩等国家的文化和道德领域的“软实力”超越西方帝国的新视角。

19世纪末以来，中日韩的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们一直对西方文明抱有自卑感，崇拜意识和对儒教文化的自我蔑视的意识，直到上个世纪时候也有不少人过激的主张“只有孔子死了，国家才能生存”。通常我们觉得，19世纪以来，从西方传入的文化产物中，既有“坏因素”，更多的是“好因素”，说得有理。但认为很多西方的政治理念和道德原则其实与我们的儒教文化并没有太多不同，这也是事实。我们从西方学到的“好因素”涉及到先进技术、经济、经营、自由、平等、宽容、革命、学校、媒体、政党制度等范围非常广泛。“坏因素”包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集体屠杀等。但是仔细分析这些要素的历史由来，东西方学者们一直误会为“好因素”的“西方固有的东西”，其实都是源自于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的250年间西移过去的孔子哲学和儒教文化。而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集体屠杀等“坏因素”都是源自西方好战的希伯来主义和希腊主义的传统。

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的150年间，席卷西方的启蒙主义思潮是通过改编孔子哲学，使人类从宗教迷信、蒙昧、封建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确立了世俗秩序，恢复人类本性和解放人类。西方启蒙主义者们欢呼着把孔子的世俗道德哲学和中国的平等原理，作为代替基督教的启示道德和西方国家封建身份差别的对策。因此，启蒙主义者都纷纷称赞孔子。这一启蒙主义运动确立了众多思想和制度上的近代化标志，西方启蒙思想家和启蒙君主们，从欧洲的角度上将孔子哲学和中国“低近代”的文化产物发展成了“高度近代”。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历代国家的百姓一直是奴隶、农奴或雇农。在这种西方环境下“百姓的自由与平等”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直到17世纪中期，西方哲学家们也只是谈奴隶主、领主、君主的自由与平等。相反，孔子只谈论“百姓的自由与平等”，而且中国在宋代开始就将其具体实现了。

通过我数十年对欧洲史料的深入研究，在西方16世纪末第一次出现的“自然自由”是从“政刑与无作为治理”的孔子的“无为而治”理念和“百姓以君主为标准自治”的“百姓则君以自治”的理念发展的。“平等”的由来是从“天下无生而贵者也”的孔子的先天性平等论和“士无世官”的官职不世袭论和能力主义的公务担任制，还有中国的超身份主义的平等社会为范本的。宽容理念、人道主义、人权思想、自由市场、公务员任用考试、官僚制、英国内阁制、权力分立制、暴君放伐、革命权及世俗的政治文化、政教分离、普通教育、三阶段的学校制度、福利国家等除此之外许许多多的近代制度都出自于孔子典籍和中国制度。

因此，远东国家在19世纪末的西势东渐时期接触到西方国家的近代思想和制度后，在是否接纳其思想和制度的问题上，起初也曾有过短暂的矛盾，但是后来认为这“洋物”是比远东的文化产物更加发展又与儒教文化有着相同性质的。这在大韩帝国的光武帝高宗的“旧本新参论”上也明确的正式化了。高宗认为西方各国的制度“虽在细微的层面上有所添加的部分”但与我们现有的制度是“相当的一致”的。“旧本新参论”就是从这一基本认知出发，以韩国的传统为根本、参照新的东西达到“韩国化”、从而实现近代化的、大韩帝国的中立改革的近代化论。远东国家把本国的以儒教为基础的基本制度和思想“细致的”修整之后，再参酌“洋物”达到韩国化、中国化、日本化，较轻松的在短时间内跳跃到了“高度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