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农村题材的电影始终与农民的社会际遇发生着直接的呼应关系，银幕中的农民形象建构也伴随时代的更迭几经浮沉。本文以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事件为划分界依据，从1949-1978年、1978-1989年以及1989-2019年三个时间段加以谈论，研究建国以来中国农村题材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农民镜像。
关键词：农村题材电影；农民形象；创作流变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10-0000-02
建国七十年以来，农村题材电影构建了若干可歌可泣的农民映像，起到了承载国家乡土形象的镜像传递作用。尤其是八十年代的电影作品，其思想的觉醒和对艺术的不懈探索使得农村题材电影异军突起。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农村题材的电影日趋式微，中国农村文化影响力也在全球范围衰减。本文试图从历时国家颁布的农村政策出发，以三个时期为界限，探讨建国以来农村形象的创作流变，以期助益于新中国农村电影题材的创作。
一、1949-1978年：先进的农民模范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范围开启土地改革运动和农村合作化。这一时期的电影在叙事模式上逐渐形成政策与艺术互文的编码样式，因此电影塑造出的人物形象带有脸谱化特征：先进的农民模范。
（一）光明正直的农村基层干部
光明正直的农村基层干部作为党颁布新政策、新观念的宣布者和推广者，他们身上既凝结着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承担着鼓动和教化人民群众转向集体依附的政治宣传责任。电影《花好月圆》（1958）中，民兵队长王玉生就是这样一个生长在华北农村三里湾并在开渠、护渠、建设社会主义合作社等一系列改造过程中起到积极带头作用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1]。电影《李双双》（1962）中，孙庄的公社成员李双双也是一个热情参与公社，一心一意地为广大贫困农民服务的基层干部。这类光明正直化的先进农民形象，发挥着引导落后、敌对的农民思想觉醒的示范作用，并引领广大农民群众一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类担任党的农村基层干部的角色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电影中，被塑造成了文艺政治规划下的类型化的故事角色和叙事策略。
（二）有理想追求的追随者
有理想追求的追随者作为党的新政策、新决议的学习者和拥趸者，在此类型电影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电影《花好月圆》中，范登高的女儿灵芝是村里唯二的两名村团支部积极分子，她不满同为共青团员的天翼生性胆怯，也看不起亲生父亲范登高思想落后，最后选择追随王玉生，以革命热情帮助落后分子，始终与党同心。电影《老兵新传》（1959）中转业老兵听说国家开垦北大荒的规划，便自告奋勇地来到这块未被开垦的肥沃的黑土地。在此期间，老兵解决了汽车工人失业问题，大规模种植战斗急需粮，救下了被国民党匪徒抢走的粮食，将丰收的粮食堆满了整个场院，老兵也在乡民的歌颂和拥护中重新踏上了报国征途。这类以灵芝、老兵为代表的有理想的追随者一方面积极拥护着党的决议，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为党的伟大事业而奔走疾呼。
二、1978-1989年：新旧交替的农民映像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思潮。 电影创作者深入农民视角来叙事的同时男女平权意识也在缓慢崛起，农村题材电影创作在新旧时代的交替中进入了黄金时期。
（一）贴近生活的农民先行者
八十年代拍摄的农村题材电影在不脱离农村真实的生活本身的同时融入了极具乡土气息的镜头语言，使影片既准确把握了几亿农民观众的民族叙事话语，又塑造出一批真实可信的农民先行典型。电影《咱们的退伍兵》中帮助贫农开办炼焦厂，减少贫富差距的二虎，便是在众多百姓中具有先进思想和创业技术，带领群众走上共同富裕的新富典范。电影洋溢着村民间互帮互助的浓浓乡情，取代了冰冷的政治图解，使影片更加贴近现实。电影《咱们的牛百岁》中支部委员牛百岁以赤诚之心帮助懒汉组改变坏毛病，带领他们共同进步。影片除了塑造了正气凌然的牛百岁，聚集在贫下中农身上自私、落后、守旧的一面也被一一展现在出来，尤其是懒汉组的五位社员身上人性的弱点，使影片中的农民映像更具现实贴近感。
（二）妥协与反抗的农村妇女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导演常常将传统女性作为创作视角，使女性身份被寄予大地母亲般的奉献和隐忍精神，这或许也是农耕时代赋予女性的特有品格。[2]电影《喜盈门》（1978）中衣着朴素的二媳妇水莲在家中处处隐忍，秉持以和为贵的信念，是一名贤德善良、勤劳能干、顾家体人的传统女性。影片以二莲这类具有妥协牺牲精神的传统女性来展现充满温暖和感情的乡村世界，饱含着电影导演对乡土情怀的追思。而新时代的女性除了被时代崇拜和敬仰，还被内化为时代的祭品，承担着暴力的政治毁灭。电影《红高粱》（1987）中的九儿一声不吭地与相夫教子的进行着命运反抗，并与土匪余占鳌发生了恋情，表现出九儿与封建婚姻制度顽强抵抗的精神风貌。这种平凡的小女人身上表现出悲剧命运远比革命时期英雄楷模为国牺牲的喝高调剧情更具情感爆发力和艺术感染力。
三、1989-2019年：变化成长的新农民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