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社会 2020-04-11 15:52 的文章

高元妹,在ICU帮助患者走钢丝的人

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在ICU,重症病人每天都在走钢丝,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帮助他们从钢丝上走下来。”高元妹说。

高元妹是广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西院(以下简称协和西院)ICU治疗组的一名组长 。从2月7日抵达武汉以来,没有过一天休息的她,管理着10张病床。每天进舱两次、在院时间超10小时,这是她已经习惯的节奏。

高元妹,在ICU帮助患者走钢丝的人

高元妹在办公室办公。受访者供图

3月10日,武汉市最后一家方舱医院关舱;3月17日,援鄂医疗队开始陆续撤离;3月30日,经过多日确诊病例零新增,武汉市现有确诊病例下降到2000例以下。

随着病患减少,武汉市对部分定点医院重症和危重症患者进行适当病区合并。4月1日,一名危重症患者转院至武汉协和西院ICU。这一天,协医西院ICU内的20张床位中共有13位病人,一周之前,在治病例数曾一度降至6例。

2月初,协和西院ICU由以钟南山院士团队为主导的广东医疗队接管,至今累计收治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超80例。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向好、病区合并,危重症患者陆续转入,协和西院ICU成为抗击新冠肺炎的最后的阵地之一。

生死线上 步履维艰

无力感与挫败感,是高元妹初期最强烈的感受。

高元妹一直从事呼吸科临床工作,近七、八年专职做重症治疗,而协和西院ICU团队里的50多位医生也大多都是从事重症治疗的。“但从来没有哪个疾病会像新冠肺炎一样,给医生这么强烈的挫败感。无从下手但病情进展又非常迅速,打你个措手不及。”高元妹说道。

“有些病人血液中二氧化碳浓度非常高,我们根据过去对病毒性肺炎的认识去治疗,数值却纹丝不动。我想或许是痰造成呼吸道堵塞的原因,可是帮病人做气管镜检查,气道里面却干干净净,完全没有痰。”高元妹告诉记者,“有一个病人刚进ICU的时候,根据他当时的情况,我对他经过治疗后很快转出ICU非常有信心。但是积极治疗后,他的情况还是急转直下,很快从肺水过多进展到肺部实变。”

重症治疗的线上讨论会上,一位在武汉其他医院支援的医生曾讲到,他经手了30多个气管插管的病患,上了4台ECMO,最终能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很少很少。

高元妹说:“其实支撑医生的,就是看着病人好起来的那种职业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当你怎么努力都不容易实现的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

从走上新冠肺炎危重症救治的战场开始,高元妹和同事经受了一波又一波的打击。最初是心脏的问题,“有好几个病人肌钙蛋白很高,心肌坏死,但肺部情况不至于太差,却突然心跳骤停,无论用什么复苏方式心脏都没反应。”紧接着第二波来自转入的气胸病人,“新冠肺的病人肺的弹性很差,呼吸机吹不进气,很容易出现气压伤,病人一旦出现气胸、纵膈气肿很难治疗,因为患者肺功能很差,必须要带呼吸机,但呼吸机持续打气,破口很可能会越来越大,就算做了胸腔闭式引流和负压吸引,收效也不大。”而随着病人在ICU治疗时间久了,插在患者身体里的各种导管很可能会出现感染。“新冠病毒和以往的肺炎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会把一个人的免疫打垮。一旦发生感染,病人完全没有抵抗力,有的病人连骨髓都受到抑制,白细胞、血小板、红细胞都升不起来,用抗生素、提升免疫力的药物治疗都无效。”

面对病情摆出的一道道难题,高元妹和同事艰难的一步步摸索。

ICU内采用责任制,每张床会有1-2位医生负责。而与此同时,每一位病人的情况都要在医生群里及时通报,每一位病人的治疗方案都是由团队讨论决定。

高元妹查房时需要依次检查所有病人的情况,有的病例甚至要在床边观察1-2个小时。查房结束后去处理医嘱,随后又要再将所有病人依次检查一遍。有时遇到特殊的治疗操作,治疗结束后会再一遍逐一检查所有患者。“我必须要保证每一位病人都在被连续观察,因为危重症患者的病情分分钟就会恶化,这一秒种你错过了,下一秒钟可能就拉不回来了。”

“治疗新冠肺炎,重症人做的就是每天都在走钢丝。”这是来自高元妹同事的描述,她十分认同:“这时候重症没有什么专家,就是靠你站在病人床前,去认真仔细地观察病人的每一个病情变化,去调整每一个治疗参数,去看每一个治疗的反应。病人才是最好的老师。”

随着对新冠病毒了解的增长,治疗经验的积累,2月20日,协和西院ICU迎来首例拔除气管插管的危重症患者。随后,一例例成功拔管并转出ICU的患者,让这个治疗团队的精神振奋起来,心情逐渐明朗。到目前为止,高元妹接收的37位病患,成功转出ICU的达到16例,目前还有7例病人在治疗中。

“一例例病人可以拔管的时候,我的心态终于又回到了自己可以掌控的状态。”高元妹说,“但越往后的病人会更艰难,最难啃的骨头都留给我们了。我们现在是决不放弃、继续努力,有了一定的经验,绝不会像初期那么迷茫。”

高元妹,在ICU帮助患者走钢丝的人

高元妹在为病人吸痰。受访者供图

病房内外 医病医心

ICU内除了精密的治疗方案,同样有“精密”的人文关怀。

“有一些情况不错,但距离拔管还需要再努力一把的病人,我会在舱内和他的家人通话,让家人来鼓励他。在这种时候,亲情的力量是巨大的。”

最近,10床一位80岁的老人过生日。他的女儿录了一段祝福语,由高元妹拿着手机在舱内放给他听。这位感染性休克、插管上机的老人听着女儿的声音,清醒过来。

高元妹告诉记者,病人的精神状态对病情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有两个同时转进ICU的病人,一位很消极,而另一位则非常积极,非常配合。尽管后者的肺部影像显示情况更差,进入ICU时吸氧浓度更高,但却好转的更快。气管插管有好几次就摆在他的腿上,但他就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我要好起来’。”

于是,为了照顾到病患的精神状态,治疗组也会积极地“投其所好”,通过家人了解到病人的喜好、习惯等,从而尽力满足病患的精神需求。“有一个病人很焦虑,听到家属说他爱听京剧,我们就尝试着给他放一些京剧,他果然变得比较平静。”

在ICU以外的地方,高元妹的“关怀”同样没有缺席。

2月10日,71岁的孙晓华转入协和西院ICU。就在那天,她的女儿刘曼琼接到了高元妹的电话,详细询问母亲的病史。从那之后,每天下午,刘曼琼都会接到高元妹的电话,向她通报母亲这一天的情况。

从母亲住院以后,刘曼琼一直非常焦虑,每天都要靠吃安眠药才能睡几个小时。“每天到下午我就谁的电话都不接,就等着高医生的电话。从我妈妈住院以后,我只有接完高医生的电话,我才能安心一点。”

这样的通话,并不是个例。高元妹告诉记者,这是重症医生必须要做的事情。“如果是在平时,应该由组长每天当面告知患者家属情况。但疫情原因,家属不能入院陪同,医生作为密切接触者,再去接触患者家属也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才会选择用电话沟通。”

偶尔出舱很晚,考虑到晚上十二点打电话不礼貌,高元妹会选择用短信留言。她说:“如果对方还没睡,收到这条短信应该可以睡个好觉;如果对方已经睡了,醒来看到短信也会安心一些。”

2月28日,孙晓华经过治疗,转回普通病房。高元妹有时间的时候都会去看望。“老人家可能对我比较依赖,我也愿意尽我所能去帮她协调。前段时间她出汗比较多,有干咳,提出想吃中药。我就请一直跟着我们治疗组的协和西院中医主任去看看,服药后这两天情况明显有好转。”

这同样不是个例。一位病人转出ICU当天,高元妹转程跑去普通病房,叮嘱医护人员,这位病人每小时鼻饲量就在10-20ML,多了就会反流误吸。“我们真的是在病人床边一天天蹲下来的,应该可以说是最了解他们情况的,希望可以对他们有帮助,也希望能看着他们一点点好起来。”

高强度的工作,但却没有合适的运动方式去发泄压力,高元妹说每天晚上回到驻地,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冲个热水澡,然后安安稳稳的躺在床上睡一觉”。离家两个月,高元妹常常连和1岁、5岁的两个孩子视频通话的时间都没有,充满了对家人的思念与亏欠。

但面对这些困难与挑战,高元妹说她绝不后悔。“我亲临一线,认真观察到了每一个细节与变化。我可以用我所学,施展十八般武艺,去帮助我的病人,我觉得很值得。”

“而且这里有足够施展的空间。”高元妹坦言,过去治疗重症病人,她需要考虑医保的问题,需要考虑到病人的承受能力。“我们粗略的算过,一个上了ECMO的病人,一个月的救治成本是150万,400多元一支的白蛋白,我们每天用两支。”平时很多病人会因为ICU高昂的治疗费用而放弃治疗。而现在,她可以全心全意的只考虑治疗。“治疗费用是巨大的。哪一个国家会投入这么大、派这么多医护人员支援一个地方?真的是要感谢国家,对我们来说,没有哪次会像现在这样纯粹的只是做一名医生。”(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梁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