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孙行之

得知毛泽东在游泳池边会见过基辛格以后，尼尔·弗格森说自己心中涌起奇妙的感受，因为他也和基辛格一起游过泳。这印证了社交网络的一个特征：根据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967年提出的“六度分隔理论”，一个人最多只需通过6人“中转”，就能找到世界上任何一人。但对于精英们来说，由于拥有一种“社交高塔”上的“旋转效应”，这种距离会更短。最近的研究表明，《财富》1000强的企业高管们，平均只需通过4.6人中转，就能找到世界上任何一人。只要通过“世界级社交明星”基辛格，弗格森这位出生于1964年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就与大洋彼岸的新中国缔造者有了交集。

社会网络，正是弗格森新著《广场与高塔：网络、等级与世界权力斗争》的主题。他在书中试图用网络的视角，去透视过去250年间的重大社会事件：人际网络遍布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政府机构、犹太人组织、被“阴谋论”包围的光明会、苏联的解体、“9·11”、金融危机、英格兰银行的没落，等等。

高产的弗格森已经出版了十余部通俗历史读物，涉及的大都是金融、帝国、文明、战争等宏大主题。他的所有著作，如今都已被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这部《广场与高塔》英文版出版于2018年1月，是其最新作品。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社会网络”是一个新的研究工具，此前，它一直被社会学家牢牢掌握。弗格森觉得，注重等级体系而忽视网络的研究思路，正将历史学家们引向陷阱，因为“纵观历史上的大变动，它们往往是由一些没有留下多少记录的非正式组织造就的”。但在专业的历史学家中间，对其往往有着忽视、贬低、轻描淡写的倾向。这可能是因为，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往往不会留下多少条理分明的文件记录，可信材料的缺乏，对史家切入这一领域构成了障碍。

在历史学家和报刊记者笔下，正式权力发布的信息总能被有据有序地记录在案。而在权力等级秩序之外，那些发生在松散网络中却同样可能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却很难被获悉，更不用说通过传播而广为人知。官方记录和实际情况之间的脱节，是催生“阴谋论”的重要原因。最近几年针对美国人的调查表明，超过半数的人认为，当今世界上发生的大事都是由一小撮人在密室中决定的；世界金融危机则是由一小部分华尔街银行家秘密操纵的，他们希望借此提升美联储的权力，从而增强对世界经济的掌控……

弗格森说，自己要做的，就是在“轻描淡写”与“阴谋论”之间寻找一个平衡，讲述过去250年间，网络和等级之间相互作用的故事。在他眼中，等级与网络，就像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一样，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而且，事实上，等级也是网络的一种形式。

弗格森在书中提到了意大利托斯卡纳的中世纪城镇锡耶纳，将其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网络关系的象征。在那里，曼吉亚塔楼就矗立在扇形的坎波广场边上——雄伟的高塔代表着世俗权力，而紧邻的广场则是人们相互交流、展开贸易的地方；一天中的某一时刻，高塔的影子会完全盖住广场。弗格森觉得，在这里，等级与网络以最为优雅的方式组合在了一起——新作的书名也由此而来。等级与网络这种组合，从人类社会诞生之日起便已经存在，无论技术发展迈入怎样的阶段，我们永远生活在一个广场与高塔并存的世界。互联网革命固然对人际交往方式带来巨大影响，但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两者的关系。

在松散自由的广场与层级分明的高塔之间，弗格森显然是那个更愿意待在广场上的人。他没有像他的忘年交兼研究对象基辛格那样，由学者变成政客。“一旦进入这些等级制度，就意味着要在某些人面前低声下气，至少一开始是这样。” 他说自己是一个爱好自由的人，也看惯了社交场合里，权力是如何扭曲了一个人的个性的。他不喜欢等级森严的地方，而选择成为一个“网络中人”。

写作正是一件可以让弗格森拥有自主权的事情，所以他乐此不疲。当学术工作的报酬无法满足家庭成员的期望时，他的选择是当自由撰稿人、出版自己的广播作品，后来又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他觉得，企业家精神与他对自由的爱好正相契合，“我创立公司更多的是为了保持自由，而不是致富”。

最近几年，弗格森频繁来到中国，每次来都是行程满满。上午飞机在上海一降落，他马上接受了两家媒体的专访，紧接着等待他的是一个公开讲座，以及傍晚赶赴杭州的旅程。不过，对于活力十足、有着运动员气质的弗格森来说，这算不上是件多辛苦的事。深秋的上海，人们大都穿上了风衣和毛衣，唯有他只穿一件黑色短袖T恤，边对着电脑打字，边娴熟地用筷子夹起一只只小笼包和春卷送入口中。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嘴角上扬，露出诚恳的笑，与人握手也相当有力。当被人称作“英国历史学家”时，他会立刻纠正：“我是苏格兰人，我出生于苏格兰，这是很重要的”。

第一财经：你写上一本书《基辛格：理想主义者》，是收到了基辛格本人的邀请。你写完以后，他是否曾提出要审稿，并修改你的文本？

弗格森：我和基辛格的协议是，我有权自由地根据我所找到的资料去写作，原则上他不能做修改。他对我唯一的要求是，在引用他的家信时，他本人是有权去修改的。我在这批信件中找到了很多基辛格写给他父母的信，其中很多内容是关于他的第一任妻子的。基辛格希望我不要引用关于他第一任妻子的内容。我在写作时，与基辛格讨论了所有的内容，这种讨论也会触发他的回忆，让他向我追忆更多的往事。作为同样离过婚的人，我很能理解他的要求。除了这部分内容，基辛格给了我非常大的自由。

第一财经：新书《广场与高塔》中也有一章是关于基辛格的。你认为他是一名“社交高手”。从规模和多样性来说，基辛格的社交网络超过了尼克松和福特这两位他辅佐过的总统。你对“社会网络”的研究兴趣，也是源于对基辛格从政经历的梳理和思考吗？

弗格森：是的。当我完成《基辛格》第一卷，将要着手写作第二卷的时候，我对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位学者能够在世界权力秩序当中赢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我认为，这一切都不是正式制度赋予他的地位，而是得益于他构建社会网络的能力。但我这样问自己的时候，我发现之前自己研究的很多主题其实都与网络有关，比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等。当时，我就决定要写这本书，通过它来学习有关社会网络的理论，以打牢我着手写作《基辛格》第二卷的基础。不过，在这本《广场与高塔》中，我对基辛格的这种能力只做了尝试性的分析。

第一财经：写完《广场与高塔》一年后， 再回看你的研究对象基辛格，现在你对他的人际关系处理手段有什么新的见解吗？

弗格森：我认为，在他的网络中，多样性是最为关键的。作为学者，他在西方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与好莱坞的明星们也关系密切。在进入尼克松政府工作后，他与记者们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往来。他能够与媒体建立私交，成为朋友，而与此同时，总统们却总在和媒体“打仗”。虽然他在回忆录里很少提到记者，但实际上，他在和媒体的沟通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几乎每周日，他都会和媒体人一起吃饭。所以，他能够营造比较好的公共形象，扩大影响力。我想，在写《基辛格》第二卷的时候，我将着重描述他和媒体的关系。

第一财经：你在书里写了250年来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互联网革命到来之后，人类社会的“社会网络”将会产生什么变化？

弗格森：现在人们大都夸大了网络的影响。在此之前，科技一直不是改变社会网络的关键因素。过去科技不发达，依然有人拥有很强的社会网络动员能力，比如天主教的传播、伊斯兰教的传播。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夸大了手机和电脑在社会网络方面的影响。科技只是加速了社会网络的形成，但不是改变它的关键。当我们拥有了互联网时，行为的确是被网络改变了。我们有谷歌和脸书，他们会在平台上投放广告，这改变了用户使用网络的方式。通过这样的影响，来总体影响社会网络的变化。但是纵观人类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的是，非正式网络和正式权力之间的冲突，一直是不变的。

第一财经：有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革命催生出“数据高塔”，网络并没有让社会更加民主，反而是加重了等级化。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弗格森：这是肯定的。一方面，当一个人加入网络时，他更倾向于关注本就赢得了很多关注的、拥有很多资源的人，比如特朗普，而不是我。这就加剧了关注度上的不平等。第二个不平等，是网络平台拥有者和使用者的巨大不平等。在网络平台上，最先起步的人拥有90%的资源，追赶他的人拥有9%的资源，而其他人只有1%的资源。这就是网络经济和普通产业的不同。网络的确加剧了不平等，这是很多人之前都没有预料到的。

第一财经：你认为，像脸书这样的社交网络巨头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弗格森：在中国，政府和互联网公司的合作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是融洽的。但在美国，华盛顿和硅谷之间会不断产生冲突，紧张关系是非常明显的。我认为，谷歌是更需要被指责的，但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对脸书的指责。我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扎克伯格自己的行为方式所致；另一方面，脸书有非常强大的资源，它不仅拥有美国的用户，还有全球用户。它拥有24亿用户量。如此庞大的用户量，让这个平台成为焦点。

脸书的问题是，平台上有广告，也有虚假新闻和极端信息，所以扎克伯格的工作应该是去过滤掉这些虚假和极端信息。这也是德国政府的观点。但是之前，扎克伯格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明确表示，这不是脸书的工作，脸书要做的是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发言权，包括政客。美国政客在使用脸书时，也可能说谎话，事实上，他们已经把网络作为信息战的战场。我认为，自由权利和互联网使用规范之间的冲突是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它可能成为下一次美国大选的焦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