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1990，是日本的黄金年代，日本携钢铁、机电、造船、消费电子等产业的绝对优势，席卷全球，将曾想的霸主--美国打的丢盔卸甲，就连美国的传统王牌--汽车制造，也被日本攻破。

1989年，三菱公司更是以14亿美元购买了重要的美国国家象征——洛克菲勒中心，骄傲的美国人心理防线彻底被击溃，商业媒体纷纷惊呼：这是新时代的商业珍珠港，日本军队没完成的伟业，日本企业完成了。

当时，全球不少顶级金融机构和媒体，唱衰美国，把20世纪的美国和19世纪的大英帝国相对比；19世纪末期，大英帝国被美国超越，那么20世纪末期，美国是不是注定被日本超越，一股末世论弥漫在美国人心中。

而日本人，也坚信超越美国，也只是时间问题，1992年，访问日本的美国总统老布什跌倒在欢迎晚宴上（因为身体不适），被日本媒体大肆报道，日本人的想法是：布什跌倒、日本吃饱，这是日本比美国更强大的象征。

就在国际社会翘首以待，等待全球经济霸主易位时，事情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一方面，日本从91年开始股价和房价暴跌，经济连续负增长，另一方面，则是美国互联网革命进入高潮，经济增长突飞猛进，以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量，位列世界主要工业国经济第一。

一涨一跌之间，水滴石穿，虽然一两年看不到日本正在衰落的事实，但到达新世纪开始的2000年，几乎所有人都看清楚了：日本与新的世界经济霸主失之交臂，并在不可抑制的跌落，而美国绝地反杀，重现了高峰。

美国能够绝地反杀日本的重要武器就是互联网革命（包括硬件和软件），利用数字经济的新高地，避免了与日本在传统工业的对阵消耗，并把人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

那么在1960-1990 年代，拥有产业优势的日本，为何错失了互联网革命，甚至第二梯队也没有占据（被中国占有），美国如何在衰弱中，孕育中新经济（互联网）革命，第十经济观察室试从六个经济角度为诸君分析。

先发优势：美国互联网的战争养成

1889年，美国科学家赫尔曼研制出使用电力的电动制表机，用以储存计算资料；

1930年，美国科学家范内瓦·布什造出世界上首台模拟电子计算机；

1946年，由美国军方定制的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为了计算弹道；

1969年，为了应付冷战，美国军方建立了阿帕网于，连接了4台计算机，这就是因特网的前身。

互联网可以说从一诞生，就被刻录了独特的美利坚基因，而在其从婴孩到少年时期，又一直是到美国军方的滋养下或者说战争的催化下成长，无论是计算机半导体（硬件）的技术研发，还是互联网软件的迭代更新，美国军方都是最重要的资金提供者和产品购买者。

例如，1957年，由于受到苏联发射卫星的刺激，联邦政府将大量资金投入高科技企业，如仙童半导体公司和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等，仙童半导体公司的两位创始人罗伯特.诺伊斯和戈登.摩尔后来又创建了英特尔公司。

美国军用半导体产值长期占有美国半导体总产值的30%以上，在1960年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8%，美国军用半导体的应用，不仅帮助半导体产业度过早期的技术和质量不稳定期，完成了早期孵化，更极大的降低了半导体的价格，为半导体进入商用市场，铺平了道路。同样的逻辑，美国军方对计算机软件的采购，也是因特网诞生和互联网革命到来的最大催化剂。

作为1930年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和冷战西方阵营的领导者，维持庞大的军事工业和战争开支，是美国独有的先天禀赋，这与日本在二战后被限制发展军事截然不同，所以互联网首先诞生、发展于美国，是自然的逻辑。

同时，从计算机硬件和互联网软件的中早期的孵化、养成，美国投入了巨额的时间成本和财力成本，积累了海量的技术、知识、经验和完整生态，取得了无法企及的先发优势，这个先发优势是技术创新密集型，导致日本无法像钢铁、汽车、消费电子一样，靠便宜的人力成本、集体主义高效率就能短时间追赶上。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美国有如此巨大的先天优势，日本在获知差距后，为什么没有利用自己当时的全球经济优势，后天去大踏步的追赶，反而在接纳和扶持互联网的步伐上，不仅与美国差距越来越大，更被中国反超呢？

这就要进入我们讨论的第二点：日本企业模式和市场生态系统对互联网经济的认知错觉。

第一代计算机

成也制造，败也制造：途径依赖造成的认知错觉

事实上，从1958年开始，日本的计算机就迈入了商业化时代，基于美日亲密的同盟关系，IBM也对日本企业开放了大部分专利，所以日本在互联网硬件产业的发展方面还是不错的，在半导体研发以及整机制造方面，保持了对美国的紧追不舍，第二梯队。

但在互联网软件方面，日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一直发展缓慢。

日本对互联网软件的不重视，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企业强大竞争下的被迫放弃，但更多原因在于日本经济奇迹后路径依赖造成的认知偏差。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日本能够在1960-1980年代创造经济奇迹，最核心的原因要归结于其战后的国家资本主义计划体制，即日本通产省或大藏省，通过指导银行资金倾斜于钢铁、机电、造船、汽车制造等工业制造领域，而让企业按照国家的计划发展，但企业和企业之间，还是自由竞争，也就是说，日本采用了计划体制和市场经济结合的灵活方式，与美国的纯市场竞争截然不同。

同时，主导日本经济的多为垄断性财阀（三菱、住友、松下等），企业掌门人多为第一代创始人而非美式职业经理人，这使得日本企业决策不会因为激烈市场竞争和股东利润压力，而设定过于短时的目标，更原因追求长久利益；而员工终身雇佣制的传统，让日本员工更愿意为集体利益而战，纪律严明，协作效率高，不会像美国工人一样提出过高的加薪要求，让日本产品价格更具竞争力。

日本的战后经济体制和企业模式，让日本企业在全球市场形成了大资本、集团军作战的特色，也非常契合钢铁、汽车、造船、机电等这类资本密集、研发/回报周期长、大集体流水线作业的传统制造业，与单打独斗的美式企业竞争过程中，占尽了上风。

但所谓成也制造，败也制造，正是由于日本在传统制造业上过于成功，对所谓的‘硬件制造’形成了路径依赖，日本觉得硬件制造才是核心，虚拟的软件、金融只是辅助，不足为虑。同时日式企业的长周期、标准化、大集体流水线作业的惯性模式，面对互联网软件的快速迭代、个人创造、平等共享，显然水土不服。

所以日本低估了软件对于互联网革命的巨大作用，或者产生了本能的忽视。

这就像蟾蜍为了快速锁定害虫，在进化过程中，只对横向运动的虫子展开攻击，而对竖向移动的虫子完全无视，蟾蜍的视觉系统只会注意到那些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东西。

但一旦有一天，外界环境变化了，竖向运动的虫子多了，蟾蜍的视觉系统途就落后了。类比到日本经济体制和企业模式，面对互联网软件产业的崛起，他们不能够很好的适应了。

更糟糕的是，形成途径依赖的日本经济体制和企业模式，非但本能忽视互联网软件，更成为日本互联网软件叫就新兴企业的强大阻力。

日本经济黄金时代的丰田汽车

高烈度竞争产生新物种

在美国互联网产业萌芽和崛起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巨头都是新兴企业：苹果成立于1976年，微软成立于1975年，谷歌成立于1998年。1977年，美国市场上的苹果、王安电脑、DEC、IBM等数十家新兴企业已经展开了个人计算机大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产品快速成熟和迭代。

而日本的互联网硬件和软件市场，长期由富士通、日立和东芝三个财阀控制，政府的研发补助资金，也由他们获取，新兴小企业几乎得不到孵化，三家垄断企业则满足于模仿美国，Copy to Japan。

而一个产业想要导入市场并快速崛起，就需要足够的新兴企业激烈竞争，共同承担研发成本和劝服消费者成本，实现产品的技术成熟和消费者群的高增长，同时搭建足够的供应链和生态。

特别是互联网软件产业，他几乎是重造了一个虚拟社会，需要大量新兴公司搭建生态服务（操作系统、杀毒、文字处理、设计、新闻门户、电商、通信...），这是日本少数垄断财阀绝对无法实现的，当时他们却霸占了政府和银行孵化互联网企业的资金。

既然政府和银行融不到资金，那么日本新兴互联网企业去股市和私人金融市场融资是否可行呢？

不可行，因为日本新兴互联网企业遇到了最糟糕的时代。

乔布斯和苹果LISA电脑

资本的浇灌

在互联网软件产业高歌猛进的1990年代，正是日本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国内利率大幅降低的时代，由于融资成本极其廉价，对外币又有升值，导致大量资本出海，满世界的买买买，收购地产、电影公司、高尔夫球场等非科技型资产；

留在国内的资本，则热衷股票和地产，显然那里的收益率更高。

1987年一年，日本土地价格上涨23.8%，互联网、计算机是什么鬼，有房子赚钱吗，呦西！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美国早在1970年代进行的金融创新和风险投资体制：①1971年成立纳斯达克，专门为纽交所融资困难的中小企业和科技公司服务，其中就上市了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等互联网巨头，1980年，苹果一经上市，就募集13亿美元巨资；②LBO杠杆收购的创新，让人们更愿意风险投资，孵化互联网这类高潜力产业...

生机勃勃的新兴公司离不开完备而自由私人融资体制，美国风险资本体制的建立，对于美国互联网产业的蓬勃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

尽管日本在先发优势、经济生态、企业模式、资本投入上不如美国，但相比当时的中国，依然好得多，为什么日本的互联网产业最后连中国都没赶上。

这就要说道第五个问题，日本本身的文化基因排斥互联网精神。

武士和互联网的战争

由于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战败，都没有经历过彻底的社会改造，这导致日本保留了浓厚的武士社会等级文化（大名摇身一变成财阀）和忠心文化，只不过农业社会是武士对大名效忠，工商业社会是员工对公司效忠，这和中国自古以来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平等精神泾渭分明。

这种效忠文化，导致年青人创业和员工离职不被鼓励，而新兴产业、新兴公司，很多都是各行业顶尖人才离职-跨界-合伙或者青年才俊而带动的；效忠文化，还让平等、自由、共享的互联网精神，无法激发日本人的共鸣。

第五郎君最近看到一个视频，两个日本女青年来上海公司面试，得知总经理才30多岁，震惊的无以复加，表明日本青年创业被压抑到了何种程度。

这种效忠文化，让日本在垂直一体化集体大生产的传统工业如鱼得水，而在网络横向协作的互联网产业面前，水土不服。

日本武士

匠人和无用之学

更为不堪的是，日本极致实用的人才培养理念：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写了一本书叫做《学历无用论》，虽然是批判唯学历论，不是批判学问无用，但却透漏出日本长期以来的人才理念：日式企业更想要更听话，更勤劳，更愿意协作，短时间变现的匠人（工程师），对于看似‘繁复虚妄’的美式企业制度以及更具创造力的基础理论研究者和无用之学，盛田昭夫以及他所在的日本社会，反感的无以复加。

欧美社会，则对于所谓的不实用人才，保持了足够的宽容，而恰恰是很多不实用人才在当时搞得无用之学，成为后来开启人类文明的科技先声：为了研究神是如何操控世界的，牛顿发明了经典力学，在当时毫无用处，却在100年后，成为现代工程力学的基础，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1936年图灵创造的纯思考模型，对现代计算机的建立具有奠基意义。

事实上，所谓的实用者，是用已有的基础理论，将应用创新做到集大成，而一些务虚者，则创造出更具前瞻性的基础科学理论，为人类的高维知识体系做储备，两则缺一不可。

但由于日本人口稠密，资源匮乏，人们长期生活压力巨大，对于前瞻性的‘无用之学’本能排斥，急功近利，这是长期以来，日本缺乏世界级原创性科技贡献的原因，也是互联网这样的世界级原创科技在孕育和萌发阶段，不可能出现于日本的原因，更何况日本的高等教育人才和素质，都远远落后于美国，追赶更显艰难。

拥挤的上班人群

在美日全球经济霸主的博弈中，许多国家日本强则学日本，美国富则仿美国，邯郸学步，贻笑大方，殊不知一个经济体制和企业模式，一定要根植于本国文化、制度和自然禀赋，才能取得想要的成功。

而判断一国兴衰，决不可以一时优劣而得意忘形，而应该深刻洞察竞争对手在衰败之时，是否孕育着新兴，以史为鉴，不要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