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企业的壮大，企业内部治理变得尤为重要，位高权重的大公司高管们受到腐败诱惑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如果不痛下重拳予以治理，被蚕食的只能是企业。
* 以上信息源于权威媒体公开报道
虽说“家丑不可外扬”，可就在过去的2019年中，多家知名公司自曝“腐败家丑”，为企业腐败乱象敲响了警钟！
12月26日，腾讯集团公众号“阳光腾讯”发布《腾讯集团反舞弊通报》，公布了前三季度的反腐情况。
根据通报情况，腾讯反舞弊调查部共发现查处违反“高压线”案件40余起，其中60余人因触犯“高压线”被辞退，10余人因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
大疆公开的反腐公告，预计该次爆出的腐败造成的损失超过10亿元，目前已经有45人被查处。
360发布内部通报称，经道德委员会查实，知识产权部资深总监黄晶，收受多家代理商贿赂，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360公司还在通报中提到，诚信正直是公司的底线，公司对舞弊“零容忍”。
小米创始人雷军宣布亲自掌管中国区，并在随后的一个月里约谈上百名员工，进行了大规模的组织和人事调整。两位小米员工因违规舞弊被辞退，并移送公安机关。
企业反腐问题，绝不是在2019年才开始凸显。
2009年，阿里公布《商业行为准则》；次年，淘宝率先设立廉正部门，重点查处、打击员工违规行为。阿里于2012年设立了集团一级部门“廉正合规部”，着力于内部腐败调查，清除不正当的利益输送问题。
2012年，阿里巴巴反腐牵涉员工多达数百名，打下贪腐高管多名。其中，淘宝聚划算原总经理阎利珉就曾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刑事拘留。半年后，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
2015年6月，时任阿里巴巴副总裁的刘春宁被深圳市警方羁押，原因是前东家腾讯举报刘春宁涉及商业贿赂，而此时距离刘春宁从腾讯离职将满两年时间。
2016年4月，百度以“违反职业道德、损害公司利益”为由开除了百度副总裁、百度创始员工王湛。
2016年11月，百度最年轻的副总裁李明远被迫“引咎辞职”。
2018年8月24日，京东官方反腐微信公号“廉洁京东”发布《京东集团反腐败公告》，公布了京东集团16起反腐败的典型案例。
马云曾说：阿里所有人，廉正合规部都可以查，连我也可以。
刘强东曾说：就算你只贪了10万块钱，我也愿意花1000万给查出来。
腐败不仅会损害企业的经济利益，甚至动摇团队的向心力，扼制创新。这被称之为“商业车轮里的砂砾”。如此多的案例证明企业反腐已经刻不容缓！
1.公司内部设立专业监管部门和专职人员
阿里有廉正合规部，58同城有合规监察部，美团有重案六组，京东有内控合规部。
这些部门都是独立于其它业务部门，并且人员组成要主要吸收前公安、前检察院以及审计、财务、采购等业务部门的专业人士，使之成为全职岗位，直接向公司一把手汇报工作，明确职责权限，便于他们能够应对疑难复杂的腐败案件。
2.制定严格的反贪腐制度，建立行业联盟封杀制度
深圳市于2017年6月16日发布了《反贿赂管理体系》深圳标准，据了解这是国内首套以“标准”文本形式出现的反贿赂相关文件，为企业等各类组织有效发现预防和管控贿赂风险，应对国际通行的反贿赂贸易要求提供了全新的管理框架和指南。
京东发起的“阳光诚信联盟”，联合了腾讯、百度、小米、美团等等企业共同拉黑有过腐败记录的员工和参与腐败的第三方公司，贪腐涉事的员工辞退和永不录用，涉事的第三方公司永不合作。
3.开展员工反贪腐培训，创新反腐的教育方式
京东、瓜子二手车等为能够让员工充分认识到贪腐的代价之大，定期聘请律师，检察官对企业中高管进行反腐败培训，用生动案例告诉员工贪腐的后果。同时可以安排企业职工参观当地看守所的方式做警示教育。
4.惩罚与奖励制度并举
京东推出的“廉洁奖励制度”，规定可以按照员工拒收金额的50%给予奖励。“奖励制度”，除了员工日常工作完成度的奖励，主要指监督举报有奖，以及给予主动拒绝贿赂的员工给予高额的奖励。
“惩罚制度”，除了零容忍、立即辞退等常规条款，还要约定贪腐行为会没收员工期权的条款。
这些奖惩制度，属于规章制度的组成部分，需要依法进行民主程序，才能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
5.引入第三方机构调查监督，联合反腐
光凭内部调查部门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内部人员的人际关系复杂，同时还可能出现内部利益冲突情形，导致包庇、串通，对调查结果由不正当的影响。
所以，引入第三方调查机构是十分必要的。商业机构有相关经验，选择律师事务所的好处是律师熟悉法律政策，有高度的法律义务，律师对客户商业秘密等其他敏感问题有较强的保密义务。
同时，第三方机构能做到客观和中立，如劳达反腐败与合规团队成员中有公安，审计工作背景，他们擅长对文件和数据进行快速处理、分析，娴熟的侦查手段对于证据的收集大有裨益，进而达到企业反腐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