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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一诺

来源：乐天行动派（ID:letianxingdongpai）

距离盖茨先生今年11/21-22的北京之行已经过去一周多了。想来今年是我在盖茨基金会工作的第四个年头，每年都和盖茨先生有至少两次深入接触的机会。一次是每年春天我们在西雅图的战略会议；另一次就是他一年一度的中国之行。关于中国行，相信大家从铺天盖地的新闻中已经了解得差不多，但我也意识到，虽然盖茨的名字家喻户晓，但是对盖茨基金会这个每年捐赠约50亿美金的基金会是如何运作的，很多朋友都还是非常陌生。所以借这个机会，和大家做一个粗浅的分享。对这次北京行，文末也和大家分享一些“内部图片” — 包含了这次盖茨先生“北京36小时”的一些精彩瞬间。

以创新为核心战略的基金会

我想就从每年春天的这个战略会议开始讲。为什么需要开这个战略会议？这涉及到基金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盖茨基金会成立于2000年，按捐赠金额，是全球最大的私人基金会，每年捐赠50亿美金左右。基金会的理事会成员是三位，盖茨先生，盖茨夫人梅琳达女士和巴菲特先生。巴菲特参加每年一度的理事会，但是比尔和梅琳达两位都是深度参与基金会日常工作的。盖茨先生从2008年开始退出微软公司的管理，每年大概有75% 的时间是在盖茨基金会。盖茨基金会的核心理念是“所有生命价值平等”，核心关注领域是“健康和发展”, 这两个词的中文翻译都非常笼统，我想一个相对清晰的解释，是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减少不平等，包括基础的健康改进和减贫脱贫。

盖茨基金会在全球有1500名员工，分布在四大业务板块（全球健康、全球发展、全球增长项目以及全球政策和倡导）的38个不同的团队。每年春天，这38个团队都会分别和盖茨先生开战略会议，我们叫strategy review season (战略季）。目的是回顾去年一年的战略和项目执行，对今后长短期的战略项目做出规划。然后再确定所需的资源，包括预算和人员配置等等。

我记得第一次准备过中国战略的时候，基金会的老同事告诉我，一定要认真准备，因为盖茨先生会提前看到所有材料，并且对数字极其敏感，他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都非常熟悉（从埃塞俄比亚的政局，尼日利亚北部的冲突，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哪些区域的战乱导致小儿麻痹症疫苗接种受阻），对每个领域的最新科研进展（从基因编辑到育种技术）也都了如指掌。这就意味着你某张PPT上某个注脚里的某个数字出现问题，或者对某个事项的解释出现偏颇，他都会发现并提出质疑，这让当时的我非常紧张。不过后来每次的中国战略会议都还算顺利。

盖茨基金会总部大楼

看这几十个团队，涉及到发展和减贫方方面面的问题，从基础的生存问题：包括母婴健康，降低新生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到传染病防控，性别平等，到发展问题，包括支持贫农的农业发展项目，普惠金融，净水和新型厕所研发等等（看过Netflix 最近关于盖茨的纪录片的朋友，对里面提到的消除脊髓灰质炎和新型厕所的研发项目可能都有印象），还有专门支持多边机制、国际组织、开发金融和政策倡导等相关的团队。

因为涉及的领域很多，所以每一个方向，都有相应的战略。以疟疾为例，基金会的战略目标是希望到2040年，在全世界实现消除疟疾。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有几个需要同时推进的战略方向：疟疾相关的基础研究的研发支持；诊断产品和新药的研发以及成本的降低；对非洲和东南亚高流行地区的流行病研究；分子流行病学等新技术在疟疾防治领域的应用；通过支持建立疟疾领域的国际多边机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疟疾防治的倡导和筹资等等。

虽然有很多团队，也涉及基础研发，支持政策创新，再到世界范围内的筹资等众多领域，但基金会的核心战略是创新，这也和盖茨先生本人的背景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所以盖茨基金会按笼统分类，是一个资助型基金会，但内核，是一个创新驱动的组织，贯穿所有工作的主线，就是用创新的办法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根本的与“平等”相关的问题。

基金会如何支持创新

我几年前从麦肯锡“转场”到盖茨基金会，令我最为惊讶的事情之一，就是发现基金会中有很多员工，本身就具有长期跨国企业工作的背景；有将近一半的员工有研发创新相关的专业背景。而不是和我一开始想象的一样，有很多“公益”背景的员工。这就涉及到盖茨基金会的工作方法：如何支持创新。

讲的简单直白一点，我们支持创新只靠一个方式，就是“给钱”。盖茨基金会是一个资助型基金会，就是大部分工作是通过受赠方去完成的。但是如何给钱？给谁？如何确保我们的赠款能达到战略目标？如何衡量？这里就有很多学问了。很多时候，哪怕我们想“给钱”, 也没有合适的组织和机制可以接收，所以基金会也支持成立了很多原本并不存在的国际组织、智库等等，这些组织，比方说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这些年以来也深刻改变了全球发展的格局。

讲到通过赠款支持创新，这“创新”的最终目标，是“范式转变”（paradigm change）：比方说上面提到的疟疾。所谓“ 范式转变”，就是从之前的认为消除这个疾病遥遥无期，到寻找突破性转变，实现2040年全球消除疟疾这个疾病。有时候我想想盖茨先生真挺了不起的，盖茨基金会恐怕是唯一一个把类似“2040年前消除疟疾”这样的目标作为战略目标的私人组织，而且不仅定目标，还拿出真金白银，支持全链条的工作。

如何实现这样的范式转变呢？通过支持三个方面的工作：A）加速研发创新的产品、工具和解决方案；B）交付系统（delivery system) 就是模式创新，让这些产品能让有需求的终端用户用上；C）争取资金和有利的政策环境。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横贯的支持工具，比如说全面的数据和分析，作为战略制定和决策和反馈的基础。

基金会所有支持的产出，目的都是最终成为“公共产品”。以数据为例，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盖茨基金会为主要捐赠方的 IHME（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作为接受盖茨基金会捐赠的条件之一，他们所有疾病负担的数据 (healthdata.org) 都是对全球免费开放的。这些数据，我在去年一席的演讲中引用过一些皮毛。这些丰富数据和分析，不仅是全球制定健康相关战略的基础，也通过成为公共产品，推进世界范围内共识的形成。

健康指标和评估研究所官网www.healthdata.org

上面的三个方面的创新， 也和大家具体讲讲：

第一个层面 “创新加速”，主要是产品创新，比如疫苗、药品、农业的种子、技术等等。这里有一组我在不同场合都分享过的数据：在发展中国家，90%的疾病负担由传染病造成。而另一方面，从1975年到现在的40多年间，全球一共上市了1500个新药，其中只有不到20个，也就是仅有1%的药品是针对传染病的，原因何在？

因为这些传染病主要就是“穷病”，给贫困人群研发药品不赚钱，也就是说，自由的市场无法为穷人服务，所以我不同意“商业是最大的慈善”这种观点，好的慈善不仅要考虑商业（私营领域），还要考虑和政府（公共领域）的合作。仅仅依靠商业，远远不能解决这些市场失灵带来的问题。所以基金会的一个工作方向，就是支持传染病相关的疫苗和药品的研发。并且基金会会在更早的基础研发阶段进行投入。在传染病基础研究方面，盖茨基金会是仅次于美国NIH （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出资方。

第二个层面“交付系统”，以模式创新为主，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可及性”。有了产品，还需要有效的监管体系以及对应的国家体系，才能使得这些创新惠及真正有需要的人群。我们在中国支持的药监体系的改革，支持中国疫苗、诊断产品、药品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预认证等，都属于这个战略下的工作。

模式创新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这个组织是2000年盖茨基金会刚成立的时候就通过捐款７亿5千万美金，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共同成立的新型国际组织。这些年Gavi的工作让7亿多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打上了疫苗。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几年也成为了Gavi的供货方。2013年，由中国中生集团成都所研发生产的乙脑疫苗成为了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预认证的第一支中国疫苗，也因此获得了Gavi集中采购的“通行证”。现在这支疫苗在海外的出货量已经超过4亿支。

2015年，老挝儿童接种中国研发和生产的乙脑疫苗

在国际层面，盖茨基金会也通过赠款支持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等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能力建设，支持他们开展了大量创新工作，以提高新产品、新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

第三个层面，就是筹资和倡导。要解决世界范围内的重大问题，只有盖茨基金会的投入远远不够，最大的资金来源仍是公共资金。以全球基金为例，这是一个由几十个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以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共同建立的国际援助机构，目标是加速终结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这三种影响贫困人口的重大传染病。盖茨基金会是其中之一。全球基金每三年在全球开展一轮筹资活动，盖茨基金会一直是积极的推动者和倡导者。在11月刚刚结束的最新一轮筹资中，全球基金筹到了破纪录的140亿美金，这是每年盖茨基金会全部捐赠额的近三倍，大部分来自捐赠国政府。这笔钱将有望在未来三年拯救1600万人的生命，并帮助全球在2030年前终结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

2019年11月，法国里昂，在全球基金第六次筹资大会上，捐助方承诺在未来三年提供140.2亿美元给全球基金用来对抗流行病。其中盖茨基金会承诺捐款7.6亿美元。

另一个例子是盖茨基金会三年前发起的“目标守卫者”倡议。这里的目标指的就是联合国在2015年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虽然这些年一直有进展，但按照既有的速度要在2030年实现这些目标是很困难的。“目标守卫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一个创新倡导平台，每年发布数据报告，向大家展示目标完成情况，在纽约举行年度大会，汇聚数百名明星、政要和青年领袖，全年还有系列活动打造目标守卫者社区，激励大家分享经验、采取行动，加速目标实现。

2018年9月，美国纽约，“目标守卫者”大会现场

筹资和倡导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这也是盖茨先生本人和盖茨基金会在世界范围内的重要工作之一。

创新的终极目标

说了这么多，其实我们的工作是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通过创新，推动解决全球健康和发展领域的重大问题。

这里还要加一句，“全球健康”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听到的一个解读是，全球健康就是指有外国人参与的健康领域。我对此哭笑不得，实际上它指的是全球范围内特别是涉及边缘群体的公共卫生问题，例如传染病控制、母婴健康、饮水安全等等。

坦桑尼亚男孩在当地一家医院接受治疗，他身后是涂了灭蚊药物的抗疟蚊帐。

中国在全球健康领域的成就全球瞩目，这也正是盖茨先生一直以来对中国参与的合作非常重视的原因。在建国之初，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35岁，到现在延长到了近80岁。而且大幅降低了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幼儿死亡率，给儿童打上了疫苗，避免了大型传染性疾病等等。最近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就是：我们有望在2020年，全面消灭疟疾。在上世纪的50年代，中国还有3000万疟疾病例，从3000万到零，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所以盖茨基金会也非常重视如何把中国在疾病控制方面的创新模式和产品，推向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公共卫生，做出中国的贡献。

讲到这里，其实也是非常肤浅的一个分享，基金会的工作范围广，技术性强，我在基金会这些年，说实话一直在学习，也发现总有新的领域，新的方法要学习，新的伙伴要理解和合作。不过希望通过这个分享，能带大家理解，这家全球最大的基金会大概是如何运作的。

盖茨先生一直在倡导的一项工作，是号召高净值人群捐款做有效的慈善。美国的慈善捐赠，占到了GDP的2%，中国的慈善捐款只占到GDP的0.2%，但现在中国论个人财富和高净值人群，已经仅次于美国，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考虑公益慈善相关的投入，希望这篇文章，对关注考核考虑这方面工作的个人和组织有借鉴的意义。

下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盖茨先生此次北京行36小时里的一些花絮。

回顾盖茨“北京36小时”的一些瞬间

盖茨此行的重要活动之一，是参加中盖结核病防治合作十周年研讨会。他在演讲中举起一个药盒，分享了中国在全球健康领域的创新和进步。

盖茨坚信“技术改造世界”，但他也深知技术创新的背后是无数人的不懈努力和默默耕耘。所以这次他还在“盖茨笔记”里分享了两位中国医生为结核病防控事业奋斗终身的故事。为了赞扬两位老专家，王撷秀和马玙，盖茨诚意满满地学习了两位专家的中文名发音，大家可以在下面这个视频里感受一下。

对于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的诸多世界性难题来说，想要依靠现有的技术和方法来解决它们是不现实的。因此盖茨此次代表盖茨基金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签订谅解备忘录，期待与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合作，为人类建设更美好的未来。

盖茨此行的另一个公开活动是参加“2019创新经济论坛”。在与彭博总编对话时他表示中美之间的交流合作带来了彼此的理解，他对有人反对这样的交流而感到担心，同时他认为美国可以从开放中获益，不能因为对方是中国人就拒绝合作。

我们还和几位重要的中国的合作伙伴会面，下面的照片，是和前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女士和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李保东在会面中。

我们也有幸拜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先生，针对中国的国际合作做了很有成效的会谈。

前面说过，倡导是基金会的重要工作之一。所以每次盖茨来中国都会在紧锣密鼓的日程中安排出时间和媒体伙伴们聊聊，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媒体的发声让更多人了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这次也不例外，相信前几天大家已经被很多采访刷了屏。

“是赚钱难还是花钱难？”这是白岩松在专访里的灵魂拷问其中之一，相信大家都看到了。我就来爆料一下如此精品的节目是在哪儿做出来的。

这张照片是白岩松访谈前两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在他“怀旧风格”的办公室做访前沟通（电脑前面是白岩松老师，照片右边戴白帽子的是制片人王力军老师）。他和他的团队为这个采访做了大量细致又专业的准备工作，十分令人敬佩。

在之后的艾滋病日倡导活动上又见到了白岩松，他说现在更了解我们了，希望下一步能去非洲采访我们的工作，我可乐坏了。

最后，用盖茨基金会中国办公室的两张图做结尾吧。我想盖茨夫妇的这两句话，是他们做这个事业的初衷，也激励了众多的组织和个人，加入到这个追求中一起为一个更加美好和公平的世界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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