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老人汪瀚，头发花白，微微驼背，但精气神十足。他和老伴建了一个微信群，将三个孩子都拉进群中，群名叫“家国情怀”。汪瀚经常和孩子在群里讨论，如何践行工作岗位职责、如何为国家作贡献。

    汪瀚的一生都在践行“家国情怀”这四个字。上世纪60年代，他前往西北大漠，成为从事核武器试验和检验的科研人员，将青春献给祖国的核武器和导弹事业。

    汪瀚的父亲曾就读于北京辅仁大学，母亲曾任职于国民政府考试院。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汪瀚出生于六安舒城县。为躲避战事，年幼的汪瀚随着父母背井离乡，一路辗转。

    “祖母会给我们讲木兰从军等故事，祖父还经常给我们读报纸，让我们了解战事。我们的‘小米加步枪’和外国现代化武器相比，实在吃亏。”汪瀚回忆，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让他深刻了解到现代化武器的重要性。他在心底埋下一个愿望：“要是我国也有原子弹该多好！”

    1955年，18岁的汪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物理学专业。5年的学习生涯中，他求知如饥似渴，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上世纪60年代初，汪瀚被选派去西北工作。

    “我的志愿就是去研究核武器，为祖国现代化尽一分力。”汪瀚回忆，他也是当时北大唯一一个被选去的学生。

    西北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是艰苦的，一年有10个月要穿棉衣，还要忍受高原缺氧的痛苦。“零下20多度的天气，有的战士鞋子和脚冻在一起，脱都脱不下来。”汪瀚回忆，恶劣的环境，考验着每一个人。

    “千千万万人前赴后继，作出奉献和牺牲。核武器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功劳，大家分工不同，少了谁都不行。”汪瀚感慨。

    除了要克服环境的考验，汪瀚和同事还要攻克无数个科研难题。当时，苏联撕毁了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技术资料的协议，并撤回在华的全部专家，相关科研资料和仪器都要从零做起。

    工作中，汪瀚主攻爆炸物理研究。“我们要研究炸药里爆震波的传播速度和方向，这需要仪器性能精确到微秒。”汪瀚感叹。

    “技术‘一穷二白’，都要靠自己。大伙常常为了获取一个数据，要从不同专业、不同手段去钻研，团结协作。”但汪瀚和同事们的心中憋着一股气：要早日把原子弹研制出来，填补空白，加强国防！

    在一次例行检查中，某个装置出现意外，汪瀚遭到高压电击，所幸捡回一条命。“我努力让自己朝相对安全的方向倒下，侥幸自救成功。”3个月后，他才将此事告诉了妻子高凤琴，高凤琴当即哭了出来。

    高凤琴是辽宁人，常年在偏远山区搞建筑安装和设计工作。1963年初，二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夫妻俩一年只能见一次面，忙的时候一年也见不到一次。

    1964年10月16日，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时汪瀚还在做实验，当听到广播里传来的消息，他的眼泪“刷”地流了出来。“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心情，高兴得不得了，一个劲地欢呼。”

    汪瀚和同事们没有松懈。“空投原子弹等多项试验研究，我都有幸参与其中。”汪瀚说。

    汪瀚的一家都为国防作出了贡献。1983年，他的大儿子表示想去参军，报效祖国。汪瀚回忆：“他训练了3个多月，就跟着队伍上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者阴山前线。”

    由于核武器研制的特殊性，参与此项工作的人员必须保密。汪瀚的父亲直到去世，也不知道儿子所从事的事业。直到1985年《解放军报》对他进行了专访报道，汪瀚才敢把真相告诉母亲。

    1987年，汪瀚来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后从事实验设备管理、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汪瀚觉得，能将一生所学奉予国家，是自己的荣幸。

    如今，住在合肥市包河区的汪瀚还担任芜湖路街道“赤阑桥讲师团”讲师，他走进机关单位、校园，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传播爱国主义正能量。

    芜湖路街道选择讲师时，中科大推荐了汪瀚。街道人员起初心存顾虑，担心汪老的身体吃不消。汪老却说：“我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宣讲，弘扬老一辈科学家们不怕吃苦、甘为国家奉献的精神，激发更多青年人努力学习，不忘初心，接续奋斗。”

    一次，汪瀚在合肥二中理科班讲完以后，孩子们很感兴趣，将他围住提问。汪瀚说，他很愿意给孩子们讲故事，讲物理公式推导，讲讲家国情怀，孩子们也爱听。如果条件允许，他想在寒暑假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带他们做实验，培养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