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伊朗著名军事人物苏莱曼尼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遭美军火箭弹袭击身亡。该事件引起国际舆论的轩然大波，也导致中东局势进一步陷入不稳定。自古以来，暗杀事件可谓数不胜数，但无论何时、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与目的，一国以公开方式杀害另一国政治和军事首脑人物，都会在外交上陷入被动，乃至为国际舆论所不容。
苏莱曼尼
九十二年前，同样发生了一起影响巨大的刺杀事件，它不仅影响当时的东北局势与中日关系，甚至还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史走向。两个事件的背后有颇多相似之处，足以令人警醒。
1、皇姑屯事件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23分，沈阳皇姑屯火车站附近，随着一声巨响，火光冲天，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在强烈的冲击下倾覆于道旁，他本人被送往医院后因重伤过世，一代枭雄就这样陨落于阴谋之下。“皇姑屯事件”在国内政坛引起了巨大反响，张作霖可不是一个普通的东北军阀，作为北洋政府国家元首、陆海空大元帅，他手握大权，几十万东北军和三千万百姓的命运在其掌握之下，他的死无疑会让本就扑朔迷离的东北局势更加复杂。
对张作霖之死最为关注的自然是日本人，他们与张作霖的渊源由来已久。日俄战争时期，日俄双方都在密切争夺中国东北的控制权。这时曾经在辽西当过土匪、现在“奉天巡防营”充当营官的张作霖极力讨好日本人，为其提供情报和后勤支持，为日本的胜利出力不少。
张作霖
民国成立后，奉天巡防营改成二十七师，张作霖为师长。奉天巡防营虽名为国家军队，实则不听国家调遣，军中一干将校皆唯张作霖是从，张作霖成为实质上的地方军阀，即后来奉系军阀的前身。当时的民国政治人物都爱找靠山，张作霖想起他的老朋友日本人，而日方也正好需要一个代理人，为其攫取更大利益，双方一拍即合，进入奉日关系的蜜月期。
1916年4月，张作霖抓住袁世凯称帝失败的机会，驱逐袁世凯的亲信段芝贵，在日军支持下成为奉天将军。不过日本人很快发现这个东北枭雄并不甘心蛰伏于自己的羽翼之下，相反还屡次尝试摆脱控制，在东北路矿权等多项议题上含糊其辞，想方设法不履行之前缔结的条约，甚至还要自行建设，抢日本人的生意。这样野心勃勃的人物是日本人无法容忍的，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提出《对华政策纲领》，计划以武力维护日本在满蒙的利益，乃至将其最终吞并。对于妨碍其目标的张作霖，军部的一些人物试图以更加激进的方式将其“替换”，最终引发了悲剧。
2、扑朔迷离的真相“皇姑屯事件”发生后，中日双方派出了联合调查小组进行现场勘查。现场疑点重重，日方故意布置了假现场并事先做好伪证，声称现场发现两具“南方军人”尸体，并且身上发现爆炸物，所以凶手应是蒋军无疑。但对此说法中方持怀疑态度，根据爆炸现场的火药残留和列车的倾覆情况来看，凶手“布置周密，技术精巧”，且爆炸威力极大，一定是有专业爆破技术的工兵参与作案才致如此，绝非普通的便衣队扔几颗手榴弹就能做到的。
其实案件调查至此，真相已经明晰，在这条中日共同警备的铁路线上，能够费尽周折将炸弹安装到位并引爆的，除了中国方面就只有日本人可以做到。这一点，生于军人世家且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张学良不会不清楚。但奇怪的是，东北军高层并未将矛头指向日方，公布真相并提出严正抗议，反倒隐忍不发，默认了日方的说法。
是什么让张学良忍受杀父之仇？现代人众说纷纭。或许在他看来，稳定东北局势为当时第一要务，不能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为此需要暂时放下个人恩怨，与日方维持表面的友好。所以，一开始张学良暂时隐瞒张作霖的死讯，后来邀请日方参加张作霖的葬礼，接受日方代表的凭吊，都是基于这种考量。
张学良
张学良的隐忍并非没有成效，他很好地避免了日本的干涉，迅速整合了东北军旧部，继承其父的政治遗产。他于年底接受国民政府提议，实现东北易帜和国家统一。但后果同样存在，奉天方面公布的是日方调查结果，国内各媒体自然也采信直接关系者的说法，将黑锅扣在南方国民政府的头上。许多东北军将士也抱此看法，视南方国民政府军为寇仇，反倒与真正的凶手——日本关东军同仇敌忾。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之后“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大多都未作抵抗，让城而走，以至于广袤的东北轻易落入了兵力薄弱的关东军手中，不少东北军政要员还打着为大帅报仇的旗号，甘为日本人驱使，成为为人不齿的汉奸。
3、矛盾的田中内阁“皇姑屯事件”看似对日本颇有好处，但处理起来也颇为棘手，毕竟暗杀他国重要政治人物的罪名不能随便背上。10月底，外务省内部的“张作霖炸死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就已经调查清楚，凶手毫无疑义就是关东军，但军方却迟迟不愿揽下责任，而是按照原先的说法，将罪责推给蒋军，为犯人的罪行开脱。毕竟犯人是关东军内部的人，军部顾及到自己的面子和国际影响，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
田中义一首相对关东军的“独走”十分不满，按照他的计划，应当支持张作霖以代理人身份继续统治东北，这样就可以与南方羽翼渐丰的蒋介石集团分庭抗礼，干扰中国统一，实现日本利益的最大化。可关东军的莽撞行事打破了这一部署，东北群龙无首的局面必然给蒋介石以机会，事后的东北易帜也证实了这一想法。
田中义一
田中首相愤怒地上奏天皇，认为应该惩处犯人以维持军纪，对此，天皇的态度却颇耐人寻味，只是含糊地说：“要严格维持军队军纪。”但似乎并无做出处罚的意向。在陆军方面的强烈反对下，田中义一不得不再次改换说法，声称凶手不在军中。前后口径的不一致激怒了天皇，据回忆录记载，天皇一言不发，拂袖而去，不愿再听首相解释。失去天皇信任的首相再无用处，田中内阁不得不于1929年7月全体辞职，这是日本近代史上的头一例，也是年纪尚轻的裕仁权力的体现。
消息灵通的天皇不可能不知凶手身份，但无论是天皇还是军部，都采取了包庇肇事者的态度，力图将事件影响降至最低，以保全帝国的声誉。当时的日本帝国，军部可谓大权独揽，军人不可被认为有错，而身为“现人神”的天皇更不容有丝毫污点，于是受害最深的自然就是实力羸弱的中国。在上层的默许下，日本陆军中下层军官在中国更加肆意妄为，一步步扩大侵略的步伐，进而引发更多事端。
4、舆论战场的失利1931年6月5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部员、陆军上尉中村震太郎等人秘密潜入当时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以“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的身份南下进行军事侦察。途中被兴安屯垦团士兵发现，搜出了一些军用设备和军事情报。团长关玉衡等人连夜审讯，收集到足够证据后将其秘密处决。但此举很快为眼线密布的关东军所知，他们派人秘密调查，获悉中村等人被枪杀的全过程。
此事顿时令日本舆论哗然，《大阪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和日方控股的东北《盛京时报》《奉天日日新闻》等媒体故意回避中村等人的间谍行为，大肆宣扬中村被东北军残忍“虐杀”之事，极力渲染中国人的野蛮与暴戾，鼓吹以武力逼迫东北军交出凶手，进行“膺惩”。日本国内掀起阵阵反华浪潮，为之后的“九·一八事变”做好了舆论动员。
而当时东北军的反应是怎样的呢？张学良等东北军高层在听闻“中村事件”之后，并未做出有效反应，反倒畏首畏尾，极力隐瞒真相，任由日本媒体造谣生事。这种主动放弃舆论阵地的做法后果十分严重，许多国内媒体和国际媒体都采信了日方的说法，对中村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而关东军方面则十分被动，被对方牵着鼻子走。
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左）和井杉延太郎
“中村事件”与“皇姑屯事件”看似没有直接关系，实则都暴露出东北军在舆论上的软弱和无能为力，他们本可以借“皇姑屯事件”的疑点向日方发难，争取外交主动权与话语权，可东北军却自己放弃了这一有利机会，加之“中村事件”的影响，从受害者变成了别人眼中的加害者。张作霖虽风光大葬，凶手却无人敢于缉捕；日人在华因间谍行为被处决，反倒要在对方压力下严惩凶手。奉天当局的软弱，东北军民看在眼中，自然更加士气低落，民心不振，为不久之后的大溃败埋下伏笔。
常言道，公理自在人心。世界并非仅为强国的声音所垄断，弱者亦可为自己的权利而呐喊。在纷乱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世界的目光聚焦于中东，伊朗有着更多的选择，国际舆论也对其给予了更多同情。历史已经证明，挑起战争者往往会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甚至反受其噬。无论如何，相信中国及许多爱好和平的国家都会继续为维护国际秩序和恢复地区稳定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