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科莱斯尼科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Kolesnikov）是一位苏联红军的小战士，他1943年时逃离了家庭，才十二岁的他跑到休整的第11坦克军，谎称自己与母亲在难民潮中走散了，父亲也是坦克兵（这个没撒谎），自此得以靠“寄样男孩”的身份留在了部队中，逐渐成为了苏军的小侦查员。

小战士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科莱斯尼科夫

这个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小侦查员经历坎坷，他给轰炸德军火车站的飞机导过航，与侦察兵一起炸掉了座大桥，被纳粹钉在墙上，逃出生天后又成为了小坦克炮手，与德军血战到柏林，堪称苏军的“小兵传奇”。

​以下是根据科莱斯尼科夫回忆笔记整理的争战往事，老王会尽量对一些内容进行备注：

1944年6月，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准备进攻前夕，我被叫到陆军情报部，在那里我被介绍给一位空军中校拉科尼，他看着我，满脸都是质疑。

情报官注意到了他的表情，于是向他保证：“这是一只聪明的老鸟”，言外之意是我值得被信任。

（注：白俄罗斯方面军1944年2月17日由白俄罗斯方面军组建，有第3、第10、第48、第50、第61和第65集团军和空军第16集团军，11坦克军此刻属于第50集团军）

拉科尼表示，在明斯克附近，德国人正在构筑一道坚固的防线，他们通过铁路将作战物资源源不断的运来，然后在距离前线60公里的森林里将其卸下，很可能他们在那里有个隐蔽的铁路岔道，我军称之为“马刺”。

那条铁路岔道必须被干掉，可如今空降侦察兵还没有从任务区返回，空中侦察根本探测不到目标，德国人的伪装相当完美。所以，现在任务落到我身上了，我需要在三天内找到“马刺”，然后将一面旧床单挂在树冠，为空军标示出它的位置。

另一个部队的红小兵瓦西亚·博罗维克，他炸毁了9列火车，杀死了100德军

于是我进行了便衣化妆，打扮成了一个流浪汉，然后随同一队侦察兵越过了前线。他们有别的任务在身，所以不久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我沿着铁路线在森林里穿行，路边每隔300-400米就会有两队巡逻的德国人。

下午的时候，我累得要命，于是睡了一觉，结果被人凶狠的踢醒，两个Hilfspolizei在我身上搜了搜，从亚麻布包裹里搜走了土豆、面包和酱，以及一些带着白俄罗斯风格刺绣的枕套、毛巾。

临别时，他们发出这样的祝福：“上路吧，小伙子，在我们把你打死之前！”

所以我真的是很走运，他们没有翻我的口袋，否则他们会在里面找到一张印有火车站位置的地形图。

（注：Hilfspolizei 是二战纳粹占领地区的辅助警察，如乌克兰的伪警察 Ukrainische Hilfspolizei，是纳粹德国的一支短命的辅助警察部队，基本等同我国汉奸治安队）

乌克兰的Hilfspolizei，就是二鬼子部队

第三天的时候，我偶然发现了一具尸体，这是拉科尼中校提到的空降侦察兵。没多久我就遇到了铁丝网，这说明已经抵达了德军的封锁区。

我沿着铁丝网走了几公里，一直走到了铁路干线，这时一列满载坦克的军用火车正缓缓驶离……我躲在树后，心想：“就是你了！神秘的岔路。”

当晚我爬上了铁路支线与铁路干线交界处的树冠，在那里我挂上了一面床单。在天亮前，我一共在三个地方挂上了标记，最后一个地方我使用了自己的衬衫，衣袖被我绑在树枝上，它像一面旗帜一样飘扬。

拉5战机

然后我就这样一直坐在树上直到天明，这样做相当危险，但我必须确定侦察机能看到标记，我心怀忐忑的等待着它的出现，然后一架拉沃契金-5型战机来了。

纳粹没敢向它开火，因为他们也担心这样会暴露，那架拉-5在远处盘旋了很长时间，继而从我头顶一掠而过。它一边飞走，一边挥舞着翅膀，这是约定的密码，表示‘马刺’已找到，现在你可以离开，我们马上就炸了它！”

（注：拉-5战机是二战中相当优秀的机型，是苏军的中坚，它们除了能空战，还能反坦克和对地攻击）

我解下树上的衬衫，回到了地面，大约走出2公里外时，我听到了苏联轰炸机的轰鸣，没多久德军的秘密基地就炸开了锅，那些回声和轰鸣伴随着我一路远去。

第二天我到达了斯卢奇河，可惜没有办法渡过去，河对岸有一座哨楼，北边一公里外隐约可见一座狭窄的铁路桥，于是我下定决心——想办法乘德国人的火车过桥。

（注：根据1921年的“里加和约”，斯卢奇河一线是苏联与波兰的边界，但西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被波兰吞并，后苏联1939年吞并了部分波兰，这里代表苏联人已经打回了国界线）

桥上和铁路沿线都布满了德军的哨兵，我决定在一个十字路口碰碰运气。我躲在灌木从中，爬来爬去，用野草莓给自己提神，那些火车很难让人接近。就在这时，一只长筒靴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我下意识的以为被德国人发现了，但随即一个声音低声的对我说：“上尉同志，又有一列火车经过了。”

影片中的苏军侦察兵

我踏马的……非常宽慰，于是我一把扯住那只长筒靴，这时候我们已经认出了对方——不久前我们曾经一同穿越前线，这是那群脸上画着伪装的侦察兵。我还意识到，他们已经在桥这里待了几天了。

侦察兵们的任务是破坏这条过河通道，但这里的火车都有党卫军的重兵把守，这让他们对破坏铁路桥无能为力，只能干着急。

苏军侦察兵

这时，突然有一辆军用火车停了下来，车上布满了虎视眈眈的机关枪和冲锋枪手，他们蜂拥而下，从我们面前穿越铁轨，然后跑到一辆驶过的救护车旁边，似乎在查探伤员中是否有他们认识的人。

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个好机会！于是从一个侦察兵手中抢走了炸药，没等允许就冲向堤岸，我爬到一辆有轨电车下面，然后又滚到一堆木柴后。这时军用火车的轮子开始缓缓转动，一个党卫军士兵的长筒靴就挂在踏板上晃动。

在火车轮滚动时，我打开了一个煤仓，一个所谓的“运狗车”，我爬进去用火柴点燃了比克福特导火索。

（注：英国人威廉·比克福特于1831年研制出的“矿用导火索”（Bickford fuse）并获得的专利，老掉牙的装备）

火车此时开始缓缓的过桥，我看着燃烧的导火索，满脑子都是自己被炸成碎片的情形，现在离爆炸可能只有十几秒钟时间。我从车厢里出来，迅速的从哨兵旁溜过，然后从桥上跳进了水中。我一次又一次的潜水，随波逐流，身后不断传来桥上哨兵和火车上党卫军冲锋枪的鸣响。

然后大火吞噬了桥梁、火车和警卫，装满弹药的火车在连锁反应中一辆接一辆地爆炸。

尽管我拼尽全力游得尽可能的远，一艘纳粹的汽艇还是追上了我，他们将我从水中捞起，当我从那座哨楼处上岸时，已经被他们打得近乎昏迷了，狂暴的纳粹们将我的手脚钉在墙上，就像个十字架。

我是被侦察兵们救出来的，他们看到我在爆炸中幸存，又落入了敌人手中，便发动了突然袭击，将我从德国人手中夺了回来。侦察兵们将我从墙上放了下来，然后裹在一件斗篷里，抱着我走向前线，直到路过一座被烧毁的白俄罗斯村庄休息时，我才在炉子边恢复了知觉。

回去的路上，我们又遭遇了敌人的伏击，许多人都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一个受伤的中士将我抱起来抬出了地狱。他将我藏在炉子底下，把冲锋枪也留给了我，然后说去拿点水来治我的伤口，但他永远都没能回来……

我不知道我在这个避难所待了多久，我有时会昏过去，然后再度清醒，继而再次反复。突然间我听到坦克行驶的声音，听起来像是苏联的。“喂！”我大声喊道，但叮当作响的履带掩盖了一切，没人能听到我的声音，因为用力过度，我又晕倒了。

再次清醒时我听到了有人在用俄语讲话，可能是Hilfspolizei，只有我能确定他们是苏联人时我才开始再次呼救，于是我被从炉子下面拖出来，然后送到了野战医院。没多久又被救护车转到了另一所前线医院，最后转来转去，送到了新西伯利亚的医院中。

我住了5个月的院，没等完成治疗就跟着一帮坦克兵逃走了，我还说服了一位老护士，让她给我提供点旧衣服，以方便在“城里闲逛”。

T-34/76坦克

在波兰的华沙附近我赶上了我的团，我被指派为坦克车组的一员。在穿过维斯瓦河时，我们的车组在冷水中接受了“洗礼”，一枚炮弹命中了渡轮，船上的T-34顿时顺着船帮就歪进河里我们倾尽一切努力，可炮塔舱盖在水压下纹丝不动，水很快就灌满了坦克，连脖子都淹了。

二战中中落入水中的T34坦克

最后，舱门打开了，他们先把我赶了出去，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潜下去把缆绳系在钩子上，另外两辆T-34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坦克拖了出来。在渡轮上的“冒险”中，我居然又遇到了空军中校，他非常高兴：“我已经找了你六个月！我发誓，如果你还活着，我一定会找到你”，他是这样说的。

波-2是一款双翼机

坦克兵们给了我24小时去空军团的假，我在那里遇到了轰炸“马刺”的飞行员。他们给我装了巧克力，让我搭上了U-2飞机，然后全团列队游行，隆重的授予我三等勋章。

（注：这里的U-2不是美军后来的侦察机，而是苏联的“乌-2”，后来改名成“波-2”（Po-2），这种飞机历史产量世界第二，有40000架以上。）

1945年4月16日，在西洛高地，我逮到一个干掉虎式坦克的机会，两辆坦克在十字路口碰头。我是个炮手，当即向老虎发射了穿甲弹，这具重装甲的引擎盖“砰”的一下飞得老远，就像个球一样蹦跳。

T-34/85坦克

那天晚些的时候，我们的坦克也被击中了，但幸运的是无人牺牲。我们换了辆车继续战斗，然后再一次被击中了，这次只有三个人幸存（T-34/85坦克成员5人）。

（注：西洛高地位于柏林东郊，1945年4月苏军与德军重坦克营的虎王坦克在此激战，这些德国坦克一直鏖战到柏林市中心）

到4月29日，我成为5个坦克手里唯一幸存的一个，一枚反坦克炮弹在我们战车的发动机舱里爆炸了。驾驶员抓着我的腿，把我从炮手位上拖过来扔出前舱口，然后他自己才开始弃车，他只差几秒钟就能活，眨眼间爆炸的弹药架就将他炸死了。

5月8日我才在医院里恢复知觉，医院位于卡尔斯霍尔特，就在德国签署投降书的大楼对面。我们谁也不会忘记那一天，伤员们不顾医生、护士和伤口，就那样跳了起来，人们唱歌、跳舞、互相拥抱。躺在床上的我被抬到窗前，我看到朱可夫元帅正走出大楼，再后来，凯特尔和他沮丧的随从们被带走了。

（注：1945年5月8日深夜，凯特尔元帅和海军上将弗雷德堡、空军上将施通普夫一同，代表德国统帅部向盟军投降，并签署了《法西斯德国武装部队投降书》）

1945年夏天的时候我回到了莫斯科，很长时间我都在犹豫要不要进别列戈瓦亚街的屋门，我已经两年多没给母亲写信了，怕她把我从前线拉回来。即将到来的重逢是整个战争期间我最害怕的事，但此刻我意识到我给她带来了多少麻烦。

我悄悄地走进去，就像我在侦查课上学的那样，但母亲的直觉更敏锐，她突然转过身来，抬着头，盯着我，从头到尾的打量，连外衣和装饰品都没放过。

“你抽烟吗？”最后她问。

“是的！”我回答。这是在撒谎，我有些慌，并不是为了遮掩眼泪。

许多年后，我参观了当年炸桥的地方。我在岸上找到了哨楼，它非常破旧，已成废墟。我走来走去，端详着河上新建的桥梁，这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人再联系起战争时那场可怕的悲剧，只有我深深的陷入了忧愁之中，因为有些人将生命托付在了这里。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科莱斯尼科夫于2001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