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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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的扁担》这篇课文,笔者上小学时就印象深刻。不过,那毕竟是小学生学习的文章,深层次背景没法交代清楚。等长大后查阅史料并赴实地考察,笔者才明白,1929年1月中旬,毛主席、朱总司令率红4军主力及包括兵工厂在内的“坛坛罐罐”向赣南突围而去,实是历史的必然。
去过井冈山的人都清楚,当地地形非常险要。哪怕形势再不利,只要卡住几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咽喉要地,任凭敌军人马再多,只要没当地人引路,都只能对井冈核心区域望洋兴叹。所以,1927毛主席率秋收起义军余部上井冈,收服袁文才、王佐这两股当地武装,获得了个宝贵的立足之地,这才得以喘息,并逐渐恢复元气。
不过,喘息可以,恢复元气也行,但要老窝在这里,时间一长,别说让部队发展壮大了,就连起码的生存都成问题。
井冈山当年常住人口不足2000人,年产谷不满万担。如果遇上风调雨顺,当地人勉强可以维持温饱。1927年10月27日,毛主席率部来到位于井冈山顶的茨坪。当时秋粮刚刚归仓,王佐很大方地送给起义军余部500担稻谷。按出米率70%算,合35000斤大米。当时部队的定量是每人每天1斤半大米,按600人算,每天需要大米900斤,这些稻谷可让部队食用39天。此外,袁文才也积极帮助部队筹粮。不过,他也向毛主席坦诚了井冈地区的现状。毛主席体谅袁、王的难处,便决定将打土豪作为解决部队温饱问题的主要途径。
山下的宁冈县盛产大米,也出产木头、茶油、花生和大豆。宁冈县周边的遂川、永新、茶陵、酃县条件较宁冈县还稍好一些。由于土地大都掌握在少数地主手里,因此每到夏收、秋收季节,都会有大量粮食汇聚到地主居住的县城和镇里。这些地主,家中囤粮少则几百担,多至上千担。因此,部队时不时下山打打土豪,所得一部分分给当地贫民,剩下的以充军资,聊以度日。
不过,部队要生存,不光得有粮食,也得有菜和盐。
井冈山上颇多竹笋,晒干了可以留着过冬,也可以拿到山下换油、换盐、换零花钱。但毛主席却号令全军:竹笋是当地群众一大生活来源,绝对不允许与民争利。于是,大家就只能去河里、溪里摸螺蛳、捉泥鳅和小鱼打牙祭。
井冈山及其周边并不产盐。无论是四川的井盐,还是来自濒海省份的海盐,运到交通闭塞的井冈山地区后,已涨到1块银元只能卖到6、7斤盐。秋收起义军余部上井冈山后,当地对食盐的需求量暴增。因为不仅起义军指战员要吃盐,而且伤病员们的伤口清洗及消毒也需要用盐。于是,井冈山地区的食盐价格开始疯涨。
没法子,毛主席只能带人用土法制硝盐。具体办法是在老房子的墙根处,挖出老土,在水中浸泡半天,然后过滤,将汁水用小火熬干。最后剩下的结晶体,上面是硝,下面是盐。可是,井冈山上常住人口不满2000人,又能有多少老房子?又能熬出多少硝盐呢?而且这个办法也存在与民争利的问题。应急可以,但无法持续。
秋收起义军余部自三湾改编后,已废除军饷制度,军官没有任何特权。指战员们口粮平均分配,油盐菜金标准每人每天5分钱。刚上山时,这5分钱可以买2两肉,或者1个小南瓜。士兵委员会对资源分配严格把关,管理得井井有条,经常还略有节余。这个节余,大伙儿称之为“伙食尾子”。这点钱也是平均分配,大伙儿可以拿它理发、买烟,甚至还可以几个人把钱凑在一起,下山时找个馆子打打牙祭。
在1928年4月朱毛会师前,毛主席率领的秋收起义军余部,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温饱还是不愁的。但会师以后,上井冈的不仅有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还拖家带口带来了男女老少众多家属。井冈山上的力量空前壮大固然让人欣喜,可又添了近万张嘴,算下来每月需要消耗40多万斤大米,这就让管军需的同志愁白了头。
由于井冈山上可用的耕地资源极为有限,因此红4军根本不可能通过屯田的办法解决上万人的温饱问题。当时,虽然在山下诸县开始建立基层组织,但由于湘赣两省的敌军频频发起“进剿”“会剿”,红4军实际控制区非常不稳定,没法通过建立税收制度的办法解决经济问题。
于是,会师后新成立的红4军,在井冈周边县打土豪的频繁越发高了。不仅朱总司令亲自下山挑粮,而且毛主席在百忙之中,也尽可能抽空加入到挑粮的队伍中去。但谁都知道,这种“吃大户”的办法,压根不是长久之计。但受条件所限,全军上下只得饥一顿、饱一顿地顽强坚持着。
至于部队菜金,会师后不久,就降至每人每天3分钱。由于敌军开始对井冈山实施封锁,当地物价飞涨,3分钱就只能买到些南瓜皮了。于是,咸菜、酸萝卜、茄子、芋头,能找到啥就吃啥。
【张子清】
至于食盐,就更困难了。红4军后来发展到不得不熬制“白硝”的地步。说白了,就是在粪坑壁上刮泥提炼食盐。当时,战士们给爱戴的张子清师长留了一小包缴获的食盐,不过几钱的分量。就这,还被张子清视若珍宝,无论如何舍不得自己用。他后来还动用师长职权,强令小井红军医院的伤员们用这一点点盐化成的盐水擦洗一遍伤口,留下了一段“师长献盐”的佳话。
会师后不久,红4军不得不将湘南农军中的大部分,以及几乎全部随军家属遣返湘南,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困境。后来,红29团执意要回湘南导致溃败,除了农民的乡土观念及士兵委员会权利大到可以否决上级决定外,井冈山上生存艰难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在这种困境下,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个问题,不仅代表他个人,而且是替绝大多数人说出了心中的疑惑。
1928年底,彭老总率红5军上井冈山,恰逢根据地最为艰难的时刻。外有敌军层层包围和严密经济封锁,内无土豪可打。寒冬腊月,山上物资奇缺,不仅是物价飞涨,而且是有价无市。在这种情况下,红4军主力弃守井冈,向外突围,到远处去打土豪,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那么,为什么留下红5军和红32团守井冈呢?因为红5军长途转战,疲惫不堪,急需喘息,不宜立即参加远征。而红32团是袁文才、王佐部队改编的,属于“坐地虎”,而且故土难离。所以,在红4军主力倾巢而出的情况下,有必要留下它们守住一个基本盘和落脚点,万一红4军外线出击遭遇不利,多少还有个转寰的空间。
红4军此一去,如龙入大海,在敌军力量相对薄弱的赣南、闽西纵横驰骋,创建了中央苏区。如果他们仍然蜗居在井冈山上,只怕历史就将改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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