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荣升

余立金将军是我军教育事业的重要开拓者，也是共和国人民空军的重要领导人。他14岁参加革命，历任班长、排长、副连长、营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军区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副政治委员、空军政治委员、民航总局第一政治委员等职。在逾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为革命出生入死，对党赤胆忠心，为人民解放事业和我军正规化建设立下不朽功勋，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一、两把手枪闹革命，萧克夸赞他带出了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队伍

1913年，余立金出生于湖北大冶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丧母，后被过继给伯父做了继子。1927年，大革命风暴席卷他的家乡，农民协会应运而生，他革命积极性高，被推荐当了自卫队队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农运遭受挫折，转入低潮。此时，国民政府所辖独立第14师夏斗寅叛变革命，遭到叶挺部队打击而溃散，余部窜至鄂东南一带勾结土豪劣绅，为害一方。余立金组织农民自卫队在南山一带与其周旋，不仅保护了农民协会未受破坏，还缴获了数十条枪。

“八七”会议后，我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成立了中共阳（新）大（冶）县委，余立金领导的自卫队归属县委领导。1928年初，为加强党的武装力量，县委指示余立金筹建手枪队。然而，组建后的手枪队有20多人，但手枪仅有两把，大伙儿手里拿的大都是木棍或大刀片子。怎么办？年仅15岁的余立金似乎胸有成竹：“不用怕，蒋介石会给我们送上门来的！”一个月后，前方传来情报，阳新县国民党军司令部近日拟给驻守白沙一带的国民党军运送一批枪支弹药。机不可失，余立金当即率手枪队连夜行军100余里，天亮之前赶到预定地点设伏。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远处传来一阵低沉的马达轰鸣声，一辆押送汽车由远处驶来。随着“轰”的一声巨响，汽车被路中间埋设的地雷炸趴了窝。“冲啊！”余立金大喊一声，率手枪队一跃而出，队员们用大刀与敌人展开搏斗，不到片刻功夫就干净利落地消灭了押车敌人。这次战斗缴获敌人11支短枪和6支长枪，大家手里一下子都有了真家伙！

◆余立金

1929年春天，中共大冶县委成立，县委所辖武装被统一整编为鄂东南第一游击队。其后，这支队伍被编入红12军，余立金所在的部队被改编为第2纵队第7支队。由于作战勇敢，头脑机灵，他当上了机枪连副排长。次年6月，他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加强统一领导，红12军和其他部队整编为独立第3师，他被任命为第7团机枪连副连长。不久，独3师第7、第9团改编为红16军第9师，余立金被任命为机枪连政治指导员，他由此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工作生涯。1933年6月，中革军委决定组建红6军团，余立金被任命为第17师直属队党总支书记，一年后又被任命为军团直属队党总支书记。由于“左”倾主义带来的错误指导，军团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失利，受命向贵州转移。1934年11月，红6军团冲破敌人重重包围抵达贵州印江地区，与红3军（后恢复红2军团）胜利会师。部队整编后，余立金被任命为红6军团第18师53团政治委员。为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军团首长决心在永顺以北地区痛击尾追之敌。11月15日，余立金和团长张振坤率部对进入伏击圈的国民党军两个旅发起攻击，取得歼敌3000余人的重大胜利。尔后，余立金率部又和兄弟部队一道，连续攻克桑植、大庸等县城，并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在这个经济发展落后、多民族杂居的地区，余立金表现出了出色的政治工作能力，他通过组建文艺宣传队、创办红军小学等形式，大力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密切了军民关系，巩固了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

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形势发展，引发国民党的恐慌，蒋介石调动6路大军81个团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实施疯狂“围剿”。尽管形势危急，但受中央“左”倾冒险主义影响，省委和军团领导制定的作战计划并未贯彻传统的积极防御战法，而是一味强调进攻，结果导致严重伤亡，根据地面积不断缩小，红军处境越来越不利。1935年11月，红2、红6军团下达向湘中突围的命令，余立金所在的红18师担任佯攻任务，以掩护主力转移。余立金激励大家发扬大无畏革命精神和顽强战斗作风，将敌人死死拖住，坚决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第53团和兄弟部队转战25天，成功拖住了数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军，保证了红军主力的安全转移。完成任务后，余立金率部开始了艰难突围，经过浴血奋战，终于抵达贵州江口与红6军团主力胜利会师。军团领导亲自去迎接余立金，军团长萧克夸赞他带出了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好队伍。

与主力会师后，余立金率部一边作战，一边转移。在向黔北进击途中，他率部担负钳制敌人的任务。由于连续作战，部队减员严重，不得不一边行军打仗、一边补充兵员，但在余立金正确领导下，部队士气高昂，战斗力始终不减。为摆脱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余立金率部随红军主力一路跋山涉水，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在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哈巴大雪山时，他进行了周密的组织领导和政治动员，并提出了“强帮弱，大帮小，不使一人掉队”的口号，全团在翻越皑皑雪山过程中无一人减员。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红6军团终于在四川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不久，红2军团也胜利抵达甘孜。根据中革军委电令，红2、红6军团和红一方面军第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余立金被任命为红二方面军第18师政治委员。在一次突围战中，他身负重伤，子弹从脸颊穿过，脸肿得变了形，但他咬紧牙关，坚持跟随队伍前进。

二、浴血激战东流山，在皖南事变中拼死掩护军部突围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民族救亡的伟大任务，成为全国人民抗战的中流砥柱。为加强华东地区抗日斗争，中共中央指示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罗瑞卿选调一批干部到上海开展工作，余立金成为其中一员。余立金一行5人奔赴上海，组成了以张爱萍为省军委书记、余立金等为省军委委员的上海军委领导机关。他们广泛发动各界群众，培养抗日骨干，结成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爱国统一战线，极大推动了上海的抗日运动发展。上海沦陷后，余立金辗转至南京，再到武汉，被任命为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他以饱满的战斗精神迅速投入到干部选配工作之中。由于新四军分布于8省14个游击区，干部来源复杂，存在山头主义等倾向性问题，急需加强内部团结。为此，他积极投身基层，开展细致的调查研究，为军党委当好参谋，不到半年时间就配齐了各级领导干部，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保证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的顺利运转。

◆1938年，余立金（中）与吴克华（左）等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合影。

为贯彻中央抗日方针和新四军政治工作精神，广泛发动一切抗日力量，余立金向上级建议，凡是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都要不拘一格，大力争取。当时，江苏丹阳地区有一支抗日自卫队，领导人管文蔚早年曾加入共产党，但在大革命失败后与组织失去联系。余立金通过调查其历史和现实表现并报组织研究，批准恢复他的党籍，并任命他为丹阳游击纵队司令。管文蔚作战勇敢，治军有方，颇有军事才能，后来成为华中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苏南军区司令员。

1938年4月，新四军军部转移至皖南地区。为加速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经军部决定并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新四军教导营扩建为教导总队，余立金被任命为政治处主任。新四军教导总队实际上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分校，教学计划和学习内容与延安抗大基本相同。学员的座右铭是毛泽东为抗大毕业学员的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这一时期，上海700余名爱国青年投奔新四军参加抗日运动，一部分人进入教导总队学习，其中一名叫陆力行的女学员是中共地下党员，学习认真，工作负责，毕业后被分配到总队组织科工作，在日常接触中得到余立金的爱慕。经组织批准，他们于翌年10月结为革命伴侣。

为扩大办学规模以适应战争形势发展需要，余立金还亲自选拔近百名思想坚定、业务精通的学员在毕业后留任军政教员，大大充实了教员队伍。这一时期，教导总队为部队培养输送了大批合格的军政干部，这与余立金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

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引起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集团的恐慌，他们想方设法来限制、打压甚至企图消灭新四军。1940年3月，国民党制定《限制皖南新四军具体意见》，要求大大压减新四军编制。随后，国民党政府又发出“皓电”，污蔑八路军、新四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强令大江南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地区。为顾全抗日大局，党中央一面严厉驳斥国民党的无理指责，一面电令皖南新四军撤至长江以北，向华中靠拢。然而，蒋介石坚持顽固的反共立场，秘密调集7个师8万余人，企图置新四军于死地，由此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941年1月4日，余立金所在的教导总队以及近千名学员，随军直属队星夜踏上北移征程。出发前，教导总队的教育长冯达飞调至其他部队任职，教导总队的军政工作实际上全部压在余立金身上。面对肩上的重任和空前严峻的形势，年仅28岁的余立金临危不惧，从容不迫。他在转移前就要求总队各级干部和广大学员做好应对复杂局面的心理准备，并周密组织安排，尽最大努力确保部队安全转移。1月7日，新四军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陷入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教导总队奉命担任掩护军部和军直属队的战斗任务。余立金作了简短有力的战前动员，随后率领教导总队投入激烈的战斗之中。战斗持续至次日深夜，部队遭敌优势兵力围歼而损失严重，不得不折返至高坦、石井坑一带组织防御。面对四面八方的敌人，军长叶挺决定率领军直属队以及已被打散建制的少数部队，沿东流山向东北方向突围。为保证叶挺安全突围，余立金组织教导总队死守东流山，连续打退国民党军数次冲锋，但因部队伤亡过大而失守制高点。东流山战斗价值重要，关系新四军安危，在此紧要之际，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余立金临危不惧，他把已为数不多的尚有战斗力的人员组成一支突击队，向敌发起反攻，连续收复遭敌占领的三个山峰，为军部突围赢得了宝贵时间。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过大，反攻最终失败，余立金不得不带领少数人孤军作战。军部突围失败并和部队失去联系，军长叶挺在和顽军谈判时遭到扣押，其他领导人牺牲或遇难。

然而，这次浴血突围日后却成了林彪一伙陷害余立金的借口。“文革”期间，林彪一伙捏造罪名，硬说他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变节。事实上，余立金在血战东流山之后，在部队被打散并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率少数部队与敌周旋，最终冲出重围并辗转浙江、上海，最后抵达江苏盐城新四军军部。

◆1946年11月，华东军政大学一期开学典礼合影。

其后，余立金被任命为抗大第五分校政治部主任。这一时期，正值日伪军在苏北实施夏季“扫荡”，余立金等率领分校干部和学员对敌发起牵制作战行动，以掩护军部后方机关安全转移。此后，第五分校根据军部指示，迁往盐城阜宁县继续开展教学工作。1942年12月，余立金从华中局党校学习毕业，被调往以抗大五分校为基础扩建的抗大总分校担任政治部主任。次年2月，他又调任新四军第2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淮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协助指导机关和部队开展“反蚕食、反伪化、反投降”斗争，并指挥该师第4旅参加对日伪军的作战行动。1945年8月，党中央发出“对日寇最后一战”的总号令，全国抗日力量转入大反攻。余立金等率部从日军手中解放安徽定远、来安、嘉山、天长以及江苏盱眙、六合等地。10月，余立金被任命为淮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三、华东军政大学的重要开创者，陈毅称赞他是“军事教育专家”

解放战争开始后，余立金离开工作和战斗多年的淮南地区，调往华中分局党校担任副校长。为适应战争需要，华东局决定在华中雪枫大学、淮南随营学校、山东军区通信学校和东江纵队的基础上，组建华东军政大学，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兼任校长。在确定副校长人选时，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认为余立金是个“军事教育专家”，提议由他来协助管理学校。这样，余立金就被任命为第一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

1946年11月5日，华东军政大学在山东莒南县大店镇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在余立金等的倡议下，军大党委向毛泽东、朱德发出致敬电，表示了办好军政大学的决心和信心。鉴于军大教职员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建制、不同环境，成分复杂，思想活跃，余立金为此多次在干部会议和军政会议上强调，学校的政治工作要把发扬英勇奋斗精神，把维护和增进团结放在第一位。他督促校直机关发挥好职能作用，并亲自深入教员和学员中间，真诚倾听他们的声音，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在他的领导下，全校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工作上相互促进、学习上你追我赶、生活上互帮互助的团结战斗集体。

此时，解放战争正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向战略进攻阶段转换的前夜。随着战争向纵深发展，人民解放军的规模不断扩大，作战任务日益艰巨，前线急需大批接受过正规培训的军政人才。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按部就班式的培训模式已无法适应形势需要。余立金果断提出，全体干部要增强战争观念，要按照上级提出的“短期速成”方针，在不降低教学标准前提下调整培训课程，改进教学方法，瞄准部队急需的政治工作和指挥能力，以及攻防战术与相关专业技能开展教学，以在短时间内为前线输送大批合格的军政干部。在他的领导下，军大提出“一切为了战争需要”“一切为了前线胜利”的口号，学员队纷纷向校党委递交决心书，表示要以战斗的姿态突击学习、努力学习，早日完成学业，回到部队建功立业。余立金还与张云逸联名向全体学员发出公开信，号召大家“怀着对敌人的满腔仇恨，自觉而勇敢地为党掌握武装，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

为做到训战一致、教战一体，余立金还派教员轮流参加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战斗，以在实战中汲取战场经验，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教学能力。与此同时，他还组织全校开展争优创模活动，学员中涌现出不少“神枪手”“神炮手”“神投手”等尖子标兵。

1947年4月，国民党调集60个旅45万大军对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围攻，华东军政大学的5200余名教职学员被迫向胶东地区转移。经过历时24天的700里行军，部队于5月22日抵达掖县吕村。6月1日，华东军政大学在简陋的校区举行第二期开学典礼。余立金在讲话中指出，战争局势在发生重大变化，但当前的困难是暂时的。他打比方说，革命好比爬山头，爬的时候有些困难，但爬上去就是胜利。为培养学员的战斗作风，他要求大家既要埋头苦干，又要雷厉风行。他在党代会上讲话指出，“我们的一切生活作风、工作作风都要适合于部队的战斗作风”，并强调，“部队作风就是杀气腾腾，我们学校的作风也应是杀气腾腾，说干就干，有始有终。”他还注意发扬艰苦朴素精神，并处处发挥表率作用。

不久，国民党军开始进犯胶东解放区，军大的教学再次受到干扰。华东局和华东军区命令军大北渡黄河，向阳信地区转移。余立金受领任务后立即向校党委传达，并快速展开任务部署。学校番号改为“泰北纵队”，全校教职学员被编为两个梯队实施武装行军。由于途中形势复杂，为迅速完成转移任务并确保全员安全，他在部队出发前指示各大队干部，要增强敌情意识，加强行军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保密、快速、沉着、避战”。为便于靠前指挥，余立金随担任侦察任务的第一大队行动。经过历时两月、行程千里的长途行军，纵队于9月1日胜利抵达预定目的地——阳信县流坡坞村，途中无一人减员。

这时，解放战争形势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余立金在部队转移途中，已开始思考战争形势变化给军大教学带来的新情况和新挑战。一到驻地，他就紧急召开训练工作会议，提出应对形势变化的思路和对策。他指出，随着敌人向解放区进攻的失败，国民党军的战略战术发生了变化，我军的战略战术也应随之变化，应由过去应对敌人大兵团密集推进式进攻的防御战，转变为应对敌人沿交通线固守大城市的攻坚战和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歼灭战。

1948年1月，余立金兼任军大政治部主任。他积极响应毛泽东发出的关于在全军开展新式整军的号令，在学员中广泛开展“三查三整”运动。通过此次运动，学员面貌焕然一新，达到了改正错误、净化思想、端正作风的目的，提高了学员的阶级觉悟和练兵习武积极性，推动了办学正规化建设。随着山东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济南即将解放，华东军区决定军大校部迁往济南。9月24日，余立金率全校进入济南市区，校部设在西郊机场。为加强济南市的警备工作，余立金兼任济南警备区副政治委员。为了支援前线，余立金等军大领导组织1000余名毕业学员参加淮海战役，并鼓励他们把所学知识运用到战场上，为革命事业建功立业。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一举解放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中心南京，战争向国统区纵深发展。为适应形势需要，华东军区电令军大迁往南京。余立金迅速组织全校整装出发，于5月29日抵达南京，校部设在南京市黄埔路原国民党国防部大楼。6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决定，组建新的华东军政大学，余立金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这一时期，军大处于历史鼎盛时期，教职员工达3.7万人，并在山东、浙江、福建设立3所分校。毛泽东亲自题词，称赞“华东军政大学日进有功，培养了大批国防建设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军大的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原军大的一部分另行组建为第三高级步兵学校，余立金担任校长兼政治委员。

四、新中国成立后委以重任，在人民空军和民航岗位上再立新功

1952年5月28日，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办公室里，余立金领受中央军委给他的新任命——华东军区空军政治委员。自此，他开始了人民空军和共和国航空事业的领导生涯，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1967年7月，余立金（左二）与杨成武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在长沙大托铺火车站留影。

余立金一上任，就和司令员聂凤智讨论如何开展工作。当时，军区空军机关刚刚经历“三反”运动，不少人被当作“老虎”抓了起来，搞得大家人人自危。余立金认为，这个遗留问题不解决，军区空军工作就无法步入正轨。他组织专门班子，对所谓的“老虎”一一调查核实，确定没有贪污行为的一律“放虎归山”，返回原岗位工作，由此安定了人心。

余立金高度重视政治工作对训练和作战的根本指导地位，着力纠治政治工作中存在的思想领导薄弱、标准过低等问题，并借助重大任务不失时机地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朝鲜战争期间，针对军区参战空军涌现出的战斗英雄群体，他及时组织宣传，把战争中总结出的空战经验用于指导部队训练，推动部队思想政治工作走向规范化。1954年夏，为贯彻中央军委关于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作战方针，他亲自带人参加有关方面组织的方面军进攻战役演习，以提升军区空军参加陆海空联合作战的能力水平。次年1月，华东军区空军对盘踞在一江山岛和大陈岛的国民党军发起战役攻击，并协同海军和陆军解放了浙江沿海岛屿。紧接着，余立金又受命组织军区空军入闽作战，迎击窜扰沿海的美制蒋机，至年底，取得夜间击落3架敌机的战果。继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并获一级解放勋章之后，1957年他又荣获二级八一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1960年3月，余立金被任命为空军副政治委员，同时兼任由原华东军区改称的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期间，他一方面大抓思想政治工作不动摇，一方面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着力加强东南沿海防空建设，组织所属部队坚决粉碎国民党军窜犯大陆的图谋。1963年11月，在南空和兄弟部队协同指挥下，一架窜犯大陆的美制U-2高空侦察机被我成功击落，狠狠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闻此喜讯，余立金兴奋异常。1965年5月，他被任命为空军政治委员和空军党委副书记。“文革”期间，由于林彪一伙的政治迫害，他被牵连进所谓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蒙受了长达6年的冤屈，妻子陆力行和子女均受牵连。出狱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他恢复了名誉，并任命他担任中国民航总局第一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1975年8月，空军领导班子调整，余立金被任命为空军第二政治委员兼民航总局政治委员。由于长期劳累和“文革”期间遭受的摧残，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仍坚持带病主持工作。1978年初，余立金病情加重，中央军委免去他民航总局政治委员的职务，以让他安心治疗，但此时他已进入肺癌晚期，终因治疗无效于12月2日去世，享年6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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