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台湾小男孩的军事训练

幼年兵总队成立

1949年，国民党退据台湾，陆军部队里有一群娃娃兵。

那时，国民党军队因屡战屡败，士兵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空缺”严重且普遍。一个连，名单上的人数是一百二十多人，实际也许只有其三分之二。聪明的大小部队长，为了使名单好看些，把娃娃兵的名字写入军册里。只需把年龄改一改，譬如将10岁变20岁，将12岁变22岁。如果其父亲就是营长、连长，十来岁就补名成为“兵王”上士的也有。

不过，既然补上了名，吃粮拿饷，多少派些活干。当传令兵或者勤务兵，跑腿送公文，为长官买烟买酒，这是多数娃娃兵的工作内容。

国民党到了台湾，孙立人将军受命练兵，职衔为“陆军训练司令官”，官阶中将。孙立人到陆军各部视察，发现了娃娃兵。娃娃兵身高不及三零步枪挂上刺刀，一颗炮弹扛不动，训练时体力不支，成为部队的累赘。把他们撵出去，又于心不忍，万一他们的父兄闹起情绪来，还会出现小兵变。唯一的法子，就是把他们集中起来，另成单位。

命令说，16岁以下的都得到入伍生总队报到。为什么定位在16岁？因为17岁就可以当兵了。命令生效，大批娃娃兵来到，加上原来的幼年兵营，人数达一千三百多人，足足可编成一个团。

多少年以后，孙立人向人说出了他关于成立“幼年兵总队”的想法——授以这个年龄该有的知识教育，同时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等长大后，进入军校，成为一名好军官。

成为幼年兵

我就是幼年兵。在我成为幼年兵之前，是流落在基隆港的一个小乞丐。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遇见了贵人，命运出现了转折，那年我12岁。

他姓易，是班长，部队番号六十七军，就驻在基隆。他独自在中正堂前溜达，和我搭上了话。他说他看见我好几回了，一个小孩子，白天晚上总在这里，不免好奇。就问我的身世，问爹没有爹，问娘没有娘，真正的孤苦伶仃。他都被自己问出眼泪来了，“那你去当兵好不好？”他忽然冒出这句话。

当兵，饭是一定有吃的。可是我才12岁，行吗？会要我吗？

“我去跟连长说说试试。”

我当即拎起布包跟他走。部队驻在一所学校里，连长有自己的小房间，算我运气好，他正在房里。

易班长叫我在门外稍等，没多久，就叫我进去。连长是个壮汉，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那两道浓眉，像活着的什么虫。我一看到他，就觉得害怕。

我不安地站在他面前，他上下打量了我好几回，这才说：“你几岁啦？”

“12岁。”

“补个名字，12岁太小，15岁好了。”

15岁就15岁，20岁也行。我点头如捣蒜。连长找来文书上士，封我“一等传令兵”。“你一身臭！易班长，带他去洗澡，再带他去医务所请医官看看，不定有什么传染病。”吃了医官给的药，肚痛如绞，提着裤子上厕所，一拉，如排山倒海，拉得痛，也拉得痛快。

特务长发给我一套军服、一双黑色胶鞋。上衣下摆垂下像长袍，裤子套进半截还有半截拖在地上，鞋子像只船，后跟能塞颗鸡蛋。全身披挂在廊下一站，一群当兵的笑得前仰后合。没过几天，全连没一个不喜欢我，逗我，摸我脸，真成了宝贝蛋。易班长对我尤其好，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把裁缝用的大剪刀，把我的衣裤剪去一大截，比着我的身体量了又量，不过他总归不是裁缝出身，剪是剪短了，却剪不整齐。不过好歹可以穿了。

鞋子是我自己料理的，活儿很简单，就足把鞋后跟多出的地方，先合并再缝住，只是线太细，缝了好几道，走快了还是会脱线，只好重缝。

这是江西部队，吃辣，一日三餐，无菜不辣，连汤里都放辣椒。舟山菜没有辣味，我见过辣椒的唯一用处，是新人结婚闹房时用来整新郎新娘，如将辣椒切碎泡在水里逼他们喝，也见过新郎新娘轮流交换咬着半截辣椒喂对方。新人被辣得眼泪直流，连声讨饶，大家笑哈哈。

现在我得学习吃辣，在一个都吃辣的群体里，辣味是精神上的结合，甚至是一种尊严的象征，你若不吃，就有瞧不起人的意味，会惹人生气的，吃就吃吧。吃得不但流泪，还流鼻涕，还打辣嗝。但渐渐吃成习惯了，大家见我喜欢吃辣，仿如精神加盟，成为一家人了。

幼年兵营的训练

我们在幼年兵营的训练十分严格，挨打受骂成为常态。罚站、罚跪，不需要理由，常常只是长官的一种情绪发泄，甚至是展现威风。

严格情况当然不只对幼年兵如此，对入伍生总队如此，不分军种，都如此。几十年后回想，觉得有此要求，源于最高统帅的焦虑：蒋介石来台湾后以“离此一步，即无死所”展现个人复仇意志，还剃了光头，要求部队快速练成“不败金刚”，以达到“反攻大陆”的目的。所称“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他要抓紧时间，军人就得加紧训练。

带领我们的干部，连长、排长、班长、副班长，没一个不是经过打骂训练的。他们的年纪在20岁上下，血气方刚，身强力壮，对付一群小萝卜头，自然绰绰有余。

有回，我被罚跪在晾衣场，是这般经过：

三伏天的中午，餐后有一小时休息，吃完饭，上厕所小便，归途中遇到一位别班的班长，依军纪要求，相距三步处，我举手向他敬礼。

他回了礼，忽又转身把我叫住。

“跪下！”他指着地上说。

不论被要求做任何事，问理由就构成处罚条件，我虽满心狐疑，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还是立即跪下。那位班长没说任何话，转身离去。

每连有一个晒衣场，用竹竿铁丝架成，交错成几个大小方块。为了避免衣服被风吹落弄脏，所以在地上铺着鹅卵石。石头大小不一，有圆形的，也有尖角的，我就跪在石头上。

阳光照着头顶，浑身是汗；膝盖顶着石头，痛得锥心。

一个多小时后，那位班长午觉起床又上厕所，见他出现，我还刻意抖擞精神，以标准跪姿相迎。

他走到我面前说：“起来！”

我扭着僵硬的身体艰难地起身，立正站着。

“你知不知道班长为什么要罚你跪？”

我轻轻摇头，轻轻说不知道。

“我罚你跪，就是要看看你有没有耐性。好了，回去准备出操！”

我再向他敬礼，确定他走远了，才敢低头流泪。

禁唱《四郎探母》

某个黄昏，我正在蔗田行走时，听到有人在前方唱“京戏”。从声音判断，那人应该也是小孩。我好奇地循着声音找去，竟发现他是我同队的胡乃生。

他看见我，只望了我一眼，继续唱。天已经暗下来，月光穿过蔗林映在他脸上，他身影挺立，昂着颈子，双手还摆着把式。

我虽然不懂京戏，但觉得他唱得很好听。一会儿后，他唱完了，一本正经地问我：“我唱得好不好？”

“好！好极了！你唱的是什么？”

“《四郎探母》。”

他向我说“四郎探母”的故事。说完故事，他又唱了起来：“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

他一路唱下去，每句都唱得很认真，月影中，可以看见他脸部表情随着剧情而起伏。我听得入神，不觉跟着他乱哼。

“你怎么会唱京戏？谁教你的？”我问。

“我爸爸、妈妈，都教过。”

他说，母亲唱老旦，在《四郎探母》里唱佘太君。但他却喜欢杨四郎这个角，学了不少他的唱词。

“可是——”他忽然凑到我脸前，压低声音说，“你知不知道，《四郎探母》是不许唱的。”

“为什么？”

“因为，杨四郎想母亲，想家。”

“你怎么知道？想母亲，想家不可以吗？”

“我受过处分。”

“谁处分你？”

“指导员。我哪知道这戏不许唱？有回我在操场一边走一边唱，被指导员听见了，追上来骂了我一顿，说上级有命令，不许演、不许唱《四郎探母》。”

我半信半疑，几天后，胡乃生的话被证实了。他果然因为唱《四郎探母》又被军官听到，晚点名时，指导员向全队训话，说的就是这件事。

因为有这段记忆，日后我就特别注意《四郎探母》究竟能不能唱。果然，这是一出“禁戏”，不但不许演唱，也不许写文章谈它，理由正如指导员所说的，怕“想家”“想母亲”的思想影响士气。

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这出戏才开禁。那时我早已离开军队，在《中国时报》编《人间》副刊。我曾去台北“国光戏院”听这出戏，全场爆满，听众里有不少老兵，台上唱，台下哭；我也哭。

幼年兵总队解散

幼年兵总队于1953年解散，距离1951年成立，时间只有短短两年。

解散的原因，有各种揣测：一说是，军中黄埔体系排斥孙立人，认为孙立人成立入伍生总队和幼年兵总队，是在储积私人势力，这是蒋介石所不容的。二说是，孙立人和美国人走得太近，有“挟洋自重”之嫌。三说是，部队需要兵源，幼年兵总队可以正式当兵了。

解散后有三个去向，占半数以上的七百余人，送去学驾驶，学成后成为驾驶兵。几十个年纪稍长又长相较好者，经集训一段时间后，成为蒋介石的侍卫。另有两百多人，年纪最小的，分到政工干校，成立“教导大队”，称为“学兵”。我就是学兵之一，我们的运气较好，除了继续接受军事训练外，也讲授文学课程，最高班为初一，最低是国小一年级，目标是高中毕业后投考军官学校。

当得知幼年兵总队要解散时，多数人都很高兴。尽管不知道未来会如何，只觉得，那些动辄骂人打人的连长、排长、班长不会再在眼前出现了。个儿小的、胆子小的，常被左右邻兵欺负，从此也可摆脱了。

解散前两三天，操课停了，但依旧不许外出。大家在操场上闲逛，说笑，打闹。干部看到我们，也不在乎我们有没有向他们敬礼了。

一千三百多人，全中国各省籍的都有；各有不同的生命故事，却有相同的命运。从幼年兵连、幼年兵营，到幼年兵总队，像急雨似的相聚，如狂风般的分散。

六十年后，2011年3月18日，幼年兵总队成立六十周年。三百多人在台北首次大规模地聚会，昔日童颜，今皆白发；幼年兵，都变成了老兵！

“幼年兵式的老兵”，如今在台湾称“外省第一代”嫌小，称“第二代”嫌老，称“一代半”，自己听了都好笑。我们好像是这部时代机器中上错了位的螺丝，从小到老，都觉得荒谬。

作者：桑品载

编辑：卫中

*摘自《1950：台湾有群娃娃兵》，花城出版社2013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