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持续恶化。一方面,美国不断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从1964年下半年起,美国出动战机对越南北方实施大规模轰炸,将战火扩大到中越边境地区。1965年3月,美国向越南南方直接派遣地面部队。由此,越南战争演变为以美军为主体、以“南打北炸”为特点的局部战争,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直接威胁。
在美国加紧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的同时,由于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中国北部边境军事斗争形势日趋严峻。1963年7月, 苏军开始进驻蒙古。1964年2至8月,中苏边界谈判未果后,苏军向中苏边境地区增派兵力,调集了包括战略轰炸机在内的大批武器装备。同时,苏军频繁进行各种军事演习,派飞机侵犯中国领空。仅在1964年1至3月,苏军飞机即侵入中国领空20余次。
鉴于上述形势,中国决策层认为,由于中苏关系恶化,美国乘机对中国发动直接侵略战争的危险性大大增加,中国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必须从战略上予以重视。1964年六七月间,毛主席多次就战争形势问题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必须做好对付美国发动全面战争的准备,同时对北方有所防备,充分准备独立作战和两面作战。要从各方面做好准备,准备敌人使用原子武器。这样才主动,才能有备无患,才比较可靠。
1965年4月9日,总参谋部召开会议,决定按照中央和军委的要求,加强战备,在全军进行战备动员。12日,中央发出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出:“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 4月12日至5月31日,军委在北京召开全军作战会议,制订了新的作战计划和战备计划(草案),对设防、武装力量动员等问题进行了部署和安排。
为了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决策层对战争危险作了充分估计,立足于最坏的情况,做最坏的打算,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由此被提到了国家各项工作的突出位置上。在全军加强战备的大环境下,已经离开军事指挥第一线7年之久的卓越军事家粟裕,再一次受到了军委领导的重视。
1965年10月2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来到上海,找正在休养的粟裕谈话。(红军时期,林彪任红4军军长时,粟裕给他当过参谋长;林彪任红1军团军团长后,粟裕曾任军团教导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林彪对粟裕说:“你现在身体不好,主要是休息,等你好一些,可以多到部队里去跑跑,看看部队的情况,发现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反映,面谈、打电话或者写信都可以。”(粟裕调离总参后,被限制接触部队,去部队要事先写报告。)
林彪在表达了对粟裕多下去了解部队的恳切希望之后,反复询问粟裕对国防建设和部队工作有什么具体意见。粟裕表示,自己离开部队已久,不熟悉现在的情况,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意见。但在林彪的一再坚持,反复征询下,粟裕谈了三个令他颇有感触的问题。
关于大军区干部配备问题。粟裕认为大军区的战时定位,是要单独负责一个大战区的作战任务,因此干部班子要相得益彰,既要有能征惯战的勇将,又要有深谋远虑的谋士。英勇善战当然是作为高级军事指挥员的决定性因素,这非常重要,但同时也要有战略眼光,有政治远见。
关于干部交流问题。粟裕以他前几年去过的一个军为例。在干部交流中, 除了一个后勤部长是原来这个部队的干部之外,这个军其他的领导干部全部都更换了。他表示:“干部交流取长补短互相学习是必要的,但全部大换班,对保持部队优良的战斗作风和熟悉情况有影响”。
关于加强第一线军分区干部和工作问题。粟裕说,过去对省军区、军分区的干部配备重视不够,把这些单位当成安置老弱病残的地方,看上去人很多,可实际上能干事的不多。特别是国防第一线军分区应该加强,以便在战时能够迅速有效地配合与支援少数守备部队,挡住敌人初期的进攻,而使主力部队不致过早使用和消耗,以便统帅部握有拳头,这样才能有力地打击和歼灭敌人。
林彪对粟裕谈的这几点意见都表示赞同,临别时,他再一次叮嘱粟裕说,等身体好一些时,可多到部队走走。对林彪此次找他谈话的内容,粟裕作了反复的慎重思考。他原本打算身体恢复后回京去换换军事科学院几位领导的班,现在军委领导又提出自己身体好些时多到部队去走走的意见。那么到底是按计划回去换班好,还是下部队多做调查研究好呢?粟裕决定先听听叶剑英院长的意见。
叶剑英于11月初由北京到杭州,途经上海时,粟裕便把林彪和他谈话的内容,以及自己的考虑当面向叶剑英作了汇报。叶剑英赞同林彪的意见,同意粟裕在身体好一些时多下部队走走。叶剑英对他提出殷切希望说:“不要换小班,军科就叫宋(时轮)、钟(期光)他们去搞,要准备接大班。你是战将,要准备打仗。”
粟裕虽然在1958年9月之后由总参谋长转任国防部副部长和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脱离了军队工作的第一线,但是他仍然时刻关注着军队和国防建设,心系国家安危,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他随时准备再上战场,再打一仗。“对镜不须叹白发,白发犹能再挥鞭。”(《老兵乐》粟裕1964年)
作者为历史学硕士,大学讲师,专注中越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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