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以人格魅力征服山大王袁文才王佐，

湘赣边秋收起义发动后，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攻打长沙的计划已不符合现实，为保存革命力量寻求以后的发展，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向赣南转移，期望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寻找落脚点。

南下行军并不顺利，而且充满险情。

前后不断有国民党的军队在围追堵截，工农革命军走的又是山路，山高路陡，加上疾病蔓延，一路上不断有战士倒下。

更严重的是，起义军领导层也不是铁板一块，内部矛盾重重，毛泽东也没有绝对的领导权威，即使他当时还是前敌委员会书记。

师长余洒度就是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的其中一个。

早在毛泽东文家市召开的师、团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上，余洒度就坚决反对向南退却的主张，坚持要取浏阳直攻长沙。

不过当时总指挥卢德铭作为余洒度的上级，对他还有点约束，使退往湘南的决议最终得以通过。

但是在一次行军途中革命军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总指挥卢德铭为掩护后卫部队不幸英勇牺牲，余洒度对前委不尊重的态度越来越明显。

当部队进莲花县城后，当毛泽东得知他警惕性不高将抓获的县保安队长放走，严厉地批评了他：“县保安队离城只有几公里，我们这些人的性命都交在你手上了，你还开什么会？”

余洒度听后非但不接受批评，反而轻蔑地说：“什么？你怕死吗？我可以担保，你若死了，我抵你的命。”

除此之外当时的工农革命军还是带有一支旧军队习气的部队，党组织不健全，长官打骂士兵。

挫折连连导致部队士气十分低落，逃跑几乎成了公开的事，胆大的投机分子相互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去？”

问题，问题，无尽的问题；

挫折，挫折，不断的挫折；

磨难，磨难，接连的磨难。

一个个问题都摆在毛泽东面前等着他去解决，当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的时候，终于摆脱了敌军的追击，工农革命军自秋收起义以来得到休整的机会。

毛泽东也趁此机会对部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和改编：将已不足千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实施民主制度，党支部建在连队上。

这是了不起的改革，也是人民军队的开端。

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到哪里落脚？哪里才是革命军的容身之处？

毛泽东把目光瞄向了井冈山。不得不佩服毛泽东的眼光独到，那里确实是个理想的落脚点。

井冈山，地处罗霄山脉的中段，交通不便，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还有着不错的群众基础，自古以来就曾盘踞着各式各样的山大王。

但是，毛泽东也面临着一个一个非常大的难题：井冈山已经有主。谁呢？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

袁文才

袁文才比毛泽东小5岁，宁冈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出身，中学文化，但是饱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后来为反抗土豪劣绅压迫，他参加当地的马刀队，担任了参谋长，在大革命时期建立了农民自卫军，担任总指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率农民自卫军在茅坪坚持斗争，与国民党前来围剿的正规军周旋。利用灵活的游击战术拖得国民党正规军精疲力尽，不得不退下山去。

说完袁文才，再说说王佐。

王佐又名王云辉，绰号南斗。和袁文才同年出生，也是袁文才的结拜兄弟，同样是贫苦农民家庭。不过没什么文化，早年学裁缝出身，现在手里也有一支农民自卫队。

王佐部驻扎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袁文才部则驻扎在山脚的宁岗茅坪，各有一百五六十个人、六十枝枪，相互配合呼应。

要想上山落脚，不得到他俩的同意是根本不可能的，而王佐袁文才一开始也并不情愿或者欢迎。尽管他俩曾经受过大革命的洗礼，都和国民党作对，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

其实，如果从袁文才和王佐的角度思考，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

设想，本来在井冈山待得好好的，现在又来了一支更大的部队说要入伙，但是目前对这支部队都不了解，他们现在说是入伙，上山后会不会火并山寨？入伙之后会不会被夺权？被边缘化？真不好说。

所以，袁文才派代表给毛泽东带去了一封亲笔信，这封信笔迹流畅，用辞文雅，但却委婉表示了拒绝：

毛委员：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敬礼，袁文才叩首。

袁文才写的信

事实上，他们的担心和疑虑是正确的，因为确实有人曾这样建议过：

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枝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

这样做确实很容易，但是这样一来，想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就很难了，因为袁文才、王佐地部队人数虽然不多，但是从不欺压百姓，做的也是劫富济贫的好事，当地群众很拥护他们。

毛泽东对这其中的利害关系看得很清楚，就努力说服大家绝对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不能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

总的方针定下来之后，如何成功执行才是关键。

毛泽东选择先从共产党员袁文才着手，决定亲自去会一会他，而且还打算送他一份大礼。

什么大礼呢？答案是：一百条枪。准备将袁文才部全部武装起来。

当毛泽东向前委提出这个建议时，顿时炸开了锅，很多人表示怀疑，余洒度则是坚决反对。要知道，当时工农革命军自己才七百枝枪，人均分不到一把枪，一下子就送掉七分之一，很多人自然舍不得。

尤其是在战争年代，枪有时候比人更珍贵，袁文才就特别看重枪，还说，人可以少一个，枪却不能少一支。这也是毛泽东选择送枪的原因。

在去见袁文才的时候，考虑到袁文才绿林出身，重义气多猜疑，只带了几个随员就大摇大摆地去见袁文才。

袁文才一开始还有点怕，提前在祠堂埋伏下二十多个人，当见到毛泽东只有几个人时，他才稍稍放心下来。

会谈的时候，毛泽东一开口就充分地肯定了袁文才“劫富济贫”的革命性，这让双方谈得很投机。当毛泽东提出要送给他们一百条枪时，大大出乎了袁文才的意料。

他心里是既感动又愧疚，自己原来之前一直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袁文才当即表示要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答应上山做王佐的工作，最后还回赠给工农革命军六百块大洋。

当然，一次会面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但是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的关系却是一天天密切起来了。

袁文才部帮助工农革命军照顾伤病员，工农革命军则派遣党员军事干部帮助袁文才的部队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

在遂川大汾镇，部队在清晨突然遭到地主武装靖卫团的袭击，因人地生疏，打了一个大败仗，部队被打散，连炊事担子都跑丢了，十分狼狈。毛泽东只能带着剩余的一百多人继续向井冈山转移。

在革命军最困难的时候，王佐派人过来接应，上山后，毛泽东又送给王佐部队七十条枪，王佐则回赠了工农革命家五百石稻谷和一些银元。工农革命军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根据地。

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后，毛泽东进一步抓紧了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

他多次同袁文才谈心，既肯定他们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们受封建帮会影响、政治目标不明确、阶级界限不清等问题，循循善诱地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政治水平。

袁文才十分佩服，对部下说：“跟毛委员干革命不会错。”

毛泽东与人谈话似乎总有一种魔力，当时革命家队伍中有个叫伍中豪的人，当年他们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搭铺时，毛泽东与他谈起了对时局的分析以及对中国前途的推算，这位北大出身的文学才子诚恳地对眼前的师范生说：“我这一生就跟定了你！”

王佐

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和王佐谈心，王佐逢人就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同他谈上一次话，真实胜读十年书。”

经过多方面耐心的工作，王佐的戒心逐步消除，特别是帮助王佐消灭了他多年的宿敌尹道一后，彻底得到了王佐的信任。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王佐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从此彻底抛弃了对工农革命军的重重疑虑，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在王佐、袁文才的同意下，他们部队里也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和士兵委员会，一年后王佐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2月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工农革命家和袁、王部队正式合为一体。

可以说，袁文才、王佐对于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立了大功的。

但是，当朱毛红军远在瑞金的时候，留在井冈山根据地的袁文才和王佐却因为土客籍之争被错杀了，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也随之丧失。

全国解放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正人就派人来为袁文才和王佐平反。1950年，党和政府追认袁文才、王佐为革命烈士。

1965年毛泽东重返井冈山，多次谈话中都提到打开山门，迎接他上山的两位‘绿林’好汉袁文才和王佐。

当时二人的夫人还在，据在场的人回忆，当时毛主席哺哺念道：“两位嫂子”。汪东兴把两位“嫂子”袁妻谢梅香、王妻罗夏娥接到宾馆。故人相逢，毛泽东格外激动地握着她俩的手说：“袁文才、王佐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谢梅香和罗夏斌噙着热泪，半晌才吐出一句话：“想不到您老人家还记挂着我们。”以后，每逢来访，谢、罗二人都要拿出珍藏的照片对人们说：“毛主席还同我照了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