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周小平：怎样才能让中国的“软实力”硬起

《祖国》记者 杨晨

编者按：新冠肺炎爆发以来，中国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恶意攻击、诋毁、敲诈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中国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全世界面前战胜了突如其来的疫情，也一次又一次地通过舆论斗争等软实力击溃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舆论流毒。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华春莹，人民日报下属媒体总编辑胡锡进，还有青联委员、中国著名网红事实评论员周小平等，共同通过网络平台发声，为我国赢得反击他国恶意攻击中的话语权和舆论斗争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的重要力量。中国的软实力真的硬起来了，这让我想到了四年前曾经和周小平对话时采写的一篇文章，当时，这篇文章得到读者强烈的反响，在中国应用软实力对敌做坚决斗争，舆论界人士纷纷站出来为祖国而战的今天，笔者突发将原文再次刊登出来供读者品茗的冲动。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精神文化层面的强势崛起。但照实说，中国目前的软实力建设还很薄弱，与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综合国力、经济影响力都不相匹配；加之，国际敌对势力却惯常使用各种软实力渗透侵蚀中国，手段可以说无所而不用其极；二十年来，中国逐步步入网络社会，网络的监管难治理难度远远比传统媒体大得多，一些被敌对势力操控、成为金钱奴隶的网络“大V、公知、枪手”开始粉墨登场，大量攻击、重伤、唱衰我国家、民族和社会制度的负能量内容弥漫网络空间，以及众多愚昧无节的网民对这些不良信息的跟风拥趸，致使网络空间一度被这种乌烟瘴气笼罩。

周小平

正当“污名化中国”渐成严重社会问题时，却有一群心系国家民族命运的文化爱国者勇敢站了出来，他们的声音由小到大，力量由弱到强，在极为艰难条件下自发地挑战这一社会顽疾，以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精品，极大对冲了唱衰中国的负能量，并为丰富中国软实力内涵进行了艰辛的、有益的探索，为捍卫中国的文化疆土、清爽网络空间做出重大贡献。他们当中冲在最前面的，当属第十二届全国青联委员\文艺界副秘书长、知名网络作家、新锐时评人周小平。

总书记当面勉励周小平

出席参加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 80后的周小平能够在网络写手中脱颖而出，破天荒的受到习近平同志的接见，与他坚守网民本分，弘扬爱国爱党分不开，诚如他在讲述自己创作《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这本书的起因所说:“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目睹着翻天覆地的变革。这个特殊的时代赋予了我们必须完成的特殊使命:接过父辈的旗帜，为我们这个饱受了百年污蔑的国家和民族正本清源。

作品再次火爆全球华人圈

距“中央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两年了，这期间周小平陆续推出了《Hi’ Im, China》，《台湾，好自为之》等重磅作品。在全球华人社区，华人文化圈当中产生了比《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更为深远的影响力。今天记者连线周小平，采访到了他关于中国“文化复兴”的一系列思考。

第一：当下中国的文化短板的现状和成因

记者与周小平的交流先从中国面临的文化短板开始，而这种文化短板的历史成因和现实问题自然是我们绕不开的话题。在周小平看来，目前中国的文化短板可以从历史层面、现实层面以及境外势力三个角度来分析。

（一）：首先是历史层面的问题。

一个国家的文化强势或弱势，与这个国家的繁荣强盛程度有紧密关联，当一个国家繁荣强大的时候，这个国家的文化一定处在升值期，而当一个国贫穷落后，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化通常是贬值的。

1840年之前，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之国，文化很强势，作为文明绵延最长一个民族，中国人的自信心曾经很强。我们从当时的一些西方著作以及他们对中国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西方世界当年对中国的神往和推崇。举例来说，当时中国的瓷器在国际贸易中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西方人为了拥有一件产自中国的瓷器，不惜以重金和领土交换，甚至发动战争，这就足以见得古时中国的文化强大、对世界影响力是多么可怕。

但是到了近代西方率先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因此中国在科学技术上与之形成了代差，1840年之后，由于中国在对外战争屡战屡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一步步地被砸碎，从极度自信走向极度自卑，而这一时期也正是西方自己建立自信的过程，从极度自卑走向极度自信。此时的西方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只有它们是文明的，别的民族是“落后野蛮”的，这些民族要么被西方殖民，要么被消灭。从此后，便形成了东西方在文化层面极不对称的现象。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落后面貌虽得到很大改观，但从那时延续下来的文化自卑心态却没有从根本上纠正过来，到了今天这种文化自卑心理更是极大制约了中国人自信力的成长，也成为中国复兴之路上的一大精神羁绊。

（二）：其次是现实层面的问题

除了历史原因以外，在中国建国以后所遭遇的现实情况也很重要。建国后，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信息是封闭的，民众普遍认为西方是水深火热只有中国才是幸福的。但很快这种情况就被改革开放的脚步打碎了，中国人突然意识到原来西方不是水深火热，而是十分富足。因此心理就从盲目自信走向了极度自卑。

6、70年代的中国可以说是相当贫困，当时的中国家庭很多连一辆自行车都买不起，家里吃得起肉的人也不多，很多地方的工人一个月只有几十块人民币的工资，而当时的西方则开始普及小轿车了，这对当时的国人造成的心理落差很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临近，越来越多的国人接触西方了解世界之后，这种落差就更大了。当国人看到西方世界的繁华，再看看中国的贫困落后。看到西方世界的强大，再联想到中国的孱弱。看到西方的高楼汽车，在回想起中国的土鸡瓦狗。看到西方媒体的丰富多彩，再想到中国文革和大跃进时的狂热与荒唐，很少有人能扛得住这样强烈的现实冲击。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随着中国不断抓住战略机遇，国内整体硬实力快速上升，这些当年被西方的强大冲击过心灵的一代人走入了中国各个领域的领导岗位。在其他领域，清楚中国与国外的差距，反而会凝聚出一种奋起直追的力量和精神。但在文化、宣传、教育等领域，却极容易滋生自卑情绪。而这种自卑情绪又会不断通过这一代人所掌握的文化出版、电影发行、宣传、教材等载体显现，影响下一代人。

比如在媒体、教育甚至家庭环境都存在这样的普遍问题，因此要实现中国的文化复兴，这一代人的影响不可忽视。

首先说，在我国掌握媒体知识话语权的自上而下社会结构中，相当一部分人是在对西方盲目崇拜中长大的一代人，这是由于他们自身成长经历所决定的。因此在他们成长为媒体精英后，就会不自觉地陶醉于通过自己掌握的媒体渠道灌输诸如“中国人劣等、外国人高尚”“中国制度落后、西方制度文明”等话题。虽然支持这种话题的论点论据基本毫无推敲的价值，却媒体精英们却懂得用温情的字眼和强烈的视觉冲击让受众接受，而对国人的精神生活毒害甚深。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反而他们会认为自己是在“传递真相”。

在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在许多版本的教材中，我们能越来越多地看到许许多多盲目贬低中国、盲目赞美西方的偏激论调，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对西方历史进行全面美化、对中国历史进行教条化贬低的文章。同样这批从事教育工作的主要人群，目前也是当初被西方的强大所震惊过的那一代人，“西方是完美的”这种思想如同思想钢印一般印在了那一代人的脑子里，无法抹除。2014年有一篇比较火的记者调查文章，题目是《老师，请不要这样说中国》，在这篇文章里记者对一些教育工作者在课堂上崇洋媚外的无知言论普遍性感到惊讶，在课堂上老师群体普遍存在陈述国外如何民主自由，中国如何专制呆板等牢骚，而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的学校里并不罕见。

一个在多个国家学习工作过的网友致信周小平称，能在网络上大肆污蔑造谣自己国家民族的现象只有在中国的网络上才能频繁出现，而在西方世界，有类似行为的人从政府到民众，都可以将其告上法庭，而且一定会被罚得倾家荡产。所谓西方社会标榜的言论自由观点，其实是子虚乌有，而是被一些中国人自己想当然创造性出来的。在美国你当然有骂中共的自由，但是你却没有骂美国及其盟友的自由。

比如2015年美国facebook上舆论普遍支持台独，于是一大批中国的90后学生纷纷走上facebook网站，对台独言论进行驳斥。然而这些支持中国的言论大多惨遭删除，还有许多中国学生被facebook禁言封号。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元，然而目前在许多中国的城市家庭教育当中，“出国梦”的泛滥和纠结已然成为常态化现象。许多中国家长一叶障目，在给孩子的未来规划似乎就只有出国一条路。至于为什么出国，出国将会面临怎样的利与弊，这样的家长则很少能理性看待。

譬如许多85后90后留学回来就说，他们感觉国外并不好，那里除了对华人的歧视外，就是治安糟糕，毒品性乱，物价昂贵，人情冷漠，经济萧条，个人的发展机会也很少，想要回国。但他们的父母却着魔般地反对他们回来。父母认为孩子们想要回国是因为在国外吃不了苦，而孩子们说国外治安不好则应该是被新闻联播给骗了。上一代人的普遍思想是：“我们当初想出国，但是没本事没钱，出不去，所以只好留在中国。吃了这么多苦，如今终于把你送出去了，而你居然要回国？”

而孩子们则反驳，“我为什么要满足父母毫无意义的崇洋情结而到国外吃这种毫无意义的苦？”还有大一点的孩子抱怨，历史书中讲到的奴化教育，如今却由自己的父母强加于自己，完全不顾国外的真实情况。两代人看待中国和外国的心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周小平还提醒道，中国65后到80后25年间出生的人当中，相当一部分早已把“中国月亮没有外国圆”固化在大脑中，西方世界是他们共同的偶像。在社会价值观、政治制度、经济秩序、舆论传播、意识形态、人生观甚至是国家归宿感上，这几代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的影响，这几代人当中能坚持以自身文明为轴心的人，比例相当少。因此随着这25年出生的这批人开始接管中国的社会权力、成为社会主流的时候，将很可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形成冲击。

第三：西方敌对势力趁火打劫

周小平继续说：“遏制中国是境外敌对势力的长期战略，但遏制中国，他们就需要手里要有牌可打。在过去几十年他们常用的工业牌、经济牌、封锁牌、禁运牌，但他们手里的这些牌如今在被我们一一收走后，他们就打起了文化牌。应当说他们是非常懂文化的，现在世界上所有文化的制高点都被西方所掌控，如好莱坞、奥斯卡、诺贝尔、普利策等等在文化制高点吸引了大量中国的文化‘精英’亦步亦趋，西方也向中国推送了大量的文化垃圾。有了互联网后，西方敌对势力甚至认为他们不出家门就可以在舆情上影响中国的政治走向。”

西方敌对势力无时无刻不在研判中国，只要对中国有益的事情，他们就大肆批驳，然后搞黄了而后快。而对中国有害的事情，他们却要疯狂点赞，巴不得我们一错就错。而在这种环境下，我国的部分“精英阶层”却乐于为西方反华遏华战略服务，充当西方敌对势力的马前卒，然后从西方获取酬劳和各种国际大奖，这几乎成为“精英阶层”人士鸡犬升天的定式。说到这里，我们又应当从当年鲁迅拒绝诺贝尔奖的故事中受到怎样的启迪呢？

美国文化冷战的制定者和作战方案十分先进，美国对信息武器的掌握和运用比起我们整整高出了一个代差。这种差距就好像当年我们用土炮去对抗滑膛炮和开花炮弹一样。当中国以为黑客战就是网络战的时候，美国却早已把网络信息战和文化战争作为了国家策略来推动。黑客是最低级的网络战，最高级的网络战则是仅凭文化力量就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另一个国家的人民，美国长期通过网络直接针对中华文明的特质和特征定向下毒，以达到操纵舆论甚至是影响政治的目的。

在历史层上：他们通过各种学术以及文艺作品否定中华文明，丑化和抹黑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社会习俗。

在制度层面上：他们通过各种学术以及文艺作品否定中国的政治体制，夸大和放大中国的一切社会丑恶的一面，无视中国社会进步的一面。

在文化层面上：他们通过各种学术以及文艺作品摧毁中国人的自信心。他们不断夸大和放大中国人的缺点，无视中国人的优点。同时夸大西方人的优点，无视西方人的缺点。

而以上的这几个层面，每一天都通过他们的学术奖项、研究项目、纪录片、电影、文艺作品、网络段子、教材渗透等方式，日复一日，紧锣密鼓地层层推进，直到把我们的精神大厦彻底蚀空。

小结：

因此，中国存在的文化短板实际上就是由“历史层面”“现实层面”“敌对势力”三个因素共同合力形成，它们成为了压在中国人民精神头顶的“新三座大山”。因此，如果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实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就需要从这三个层面下手，一一对应，找到有针对性的良策。 需要高超的政策制定者、政府智能机构、历史学者、技术人才、媒体精英、产业英雄、舆论偶像等合力，才能到达到九龙治水之局面。

第二：中国目前的文化舆论现状

周小平认为，中国目前的文化舆论现状不容乐观，而这要从网络信息传播权力层面、产业技术层面，以及网友层面三个角度来刨根问底。

（一）：网络信息传播权力层面

今天是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而网络信息的权力结构与传统媒体的权力结构完全不同。周小平为我们揭底：真正控制信息传播的权力核心还不是网站的老板，而是真正管理内容的“网络潜规则”。

网络内容传播有一套自己的规则体系。第一层权力结构就是运营总监，比如论坛、贴吧的运营总监掌握几百万个BBS社区，权力极大。 第二层权力结构就是总监下辖的运营经理，这些经理能够决定各个贴吧的吧主是谁，这一层权力也很大。第三层权力结构就是吧主，吧主可以掌握封号、发帖、删帖的权利，也就是直接掌握网民的生杀大权。

因此实际上是这些人掌握着中国互联网的舆论导向，当然在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情况也是类似的。

对敌对势力而言，他们腐化控制中国官员的成本和风险都比较高，而控制这些网络权力的真正掌握着，控制一些编辑、经理、程序员就相对容易且安全得多。他们只需要花很少的钱，控制一批内容经理、论坛吧主、网站管理员、代码编写人员就可以了。而只要控制了这些人，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全中国网民的眼球和意识形态。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贴吧中发布有利于中国的消息很快就被删掉，而各种反华反民族的帖子却可存在很久。每天都可以看到在各大新闻客户端推送的内容下面，只要是关于国家政府的新闻，总是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但过不了一会儿支持的言论都被删掉了，只保留下了漫骂和反对的意见。可见我们对网络权力还没有完全掌握。

记者问周小平：“那你目前在网络创作、弘扬正能量的成就又是怎样取得的呢”？周小平一脸苦笑说道，无奈我们只好转战微信，起初也是几乎每篇文章都会被删，但后来这种行为被网信办的制止了，我们的声音才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但是虽然此事通过网信办的干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并不是所有想要表达正能量观点的人都能有我们这么幸运，能得到网信办的帮助，因为网友群体太大了，如果都靠网信办来协调处理类似事件，也是不现实的。这个还需要群策群力。

删除正能量的帖子对腾讯这样的中国企业来说没有好处，实际上像张小龙这样的微信开发者他们也很清楚中国强大对自己公司的意义，因此抹黑中国绝对不是他们的意愿。然而像微信这样的大型社交软件，往往每班都要有三四千人的编辑团队来对内容进行管理，而敌对势力只要买通里面的几个编辑就可以了。几个编辑，几个技术人员动动指头，就可以决定网络舆论的走向。就算万一事情败露有人追问起来，他们还可以用：“因为每天要删许多不良信息，所以应该是不小心删错了。”这样的理由来搪塞。

因此，对网络平台工作人员的管理必须跟上，用人时不仅要监管其业务能力，也监管其道德素质。网站有删帖或推荐权力的编辑/程序员应该采用实名制上岗，网友帖子或评论被删应该显示由某某某责任编辑操作，将这些权力掌握着暴露在阳光下。一旦某个编辑经常删除正能量的帖子或总是不删除负能量的帖子，那么这样的人就值得好好查一查，甚至被列为永远不得从事该行业的黑名单。此外，如果某个网页上经常把负能量的帖子上到显眼的位置，而把正能量的信息放在犄角旮旯，那么这个管理这个页面的编辑和吧主也应道受到批评和警示。

周小平在第一届乌镇互联网大会就提出，这种买通网络编辑的行为也是商业行贿，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网站应该积极推进网络编辑实名制，后台操作可见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一旦有明显的违规行为，就可以根据前台显示的操作记录顺藤摸瓜，进行查处。

网络信息发布平台权利结构是必须引起政府部门特别是舆情管理部门高度重视的问题，敌我双方谁能很好地掌控了这种权力结构，谁主张的观点和舆论导向就能够成为网络信息传播的主流。

（二）：产业技术层面

我们觉得大数据很新鲜，那是因为我们目前对大数据的应用还是很欠缺。而西方尤其是美国对大数据的应用已经很成熟。在大数据时代，信息的传播和封杀可以十分隐蔽而有效。比如说，我们在发表了某一篇不利于美国有利于美国的文章且影响力较大的文章，技术上完全可以实现，对这篇文章进行屏蔽，并且这种屏蔽还能做到不让发布者知道，只在发布者在自己的这一段显示，而其他广大网络受众却根本看不到。同时还可以通过采取模糊检索等技术手段，通过网页蜘蛛自动搜索到某一篇文章，然后进行自动封杀。

我们现场就做了一个实验，他先发布了一条文章，但没过多久只在自己的空间能看到了，而其他人访问这个空间时则根本看不到这片文章。而在网上一条刚刚发布的负能量文章，点赞的数量却很快暴涨。这些一看就不是人为的，而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的。

同时大数据的运用还可以让敌对势力很好地打造自己的舆论代言人，同时打击中国的舆论代言人。比如在网络上一个常常吹嘘美国政治制度，贬低中国政治制度的大V，你检索他的名字时，出来的信息一般都是正面的。即便你偶然看到了一条关于他的负面信息，而系统很快就会在相关页面给你粘连推荐许多关于他的正面信息。所以这些亲美网络舆论大V如有神助，无论他们干了多少坏事，无论你怎么揭露和批判他，系统都会自动地保护他的形象。而反之，如果你是一个在网上常常弘扬正能量，常常宣扬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优势的“自干五”，那么系统就会针对你进行抹黑。

当你检索一个“自干五”的名字时，通常就会出现大量关于此人的负面信息。并且即便是你看到了关于此人的一些正面信息，但很快系统就会自动在页面其他位置向你推荐关于此人的负面信息。于是，很快网友就不再会相信他们了。

周小平接着说，网络技术在打造舆论大V的时候可以很隐蔽进行操作，但目前技术的掌控端大多不在我们的手中。

比如当年薛蛮子被抓后，你会看到他的微博依然还在并且粉丝数不断在涨，也就是说，亲美的微博博主哪怕一天什么都不干，粉丝都会暴涨好几万，而反之则几乎不可能。而我们的“自干五”的微博经营得再好，也不可能快速涨粉。这是个普遍现象。有时，我们还会遭遇隐蔽的技术黑手：即看上去我们微博的粉丝总数没变，甚至略增长，但网站后台却把粉丝当中有活跃度较高的人给悄悄取消了，代之以一些没有活性的“僵尸粉丝”，这便使得正能量微博和交流空间的影响力不断地消退。

（三）：网友群体层面

谈到这里周小平先提了一个网络原住民的概念，网络原住民是指一出生就有互联网的群体。中国的网络应用比较晚，与西方的民间网络应用有20年差距。而中国的网友主要集中在35岁以上的群体，年龄越大的人使用网络就越少，这就导致现在中国的网友群体非常年轻，会具备这样一些特征：对叛逆的东西感兴趣，叛逆的情绪会更强；容易关注社会热点话题，他们优点是有活力，有精力，参与感非常强，弱点是是非判断力较弱，特别容易被不良信息蒙蔽。从年龄结构上看，70后、80后中国网民的思想更多地偏西方。90后没有太明显的特征，但至少知道自己的国家比较强大，他们呈现出对西方文化审慎接受，对民族文化不盲目排斥的特点。前不久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90后帝吧（活跃度最高的一个贴吧）到facebook上去反“台独”，去驳斥“台独”的言论，居然造成facebook服务器的一度瘫痪。但90后目前大多还处于学习阶段，传播自己文化观的能力和精力很有限，文化积淀还不太够，到他们对于文化有了系统的理解并输出自己价值观的时候还比较遥远。

网络上对于文化和舆论的解释权更多地是集中在大V手中，网友群体亲美亲西方的会多，再加之传播权力和产业技术方面存在的问题，当前能够看清西方或亲西方传播领域残渣泛起的网民还比较少，爱国的铁粉也相对较少。但随着中国人与西方世界接触的越来越多，发现到西方只有攻击中国的自由，却毫无对西方体系政权提出不同意见的自由，与美国不同声音的言论被西方禁止、被删帖的现象太普遍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人对西方自我标榜的言论自由产生严重不信任。

第三：提升中国软实力的未来之路

对于这个问题，周小平的观点是，既然问题有三个层面的原因，那么我们就要从三个层面去解决。

（一）：解决历史层面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对中西方历史溯本清源，要知道历史背景真相。不真正认清中西方历史与现实，中国人始终会抬不起头来，当然西方人也会在这样一种历史知觉混沌状态中了此一生。历史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重新的梳理，从历史中找到答案。

西方的确是现代科学的发端，但不能证明他的文化和社会制度就比我们好。历史上我们在近代以前一直比西方强，近代虽然我们落伍了，现在马上我们又要反超他们了。周小平还专门研究过文艺复兴，为什么1453年西方突然爆发工业革命，他认为是因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占了君士坦丁堡，这里是欧洲与中国贸易的必经之路，此后很多年，奥斯曼垄断和中国的生意，欧洲又打不过奥斯曼土耳其，因此只能选择走向海洋，希望能打通一个通往中国的海上商路，但这就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时西方的技术不足以征服海洋。于是在这种生存的压力下，西方被迫大力发展工业技术，先是发展一切与航海相关的技术，占领殖民地的过程中，又发展一切与火器相关的技术。攫取从殖民地抢到的金钱物资以后，西方才开始搞文艺复兴，西方近代文明体系才逐渐形成。因此，西方文化的兴起是地缘强权压迫的结果，并非其自身文化资质优越所致。而这一时代的中国，其体系完善且不断向前发展的文明体系已经绵延了数千年，足以证明我们在文化上远超西方的优越性。但现在让大家接受这个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似乎还不容易。

因此目前就继续从专家学者，从文化社科领域，立项大量的此类课题，组织大量的此类年轻专家，从学术上形成合力，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近代史观。

（二）：解决现实层面的问题

其次，在一些文化和意识形态相关领域，要大胆启用那些从内心到行动到工作中时刻旗帜鲜明拥护党和国家的年轻人。

不可否认，由于现实的原因，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过程确实给某些特定年龄段的国人造成一定心理阴影，这种阴影有来自文革的伤害，也有来自对西方当年的强盛造成的心理冲击。这些伤害和冲击造成了他们自己特有的自卑文化价值观。期待这一类群体出来弘扬正能量多少有点勉为其难。而这个群体30多年前就开始大量供职于文化教育传媒单位，他们招收提拔的年轻人也必然是符合他们价值观的人，不是这样的人要在这样的单位工作也要把自己变成这样的人才能生存下来，否则一定会被赶出局。因此持有这种价值观的群体在传媒教育领域已经形成了合力，是很成问题的，并且容易被境外势力利用，容易成为西方文化的传声筒。

因此，为改变中国软实力的疲软现状，要在这些领域大胆启用那些没有心理包袱的新人，积极发掘那些在工作和生活中无时无刻不体现出对祖国热爱、赞美中华民族的人，进行重点培养。可目前许多爱国思想浓郁的年轻人在单位里吃不开，于是出来申请个微博或公共微信账号自己单干的现象还很多，我们应当关注整合这样的力量。周小平还重点说道：“文化学术界和文化教育要确立这样一个方向：即，在经历了整体文化弱势的国家发展阶段后，我们更需要一次对一个时代的谅解，而不是赵氏孤儿式的复仇。”——每个国家每个政权在发展过程中都有犯错误和不光鲜的时候。

（三）：应成立中央意识形态管理局

纵观近年来敌对势力的传播方式，已经显得十分隐蔽，赤裸裸的推墙宣言已经很少，其表现形式变得非常隐晦，例如通过把反华的观念包裹在吸引眼球的文化产品和媒体当中，侵害中国的受众，或通过一些渠道将敌对势力的诉求植入到教材中，让中国的学生学习国外知识的同时中毒。这种转变形式的反动传播虽然较为隐蔽，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基本思路就是变着花样地丑化中国，鼓噪中国人去做国外附庸。

因此，周小平建议要在中央领导下成立一个意识形态局，它要对涉及意识形态的文化和媒体产品有所监督。对电影、教材、网络舆论领袖进行意识形态研判。该局可以不具备实际的执行部门，但要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票否决权，可以协调其他主管部分进行纠正。

该局应大胆启用新人，像类似团中央的新媒体处主管之类的年轻干部，如果能得以有效发挥其作用，则将使得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得以推进一大步。

（四）：应师夷之长以制夷

在与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博弈中，要善于利用反向操作的方法。以对我国家民族有利为出发点并充分进行客观研判后，我们需要学习敌对势力的操作手法。

比如敌对势力可以买通编辑和程序员把网站正能量言论封杀掉，我们就要利用技术手段把一些负能量言论封杀掉；敌对势力把传播中国优秀文化的网友列入黑名单，我们就把境内外反动网站反动大V列入黑名单；敌对势力让爱国博主掉粉，我们的主管部门就应当让爱国博主涨粉，敌对势力用大户数向中国的网友推送不良信息，我们的系统追索到该源头以后就向他们反向推送正能量信息。敌对势力利用大数据推送反华大V的正面言论，我们就要利用大数据推送反华大V的负面言论。敌对势力利用大数据推送爱国者的负面言论，我们就要利用大数据推送爱国者的正面言论。

战争应该要用战争的方式来应对。

此外，对于网络权力结构各环节负责人责任人推行实名制和推荐制，一些行为不端的网站工作人员要把他们挖出来，以后不得再从事这个行业，而一些主动删除负能量帖子，或在正能量宣传上有进取心的从业者，我们要好好培养，让他们有更好的事业发展前景。对于各种网络平台空间，要对正能量信息的传播和负能量信息禁绝有硬性的要求，并严格执行。这样一来网络空间自然会产生变化。

（五）：要开创中国文化产品的经营之道

周小平有一个观点是，不能赢得市场的文化产品，就不是文化产品，没有任何价值和一亿。当前，我国的文化市场和创作团队还缺乏比较市场化的运作手笔，西方的文化产品经常让年轻人自愿掏钱排着队看，而我们的文化产品送上门年轻人还不爱看。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把文化当政治做，还要当产品来做。未来我们要让人家哭着喊来买中国的文化我们才算成功。像某些学院那样倒贴钱让外国人来接受中国的文化是不行的。

贴钱的文化传播路线是走不长的，而是要把中国文化拆分融入各个产品当中销售出去，才是正道。比如美国文化在传播时，就不是办什么“华盛顿学院”，而是在中国开英语培训班、开星巴克，上映好莱坞大片等等，这些美国的文化产品都是挣钱的，每一个掏钱购买者都会成为美国文化的坚定拥护者。——这种差别，能从一个侧面看到我们面临的文化劣势现状。

所以我认为我们同样应该把的中国文化形态细化拆分后以产业方式来经营，中国人既是生产文化的天才，也是商业的天才。现在，几乎所有的重要商业领域，都不乏中国人的强音。而30年前，许多中国人还吃不饱饭。就算是外国人擅长的领域只要中国人认真去做，也会很快超过他们，电子商务就是很好的证例。因此，只要我们坚定了在国内外提升软实力的大方向，把准了文化与市场衔接的脉络，确定好文化传播的指标，找准市场利益点，假以时日，中国的文化行业也定能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条战线上取得成功。另外中国的文化也要加强与其他产品经济的融合共同走向中国走向全世界。

（六）：要把意识形态宣传工作职业化

我们弘扬正能量也要有顺应网络环境的打法。例如针对敌对势力的造谣中伤。我们不一定要把弘扬正能量的爱国网友推到前排，完全可以组织打造一批“马甲”出来，让敌对势力无可攻击。就像我们宣传雷锋容易被抹黑一样，但西方在打造道德偶像的时候用超人和蜘蛛侠就很难被抹黑，因为这些道德偶像是虚拟的，创造这些虚拟偶像的是一个熟悉网路传播规律的强大内容运营团队。

因此我们在文化领域就是要用战争思维来对抗。基于美国对华文化霸权现状，当前中国要在文化领域适时的反击，像抗美援朝一样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并且打得敌对势力受不了，把他们打回谈判桌上，打得他们也守规矩为止。“军队不能争取到的就不能指望外交官能够拿回来。”周小平还给记者讲了这么一个案例，在汶川地震时，周小平等网友制作了一批中美军队不同的救灾行动图片对比，传播到美国的网站上去之后，引起了轰动。通过照片对比美国网友可以直观地看到，在中国汶川地震期间展现了中国政府和军队巨大的救援投入。而美国新奥尔良飓风之后时，除了少数消防员外，政府和军队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

虽然后来这条对比图片很快在美国被删除，但它在一段时间对美国网民造成的影响不可小视。因此我们应当成立相关的职业机构，积极启用新人，应用强有力而不间断地网络文化舆论战略战术向美国的网络发起文化进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遏制美国信息霸权维护中国文化主权的明智之举。我们进攻的目的不是要抹黑美国，而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和美国达到一种战略平衡，迫使美国真正坐到“文化停战”的谈判席上来。

总结：

我们要想在传播产业上赶超西方的水平，形成我国强大的软实力，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例如，要建立更加完善和充满活力的软实力体系，就要在组织机制、业务模式和编制等方面有所创新。老的传播机制往往是以不能引起争议为落脚点，这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讲是有益的。但是面对当前传播领域各种显性的隐性的负能量信息“爆棚”，和西方势力对传播技术产业掌控的绝对优势，老的传播机制的传播模式和传播产品就显得比较单调了，需要更加多样化的、经过受众市场检验和有与敌对势力pk经验的正能量企业的参与，也需要孵化出更多秉承正能量的网络文化领军人物，培育挖掘更能够直指人心、更加有影响力的爱国文化产品和素材，创造更加有利于民族文化推广并形成国内外文化市场竞争力的社会氛围，促进更加健全完善软实力体系的形成。周小平说，有时对手的经验我们也是可以借鉴的。美国的很多宣传任务是下达给传播公司来做的，传播公司更加熟悉市场和受众口味，会挖空心思让政府交与的宣传项目能够卖个好的“票房”。考察软实力的实力，很大程度要看受众市场效果，能够让人掏钱购买的文化才有软实力，靠补贴让人接触的文化基本算不上什么软实力。

其实每一年中国在传播上投入的资金都很多，而真正能够拿到这些钱的好企业却很少，而且手续繁琐，花很多精力也许还拿不到多少钱，而且受到利于驱动，不少资金在层层下拨中并没有用对地方，或没有用到真正能搞好正能量宣传的单位，有的钱拿出个应付差事的东西来，也远远无法达到宣传的效果。在产业支持方面，周小平认为应当有高度集权于中央的一套特别的财政体系用于支持正能量的传播，由中央有关部门来审批各种支持的资金发放，因为只有中央不想拿这个来赚钱，而这种权力的层层下放中却容易滋生腐败，或拿这个钱用作产生传播正能量以外的经济效益。周小平补充说，美国的软实力的强大就与国家直管文化事业有关，美国的好莱坞和有影响的传媒企业都是与美中情局直接对接的。

我们在文化领域面临的问题比想象中的更严重，因此要想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温水煮蛙是不行的，国家需要魄力。 这是在整个采访中，周小平第三次提到魄力这个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