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战略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同的文化传统、民族特性、地缘环境、经济形态、政治制度、基本国策、军事思想和海洋观念等诸多社会历史因素，造成了近代中日海军战略发展中的历史差异。

例如，忽视军事理论的研究、缺乏先进军事理论的指导，是晚清海军军事战略落后，乃至甲午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的“师夷”是被列强侵略逼出来的，不是自觉的。清朝当权者只想学习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未想学习西方的制度和理论，包括先进军事理论。

甲午战争前后，美国海军战略理论家马汉的制海权理论已风靡欧美及日本，而清朝统治者却不知马汉为何人、海权论为何物。

日本明治维新后，在“文明开化”国策引导下，日本在大力发展海军的同时，注重学习和借鉴西方尤其是英美的海战理论。

特别是马汉的名著《海权论》于1890年出版后很快被日本译出，日文版序文中称：“我国是海洋国家”，如能熟读马汉的著作，掌握马汉笔下的制海权，日本不仅可以支配太平洋的通商，巩固海防，还可以攻击敌人。”

由此可见，马汉的对制海权理论，对日本海军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日本以马汉的海权学说为指导，结合日本的国情军情和海战实践，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制海权理论及海军战略，为赢得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19世纪未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马汉提出了系统的海权论理论

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年9月27日出生在美国西点军校的教授楼里，其父老马汉28岁时就成为了当时西点最年轻的教授。他给儿子取名赛耶是为了纪念为西点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赛耶校长。

1854年马汉进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学院。虽然老马汉是美国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马汉却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在两年后转入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官校三年级就读。

1859年以第二名优异成绩毕业并进入海军服役，曾任炮舰舰长。

1885年任美国海军学院教授，讲授海军史及海军战略，并开始其著述生涯。

1886-1889，1892-1893年两度出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

马汉主要著述有《海权论》，《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1793-1812》，《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海军战略》等。

1914年12月1日因心脏病发作，逝世于华盛顿海军医院，享年74岁。

马汉的思想深受古希腊雅典海军统帅地米斯托克利及政治家伯里克利的影响。马汉认为制海权对一国力量最为重要。海洋的主要航线能带来大量商业利益，因此必须有强大的舰队确保制海权，以及足够的商船与港口来利用此一利益。

马汉强调海洋军事安全的价值，认为海洋可保护国家免于在本土交战，而制海权对战争的影响比陆军更大。他主张美国应建立强大的远洋舰队，控制加勒比海、中美洲地峡附近的水域，再进一步控制其他海洋，再进一步与列强共同利用东南亚与中国的海洋利益。

马汉的海权论对日后各国政府的政策影响甚大。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控制中美洲的“巨棒政策”是以马汉理论为基础。直到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部署都以马汉理论为原形。

马汉“海权论”的问世，直接促使了德、日、俄、美等国近代海军的崛起，但却对当时的中国影响甚微。究其原因，主要有中国在全球所处地理位置、内部地理环境结构、经济形态、政治体制、时局影响等多种因素。

二、真正推动一个国家寻求海上霸权的原因有三点：生产、航运、殖民地。

1890年，马汉的《海权论》一书中提出，以贸易立国的国家，必须控制海洋。夺取并保持制海权，特别是与国家利益和海外贸易有关的主要交通线上的制海权，是国家强盛和繁荣的主要因素。

制海的要素包括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地势、涉海民众数量、国民的特性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海军。

马汉从战略角度分析了一国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性格和政府政策(包括发展海上实力的政策)等因素对海权的影响，提出海军战略就是在平时和战时建立并加强海上实力，以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

马汉认为，夺取制海权的方法是舰队决战和海上封锁，而要完全夺得制海权，只有通过舰队决战。

1900年，马汉又提出“条形地带”理论，认为“亚洲问题”就是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对东起朝鲜半岛、西到小亚细亚这一“条形地带”的政治控制权的争夺。

在马汉的理论体系中，真正推动一个国家寻求海上霸权的原因有三点：生产、航运、殖民地。一个国家如果缺少这三点的其中一点那么一定不会拥有海权。因为这种国家的国民和政府对于海权不会有丝毫的关注和野心。

马汉认为英国之成就为空前海洋强权，除了具备上述基本条件的优势外，政府对海权运作是关键。

在海权运作方面，马汉认为英国若无海运贸易能力，无广大殖民地（资源、基地和市场），以及训练有素的海员和船舰，则英国虽有先天优越条件，亦将无能为力。

尤其在战争工具运用上，即制海权争取上，英国通常均以在海上击灭敌国舰队或对敌港口建立封锁为一贯指导，更是重要因素，相反的，法国却热衷于领土的征服而未着眼于击灭英国舰队，于是结果便完全不同。

三、大清和日本的社会经济模式的不同，决定海军发展战略的差异性

明代万历年间，郑和下西洋的舰队是全球最强大的海军舰队，跟郑和的宝船相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乘坐的船就是个救生艇。但是为什么明朝没有像西班牙或者荷兰那样，控制整个印度洋和西太平洋呢？

这是因为明朝的生产模式是农业内向型的，国内绝大部分人口都是自给自足，整个国家不需要通过航运来进行大宗的商品贸易。

也正是因为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明朝不需要通过满世界建殖民地的方式掠夺原料，开拓市场。所以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朝就再也没有进行任何的海上开拓活动，反而实行禁海令。

同样到了清朝，我们虽然在洋务运动中建立了一些现代化的工厂，但是我国总体的经济模式仍然是农业内向型的。这就决定了清朝建立海军舰队的目的是防守海岸线，而不是保卫自己的海外贸易。

所以在清政府的脑子里，花一笔钱建立个北洋水师就可以了，这支舰队不需要升级，不需要扩建，更令清政府心烦的是维持这样一支舰队非常烧钱。

但对于日本来说，海军舰队的意义就不一样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正把自己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国，是一个工业贸易外向型经济模式，这个弹丸小国此时急需从外界掠夺原料开拓市场。所以日本必然走向了对外扩张的道路。

而作为一个岛国，日本的主要贸易方法就是航运，制海权的必要性不言而喻。日本政府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来保证自己国家的生存的发展，上到明治天皇下到平民百姓，所有人都知道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掌握制海权，称霸整个东亚，日本才能有好日子过。

四、日本对马汉“制海权”的最大误读：海权等同于海军，海洋战略等同于海军战略

马汉定义了海权的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海上力量，是从事海上运输的专门分体系，基本成分是商船及支援设施。海上力量可在商业竞争中作进攻性力量来使用。二是海军，是保卫海运力量的高度专业化的分体系，在孕育冲突的世界上应防御性地使用其海军力量。

在马汉的定义里，海权体系是一个由各机构、设施、商船和海军舰队所组成的严密体系，缺一不可。海军的作用是为了保障商船体系，而商船体系反过来又哺育了海军，两者牢不可分、相辅相成。一旦一方缺失，另一方也不复存在。

在此基础上，海洋战略就是协调、运用、规划、执行海权体系，获取、保持、扩大海权。

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清政府，第一次体会到海洋扩张带来的巨大利益。在此过程中，马汉“海权论”与日本本土的海权思想及对外扩张相结合，最终形成了日本传统的海权观及海洋战略：日本及世界的未来取决于海洋，海洋的关键是制海权，制海权的关键在于海军的强大，海军战略的关键是通过舰队决战击溃敌方。

这等同于将海权等同于海军，将海洋战略等同于海军战略。这就导致了日本海洋战略指导下的建设思想表现为“瘸腿”，海军强而海上力量弱。

然而这种“瘸腿”暂时没有给日本带来灾难，因为自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至太平洋战争前的50多年，日本的海上力量特别是商船体系并没有受到任何实质上的威胁。

日本一直享受着两次大战之间的西太平洋和平，因此也没有动力反思自己的海洋战略。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在战略思想上的“瘸腿”很快迎来了报应。这就是商船的大规模损失，以及海上交通线的断绝。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1941年12月，日本大本营计划征用船只390万吨，其中海军180万吨，陆军210万吨。为了补充可能的损失，大本营计划在1942至1944年新建180万吨船只，每年60万吨。

而根据《日本商船队战时遇难史》的统计，日本在1942年损失商船89万吨，1943年损失167万吨，1944年则猛增到369万吨。到1945年三月份，日本的海外运输基本上断绝了。

记得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直接动因吗？为了夺取东南亚的油田，打破美国对其的石油封锁。然而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商船队屡屡遭到美军潜艇、飞机的打击；资源要么堆积在东南亚的产地，要么随着商船沉入水中。因此，之前一切奋战相当于徒劳无功。

日本控制下的印尼巨港油田，1943年的年产量达到了500万吨，然而却无法运到本土。到最后，制油所所长把石油灌到橡皮袋子里，扔进海中，寄希望于洋流把它们带回日本，当然是徒劳的行动。

即使不考虑海洋战略的非战部分，仅从战争的角度看，由于日本在战略思想上偏重于海军而忽视海上力量体系，又没有长期的战略护航经验，因此在护航作战的机构建设、实施方案、人员训练上都准备不足。比如在机构建设上，商船护航缺少一个统一的指挥机关，分属于陆军和海军的商船被分割指挥，以至于有时商船出航了，海军都不知道，自然就不会分配护航力量。

当然，海权思想的误读，并不是日本战败的根本原因。但这提醒了我们，一个国家的海权建设一定要成体系、全方位。单纯提升海军力量并不能真正掌握海权，海军的强大必须与海上贸易的繁荣挂钩，相互滋养、相互成长。强大的海军是为了保卫繁荣而存在，而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