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其终身，别其良民，谈谈古代的充警迹制度
由于古代侦查手段落后以及物质资料短缺，因此造成犯罪事件多发。历朝历代为了打击犯罪行为，多采用严刑峻法。而在各种犯罪行为中，“盗窃”是最令统治者们所头疼的，所谓“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
在对待“盗窃”行为的处罚方式上，元代以前采用常规的方式进行，如施以徒刑或者流刑，情节严重者甚至会被处以极刑。但在严刑峻法下，“盗窃”行为任然有增无减。于是从元代开始，统治者设置了充警迹制度。
盗窃，自古就是治安难题
古代的“盗窃罪”不同于现在的盗窃罪，因此有必要先介绍下古代对“盗窃罪”的定义。
（1）古代对“盗窃罪”的定义
《晋律》中说：“取其非有为之盗”，也就是说非法占有别人财物的行为即为盗。《唐律》对“盗窃”的解释更为明晰，“诸盗，公取、窃取皆为盗。”其中，公取指“公然而取”，也就是明抢；窃取指“方便私窃其财”，也就是趁人不备偷取。
可见，古代的“盗窃罪”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是强取，类似于现在的抢劫罪和抢夺罪；其次是窃取，类似于现在的盗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不属于“盗窃罪”范畴的罪名，也会被视作“盗窃罪”处罚，如在《诈违律》中规定“诸诈欺官私以取财物者，准盗论”。这反映出古代的“盗窃罪”概念外延很广，也说明古代政府对“盗窃罪”的处罚较重。
（2）元代充警迹制度的内容
在元朝的文献中，经常能看到有关发充警迹人的记载。例如在《元典章》中说了这样一件案件：
据谢阿徐告夫谢寿三节次偷盗谢八七嫂等家物件 ,责得贼人谢寿三状招相同 ,追赃到官 ,刺断六十七下 ,发充警迹人 。
有谢阿徐告其夫谢寿三多次偷窃谢八七嫂等家的物件，官府将谢寿三缉拿归案后，判其刺断六十七下，发充警迹人。“警”为警戒、戒备，“迹”为痕迹、踪迹，“警迹人”合起来为需要戒备其行踪的人。由此可知，警迹人后会受到政府的追踪和看管。那么哪些人会被发充警迹呢？
查阅《元史》的“刑法”部分，可知发充警迹的构成要件有：
发充警迹者多为犯有盗窃情节轻微的人员。官府会将警迹人列入警迹册（有别于良民的特殊户籍册）进行管理。妇女在犯了“盗窃罪”后，可不发充警迹。仅发充警迹，不会失去自由，但会受到官府的重点看管。发充警迹可搭配刺字刑使用，也可单独使用。被发充警迹后，表现良好，可除其籍（将其从警迹册中除去）。由上述构成要件可以看出，充警迹是对有“盗窃”行为或者盗窃前科人员进行官方监视的一种制度。这体现出古人已有犯罪预防的思想，被发充警迹者需要按照一定周期到官府报备，官府也会随时追踪自己治下的警迹人。
《元典章》
在古代，新朝有继承前朝制度的传统，如汉袭秦制，唐承隋制。明朝也沿用了元朝的充警迹制度，并进一步将其完善。
（1）明朝将充警迹做为附加刑使用
凡盗贼曾经刺字者，俱发原籍收充警迹。该徒者役满充警，该流者于流所充警。——《大明律》
凡是盗贼曾经被处以刺字刑的，全部发回原籍收充警迹。被判徒刑的，服刑期满后充警迹。被判流刑的，在流放地充警迹。
古代有五种主刑，分别为笞、杖、徒、流、死。徒，就是徒刑，类似于现在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流，就是流刑，做法就是将犯人流放到偏远之地。而刺字刑，是上古五刑之一，也可作为主刑使用。显然，这里提到的刺字、徒、流都为主刑，而充警迹是作为附加刑来使用。
这里要补充一点，《大明律》中还规定“凡窃盗已行而不得财，笞五十，免刺”，言外之意就是窃而得财者均要刺字。前面提到凡是被处以刺字刑的，均要发回原籍收充警迹。这说明明代的刺字刑和充警迹是搭配在一起使用的，这有别于元朝。而被判徒刑和流刑，犯人所犯情节显然较为严重，因此必然会附加以刺字刑和充警迹。
明代将刺字刑和充警迹搭配在一起使用，是为了进一步贯彻犯罪预防的思想。窃而得财者不仅会被官府纳入警迹册加以严管，而且由于被处以刺字刑，其身体部位有明显的痕迹，有助于百姓对他们提高警惕。
《大明律》
（2）明朝将充警迹制度具体化
上面已经提到明代对于犯人在何处发充警迹有详细的规定，刺字者发原籍充警迹，徒者在服役地充警迹，流者在所流放地充警迹。不仅如此，明代还将充警迹制度具体化。
警迹者，令其人戴狗皮帽，每月朔望赴所司查点，仍夜夜地方火夫逐更诘察在否。其门立小绰楔，高三尺许，署曰“窃盗之家”，令出入匍匐于中。凡遇儒学行乡饮酒礼时，令其长跪阶下，宴毕方放回。别慝之典，可谓严矣。——《花当阁丛谈》
《花当阁丛谈》的作者为明代戏曲家徐复祚，他的兄长徐昌祚曾官至刑部郎中，因此得以了解明朝充警迹制度的具体内容。从徐复祚对充警迹的描述来看，明朝的充警迹制度包含三部分内容：
警迹人要戴上狗皮帽，每月初一到所司点卯，地方火夫还需夜夜巡检其在不在家。官府会在警迹人的家门前立一小绰楔，上写“窃盗之家”四个大字，令其匍匐出入。遇到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时，警迹人需长跪于阶下，宴会完毕才能回家。明朝的充警迹制度相比元朝时期具体了很多，这是因为中原王朝历来重视“礼法结合”，即用儒家的三纲五常来教化百姓，以沉重的刑法来打击犯罪。绰楔本是用来表彰孝义的木柱，在上面书写“窃盗之家”四个大字自然不是为了表彰警迹人，而是对其人格进行羞辱，目的是使其明是非、知荣辱。
乡饮酒礼是敬贤尊老之礼，形式就是地方官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而令警迹人长跪阶下，这也是明朝将礼教和法治结合的体现。抬高读书人贬低警迹人，可以起到“旌善别恶，以化礼俗 ”的作用。
绰楔，原本是表彰孝义的一种木柱
（3）明朝也给了警迹人改过自新的机会
凡窃盗已经断放，或徒年满，并仰原藉官司收充警迹。其初犯刺臂者，二年无过，所在官司保勘，除籍、起除原刺字样。若系再犯刺者，须候三年无过，依上保勘。有能捕获强盗三名、窃盗五名者，不限年月，即与除籍、起刺。
明朝政府对警迹人改过自新的条件也做了详细规定：
盗窃初犯只要两年内不再犯罪，经所在官司核查勘定，就可以将其从警迹册中除去，并消除其身上的刺字痕迹。如果是再次犯罪被刺字的，则需要三年内不再犯罪，才能除籍、起除原刺字样。如果警迹人捕获了强盗三名以上、窃盗五名以上，则不限年月，可以马上除籍、起刺。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明朝政府对内施行黑暗统治，法律较为严苛。但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明朝政府对历代统治者深恶痛绝的窃盗行为尚能给改过自新的机会。明朝政府给予警迹人改过自新的机会，一方面是因为明朝中后期确立了以礼义为核心的司法原则，弱化了法的首要地位。另一方面，明朝政府想借此实现“以盗治盗”的目标。
如何看待充警迹这一制度（1）充警迹属于耻辱刑的范畴
耻辱刑是一种通过对犯罪分子的人格进行侮辱，以达到惩治犯罪的处罚方式。耻辱刑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身体层面的侮辱，例如《史记》作者司马迁所遭受的宫刑；另一种是精神层面的侮辱，比如游街示众。
明代的充警迹制度毫无疑问属于耻辱刑的范畴。明朝政府规定游手好闲之人要头戴狗皮帽，以“别于良民”。警迹人每月初一戴着狗皮帽到官府点卯，沿途自然少不了普通百姓的羞辱。绰楔则为表彰孝义的木柱，在警迹人的家门口立一写有“盗窃之家”的绰楔显然也是对其人格的羞辱。而在表彰贤良之才的宴会上，警迹人需长跪在阶下，这种强烈的反差自然也是借勤学苦读的儒生来贬低游手好闲的盗贼。在重视礼义的社会，充警迹这种人格上的羞辱不亚于肉体上的处罚。
司马迁遭受的宫刑即是一种耻辱刑
（2）充警迹体现了古代的犯罪预防思想
1764年，意大利人贝卡利亚最早提出了犯罪预防的概念。所谓犯罪预防，是指通过一定的机制、手段来预防违法行为。我国古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犯罪预防的概念，但早已将这一思想贯彻到实践中。
将盗贼收充警迹，要求其按月到官府点卯，还命火夫夜夜巡检其在不在家，目的是为了防止其再次犯罪，这显然是犯罪预防思想的体现。对盗贼进行刺字，还在其家门口立一写有“窃盗之家”的木柱，既可以警醒盗贼，也可以对百姓起到教育作用，这是宏观层面的犯罪预防措施。
结后语充警迹制度始于元朝，兴于明朝，有诸多先进之处，比如将盗贼纳入警迹册进行监视，非常类似于现代的重点人员管控制度。但收充警迹后的做法有待商榷，比如在警迹人家门口立一写有“窃盗之家”的做法不仅可能使警迹人产生逆反心理，还会影响其家人的形象。
而从文献的记载来看，充警迹制度起到的效果也不理想，很多盗贼改邪归正之后又再次犯罪。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物质资料分配极为不公，所谓“遍身罗琦者，不是养蚕人”。统治者对财富分配的不公平才是“窃盗不止”的根源，而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虽“治盗之法尽而盗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