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定义了善良，他代表了邪恶，希特勒死后为

大众对希特勒以及纳粹的疯狂迷恋真的是一件令人困惑和难以理解的事情。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说，作为大屠杀的策划者，第三帝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留意的，但另一方面，大众对希特勒的迷恋程度确实又让中外很多历史学家挠头不已。

20世纪初的德国是一个文化巨人，是地球上最先进的国家。魏玛共和国虽然有着政治上的失误和缺陷，但他们获得了16项诺贝尔奖。如此伟大的国家被希特勒所诱惑，国民化身纳粹的战争机器，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德国为何能够堕落至此，国民又是怎么失去辨别能力，这一系列的疑问都激发了人们对纳粹的兴趣。

二战时中国虽属盟军阵营，但在抗战前期，中德双方曾有过一段军事上的蜜月期。希特勒为筹备战略物资，用德国先进的武器和军事技术帮助中国军队进行整编，以抵抗随时可能爆发的抗战。作为回报，中国向德国出口了大量的钨矿等物资。

德国的军事援助为中国的抗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纳粹在二战中所犯的一切罪行又与中国远隔千里，以至于人们在谴责纳粹德国的暴行时，又会生出一丝悲悯，潜意识地将希特勒与悲剧英雄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希特勒和纳粹对中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双方的所有军事和经济上的往来都基于互利互惠的原则。德国要依靠中国的矿产资源突破欧洲对他的封锁，中国迫切需要先进的技术和武器壮大自己。

“中国人是与日耳曼人同等优秀的民族”完全是狂热追随者的一厢情愿。在希特勒心中，中国人的地位可能仅比犹太人高一点，毕竟当时我们的国家还处于贫穷、落后之中，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实力。

在西方，人们对希特勒的迷恋，很大程度上起源于二战时的舆论塑造的“二元世界”——一种奇怪的世界观。人们一边称赞盟军巨头，一边又将希特勒和纳粹描绘成全人类的终极敌人。正媒体不厌其烦地塑造，希特勒和纳粹在我们的文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告诉世人什么是邪恶。

在一个世纪以前，在西方文化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耶稣，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一致认为耶稣的道德观是无法反驳的、是最权威的。现在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却是希特勒，因为他像耶稣定义的“善良”一样，为人们定义了“邪恶”。

大屠杀、穿着考究的吸血鬼和“男人的玩具”是最受西方人喜爱的电视节目三要素，集三者于一身的纳粹正好成为媒体的最佳选择。

毫无疑问，二战时德军的装备代表着世界最先进的水平，V2火箭、虎式重型坦克、提尔皮茨号战略舰以及各种奇思妙想的黑科技装备，这足以吸引全世界男人的眼球。

一直有人说，希特勒偷走了德国人的自由，却给了他们广场阅兵的几何美学，还有Hugo Boss服装公司为德军设计的军装。德军虽然在战场上失败了，但在服装上他们确实是最大的赢家。

​纳粹党卫军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拥有博士学位，尤其是那些最臭名昭著的刽子手。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穿着体面的衣服，但却干着杀人狂的行径。

作为邪恶的化身，希特勒和纳粹成了大众娱乐的主要内容，但是媒体绝大部分力量都在单纯地复制或模仿纳粹的罪行。这使得纳粹成了人们的文化装饰品，完全失去了他应有的历史意义，反而因为强调邪恶、暴力和屠杀，产生了大量希特勒的狂热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