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娱乐 2018-11-06 06:19 的文章

符文工房3他们讲述和金庸的最后一面 听了上海话眼睛发亮

  友人陶杰一个星期前去医院探望金庸,听金庸夫人说先生想念家乡,就用上海话和他讲话。金庸听了,抓着陶杰的手,脸色很好,眼睛发亮,但是说不出话。香港记者李喻(化名)在养和医院见了金庸最后一面,想起他曾经对自己的帮助,“我觉得好像置身在他的武侠小说世界”。

  金庸离世后,他创刊的《明报》发表社论,重点落在先生的政治成就上。国内外媒体上,各式各样的悼文纷至沓来。

  更多的人回忆起和金庸先生最后一次见面。编剧史航说起拜见先生时,他书架上戴博士帽的小熊。杨澜想起他有话说不出来,急着比划着手势的一幕。白岩松说他耳根子软,请他写书法从不拒绝,题字落得到处都是。金庸先生的围棋师傅聂卫平回忆,每次见面他都叫我师傅,叫我爱人师母,他说武林中很讲辈分的。

  剥洋葱联系了六位与他有过交集的人,讲述他们与金庸先生的最后一面。

  1、 “金庸太太说,他现在老了,想听家乡话。”

  陶杰,原名曹捷,香港专栏作家。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与金庸先生相识,并在1993年受其邀请,从英国回到香港任《明报》副刊主编。与金庸最后一面在去世的前一天。

  金庸先生去世的前一天我是在医院的,他当时在熟睡,但面色很好,我就觉得他应该能够挺一阵子。所以他去世时,我听到还是觉得很突然,当天我本来还想下午五点钟去看他。

  上星期我去医院探访他的时候,金庸先生的太太跟我说,你跟他说几句上海话吧,他现在老了,想听家乡话。我就用上海话跟他汇报当前的时事、局势,他听着有反应,很清醒,很高兴,脸色很好,眼睛发亮,抓着我的手,但是说不出话。我很难过,因为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对话了,我不知道他想问什么,我只能够猜想他有兴趣听什么,我就向他汇报什么。那是我跟他最后一次交流。

  2018年10月30日,香港,一代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笔名金庸)病逝于香港养和医院,终年94岁。

  我从小就听说金庸这个名字,因为我的父亲(曹骥云,曾任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他《大公报》的同事聚会的时候,他们常常提起金庸先生这个人,谈论他写的社论、武侠小说。那个时候金庸先生离开《大公报》不久,刚刚创立《明报》,他的动向很受旧同事的注意。当时我就想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后来我长大一点就读了他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书剑恩仇录》,觉得他是一位很杰出的说故事的人。

  到了1988年,我第一次看到金庸先生本人。那时是在《明报》的社长室,我有一点采访的公事去找他,那次见面比较简短。

  后来到了1991年、1992年的时候,他去英国牛津大学当交换学者,我在牛津的校园有一次见到了他。我记得那个时候他穿得很朴素,就像英国校园里的教授。他已经名满天下了,作为一个大老板,他在牛津的时候太低调了。

  那个时候査先生在牛津大学经常见一些中国留学生,他会讲对中国的时情、世界的局势的种种看法,对中国的文化、历史都表达了非常深刻的认识。我当时觉得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很平易近人,很谦和,评论当前的时局都会引用古今中外的故事和人物。他说话不多,但是条理很清楚。

  在英国的时候,查先生就会时常叫我给他写一点专栏,写英国的人和事儿。他观察人是需要时间的,一步一步、慢慢地观察。我写的文章他篇篇都看,他看了以后有什么看法都会告诉我,夸奖的话也都是在背后,不会当面。如果他觉得有问题的话,也会很客气,把问题写在纸条上递给我。

  后来,我在英国的工作合约满了,查先生就说“你到我这里工作吧”。于是我就被先生邀请到《明报》做副刊的主编,我当时就知道先生对他《明报》的副刊特别在意,能得到他的邀请我作为小辈觉得很高兴。

  开始在《明报》工作时,查先生跟我说副刊专栏里的东西什么都不要动,副刊的方针就是走娱乐性、轻松一点的方向。当时查先生刚好把《明报》主要的股份出售,新的股东加入后就跟我说这个《明报》的副刊要从头全改。全改啊,我就跟査先生说,我很为难,因为你是带我进《明报》的人,全改的话我只能离开了。査先生就跟我说,我支持你。

  我辞职了,去了另一份报纸。到1994年,我遇上了一次车祸,査先生当时在剑桥,他知道了之后非常紧张,一回来香港之后就马上来看我。我真的很感动,他作为我的长辈来看我。我当时跟査先生说,我觉得我辜负了你的期望,没有留在《明报》。他说,不要紧,离开也是对的。

  那次我出院了之后,就经常跟他来往了,常常去他家吃饭、聚会,和他聊天,也在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