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大行副行长为何密集跨行平调？
近期，国有大行副行长出现密集平调。
21世纪经济报道此前报道，农行副行长王玮将出任工行副行长。他的工作地点将从北京建国门内大街69号（农行总行）换到复兴门内大街1号（工行总行），虽然二者只相距四公里，但是这一调任可能释放出非同寻常的信号意义。
王玮长期在农行工作，2011年12月进入农行高管层，2013年任农行副行长，本次调任前已担任农行副行长6年之久。如果从2011年12月算起，他已进入农行高管层8年。在任期间，他总计经历了三任董事长，分别是蒋超良（现任湖北省 委书记）、刘士余（曾任证监会主席）、周慕冰（现任农行董事长）。
11月28日，农行发布公告称，王玮辞去农行副行长一职。农行董事会称，王纬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务实进取，为农行转型发展、风险防控、服务实体经济、推动“三农”及县域业务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与王玮一道，近一个月内国有大行副行长平调的案例还有俩：建行副行长廖林履新工行副行长一职。另据公开报道，国开行副行长张旭光调任农行副行长。
如何看待国有大行副行长密集跨行平调？这需要放在历史和现实的大背景下去考察。
从历史上看，国有大行副行长之间的跨行平调确有先例，比如现任吉林省副省长蔡东，其调动路径如下：
工行天津市分行行长→国开行副行长→农行副行长（2019年3月）→吉林省副省长
再比如国开行原行长郑之杰：
建行北京分行行长→建行副行长→国开行副行长（2008年12月）→国开行行长
国有大行副行长平级调动有先例，但一月之内出现密集调动并不寻常。
根据中组部主办的网站，五大国有银行及国开行、农发行、口行（以下简称国有大行）均为中管金融企业。一般而言，前述八大国有大行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级别为副部级，副行长视为正厅级。
从过往来看，国有大行副行长是大行行长人选的重要后备军，多位国有大行副行长被拔擢为本行或他行行长。现任八大国有银行行长中，有五位行长均曾担任过副行长职务，这一占比达到62.5%。目前，口行行长空缺，开行行长欧阳卫民（待履行相关程序）、建行行长刘桂平未担任过大行副行长。
极少数大行副行长还可能进一步升任金融监管部门掌舵者。如现任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其成长路径为：工行副行长→工行行长→工行董事长→证监会主席。
近期值得关注的是，国有大行副行长密集调任地方担任副省长。现任14位金融副省长，有8位曾担任过大行副行长。
简言之，国有大行副行长是大行行长、金融副省长的重要“遴选池”，因此成为金融领域极为关注的群体之一。那么，进入中组部管理干部序列的大行副行长的密集平调是偶然因素还是其他？又该如何理解国有大行副行长的跨行平调？
多单位历练，进一步提拔
要理解国有大行副行长的平调，还得从金融副省长说起。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目前已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下统称省）配备了金融副省长（四大直辖市均已配备），约占全国省份数量的一半。
在金融副省长的“遴选池”中，国有大行副行长是主要来源。现任14位金融副省长中，在任副省长之前担任五大行副行长的有8人，占比高达六成。
国有大行副行长一般视为正厅级，担任副省长意味着他们的级别获得拔擢。梳理来看，他们的共同点如下：
——多为跨行提拔。除山西省副行长吴伟外，其余七人由A行中层提拔为B行高管。他们大多从基层科员做起，然后逐步至A行部门总或者省分行长，这时他们已在A行工作了大约20年，然后被跨行提拔为B行副行长。
相对而言，外来的副行长和新体系的利益关连较少，一般而言更能公正地处理各种利益和纠纷。
——在任副省长前，至少在两个单位任职。除山西省副省长吴伟仅在交行长期任职外，其余7人均有两个单位的任职经历。吉林省副省长蔡东还具有三个单位的任职经历，他分别在工行、国开行、农行工作过。
虽然银行业务相同，但各有特色。比如工行总资产规模最大，“穿越周期的稳健”成为该行的代名词；中行是中国全球化和多元化程度最高的银行，该行的国际贸易金融一直是其优势品牌。跨行调动有助于他们增加处理问题的经验，也有助于防控风险及服务实体经济。
——任副行长时的平均年龄为47岁，且担任副行长的时长低于3年。年龄优势使他们更具竞争力。
简言之，在多个单位历练过、具备年龄优势的副行长更容易获得拔擢。
回到本次平调的三位国有大行副行长，他们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即在本次调动前长期在一个单位工作，廖林、王玮、张旭光分别长期在建行、农行、国开行工作。
因此，他们的跨行平调一方面可能是要增加他们的工作履历，为下一步的提拔做好铺垫。三人中，廖林最为年轻且担任副行长的时长最短，概率相对较大。
另据记者统计，现任14位金融副省长中，有12位是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调任的，占比接近九成。
2017年7月14日—15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领导在会上强调，要增强党领导金融工作能力，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金融知识学习，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增加平调，预防腐败
从政治上讲，干部交流有利于破除派系主义及减少腐败。
新华网曾报道称，十八大后反腐力度的持续加强，窝案串案高发已经成为腐败犯罪的一大特征。其原因在于官员在某地、某个系统任职过久，就会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圈子里的人利用圈子内的特殊关系，互相交易庇护，很容易产生圈子化腐败，一查则是窝案。
分析人士认为，领导干部异地、异单位交流任职，是干部任用管理的重要举措，其目的是为了杜绝近亲繁殖，避免任人唯亲，防止形成人情关系网，从而确保干部队伍风清气正，培植良好的政治生态。
因此，十八大后多个省份组织部长跨省份调动。金融系统干部跨行交流，与党政领导干部异地交流异曲同工。前文已提到，本次调动前三位副行长长期在一个单位工作，且有两位任职副行长时长超达六年、年龄也接近60岁。
一般而言，副部级以下领导干部需在60岁退休。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发布的《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指出，腐败案“59岁现象”居多。“所谓59岁现象”是指公职人员在临近退休年龄之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腐的现象。报告显示，被查处人员中，51岁至60岁年龄段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3.7%。
因此，对在一家机构深根二十多年、临近60岁且担任高管的人员跨单位调动，有助于预防腐败。
今年以来，金融领域反腐力度不断加大。1月，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部署了一项重要工作——将中管金融企业纪委改设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直接领导。《中国纪检监察报》称之为“焕然一新的升级版‘探头’”。
2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央领导人提出，要做到“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要管住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和高中级管理人员，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监督管理，加强金融领域反腐败力度。
从今年查处对象来看，既有国开行董事长胡怀邦、证监会原主席刘士 余这样的（副）部级干部，也有工行上海分行行长顾国明这样的（副）厅级干部。
为什么要避免在同一个单位、同一岗位上长期任职？
《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今年7月18日一场特殊的任前集体谈话在工商银行总行举行。驻工商银行纪检监察组组长王林表示，顾国明、谢明（曾任工行重庆分行副行长）分别在上海和重庆长期任职，面对各种诱惑，渐渐忘记了初心使命、丢掉了党性原则，一步一步滑向严重违纪违法的深渊。
驻工商银行纪检监察组提出，工行纪检监察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关于干部交流和岗位轮换的规定，以身作则推动、监督所在机构落实好这一工作要求。为保证工作的稳定和有序衔接，轮岗交流分批进行。随即，吉林、辽宁、内蒙古、湖北、四川、重庆这6家一级分行的纪委书记，在现岗位任职均已超过5年，被列入第一批交流任职名单。
管窥一豹，同一单位同一职务上任职超过五年的高中级管理人员可能就会进行平调调整。
跨行平调可能成为常态
本次调整后，八大国有大行的董事长、行长、副行长阵容如下：
随着江苏省原副省长王江补位中行行长，目前仅有交行董事长和口行行长空缺。不过据报道，交行行长任德奇将出任该行董事长，交行行长一职或将由现任交行副行长殷久勇接任。
副行长方面，根据《中管金融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中管金融企业经营管理层设行长一人、副行长四人至六人。如果按最低四人计，工行、国开行各缺两位副行长，建行、口行各缺一位副行长。
目前国有八大行27位副行长的履历可以分为两类：
——27位副行长中，有17位至少在两个单位历练过（含开篇三位）。其中，十位有过跨行提拔的经历。他们中部分年龄具有优势者可能调任金融副省长，毕竟目前17个省份尚无金融副省长。
其中，现任交行副行长殷久勇在此之前担任农发行副行长，履历最为丰富。虽然目前在交行副行长中排名第二，但据媒体报道他或接任交行行长。
——尚有10位副行长仅在一个单位工作过。他们中的年长者可能因为预防腐败因素发生跨行平级调动，年纪较轻者则可能因为增加历练而发生跨行调动，跨行平调可能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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