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要影响公众，影响制定政策的人”

1971年10月2日，由团长清水正夫、副团长松山树子率领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来到北京，在中山公园与群众欢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 （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1月14日《南方周末》）

“他通过把握真实的人，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把握了时代。”

2012年，毛升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读博士时，第一次见到傅高义。

当时《邓小平时代》出版不久，傅高义到学校做演讲，原计划第二天下午走，临时增加了一场活动，和研究东亚的学生、访问学者聊一聊。傅高义与六七个人围坐一张圆桌。时值中日因钓鱼岛问题发生争端，在场的一位日本学者有些激动地发言：日美应该联合起来，应对中国的崛起。傅高义看起来有些不高兴，随即转移了这个话题。

毛升并不清楚傅高义生气的原因，直到六年后，他成为《中国和日本：一千五百年的交流史》（注：以下简称《中国和日本》）的译者才感释怀。《中国和日本》是美国哈佛大学荣休教授、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的新作，他用七年时间完成研究和写作。

傅高义如今89岁高龄，一身灰黑色西装，清瘦但精神矍铄，说话时手里攥着一块格纹小方巾。

2019年11月来香港参加活动，傅高义坐了15个小时的飞机，因为隔壁座有婴儿，一路上基本没合眼。五六天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结束后马不停蹄飞往日本。出于安全考虑，主办方提出取消其中一场讲座，傅高义回答：“Why not? No problem！”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中大社）社长甘琦和傅高义相识多年。《邓小平时代》中文版权经由作家熊景明牵线交给了中大社。

甘琦回忆，出版社每次接待傅高义都轻松省事，他对活动时间表从无异议且准时到场。通常，一个三明治、一小时午休，就能让傅高义满足：“我睡得好，精力又充沛了，我的身体批准我这么干。”

这位工作狂常常遭到妻子的埋怨，但他置之不理。70岁退休后，傅高义开始了《邓小平时代》的写作，一写就是十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树凯曾撰文回忆：“在办公楼里，我经常见到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写作后期，傅高义就不再经常到办公室，而是在家里。”

《中国和日本》编辑叶敏磊通过邮件和傅高义沟通，纠正写作中出现的一些事实错误，他几乎每一封都及时回复，有时五分钟、十分钟就收到回邮。叶敏磊惊讶：“你都以为他不睡觉似的，你只要一封邮件过去他就会回。”与中大社合作的同时，傅高义还要处理美国、日本出版社的合作事务，工作量非常大。

中大社出版实行学术评审制。《中国和日本》一书时间、空间跨度都很大，编辑部请来十几位同行业学者评审这本书是否能出版、是否需要修改。“我们没有遇到过一部作品不需要修改就出版，包括傅高义先生的作品，也是修改后出版。编辑在改书时，我们通常给傅高义先生提出一些建议，让他来做判断，完成他的修改。”甘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对于译者及编辑提出的修改意见，傅高义基本上有错必改。毛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老先生没有架子，我们只要找出来的错误、有根有据的，他都会接受，而且会非常感激。”

“中国人怎么看日本，日本人怎么看中国”

甘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邓小平时代》之后，傅高义原本的写作计划并非《中国和日本》，但因中日钓鱼岛争端持续发酵，这本书的写作计划提前安排上了日程。

傅高义对甘琦说：“我准备先写一本中国和日本的书。因为我觉得我对这两个国家的关系负有某种责任，我应该说话。虽然可能起不到多大作用，但我还是要做。”

《中国和日本》一书前言中，傅高义表示“以对两国都抱同情态度的旁观者的身份研究两国历史”。

“我想表达中国人怎么看日本，日本人怎么看中国。虽然我个人的看法跟他们当时的看法不一定是一样的，但应该了解为什么他们这样看？所谓的旁观者的责任是正确地理解他们的看法，中国也好，日本也好，尽可能想正确地了解两方面。”傅高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60年，完成日本研究的傅高义从日本回到美国。在与一位老师谈论未来规划时，对方问他：“你去研究中国如何?”这位老师解释，麦卡锡时代正在终结，美国几所重点大学正准备加强对现代中国的研究。同年，傅高义获得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博士后资助。

1973年春，傅高义第一次获得中国签证，在中国待了三个星期，并见到了周恩来、乔冠华、周培源、郭沫若、费孝通等人。

1979年，傅高义因《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成名，这是关于二战后日本如何崛起的研究著作。正是由于《日本第一》在日本和美国大卖，1987年，傅高义受广东省经济委员会邀请，赴广东七个月——1980年，他曾在中山大学待过两个月。

傅高义最早被中国读者广泛知道源于《邓小平时代》。他用十年研究写下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文简版首印五十万册，上市即被抢空，三联书店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连夜加印的情况。该书的稿酬则捐给了傅高义俄亥俄州本科母校，用于设立中国和东亚研究奖学金。

2010至2011年间，在即将完成《邓小平时代》一书时，傅高义开始对中日关系忧心忡忡。

香港中文大学前校长金耀基如此评价傅高义：“他先研究日本，结果日本在他研究期间就成了第二大世界经济体，然后他又研究中国，中国又成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金耀基比傅高义年轻几岁，很佩服傅高义至今仍能保持研究的热情并持续高产。

傅高义的研究著作几乎都是畅销书。“他的研究都是从大的图景下出发去做小的、深入的问题，长达六十年跟踪这些问题。他对时代非常敏感，他不是书斋学者，而是随时呼吸着时代气息的学者。”甘琦对南方周末记者总结，“他通过把握真实的人，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把握了时代。”

《中国和日本》用长达一千五百年的视野回溯了中日两国的关系。傅高义论述，绝大部分时间里，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和平与合作。

傅高义在书中写道：“当下关于中日关系史的讨论，都集中在两国关系中不幸的一面，对于积极的一面却关注较少，比如两国间大规模文化借鉴的几个时期，尤其是日本大规模借鉴中国的600-838年，以及中国从日本借鉴颇多的1895-1937年和1978-1990年代。中日文化都随着历史而变化，但它们在书写文字、文学、佛教、儒学、艺术、建筑和音乐等方面仍然保留着广泛的共同之处，有些甚至已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如果国家政策允许，这些共同之处可以成为两国在未来继续合作的基础。”

毛升认为，作为“第三方”的傅高义能心平气和地找到中立的视角。“今天，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写中日关系史基本上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史观，就是以我为主。傅高义强调走出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史观。如果他的史观大家都能接受的话，那么双方是可以做朋友的。”

傅高义认为，中日关系中的诸多情绪归根到底来自对历史的看法，除非两国处理好由历史问题造成的情绪反复，否则两国关系很难建立一个坚实、稳定的基础。

在毛升看来，傅高义并非以西方人认为重要的、有价值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历史，而是试图了解中国人是怎么想的。“以中国人的标准、中国人是怎么想的，或者人是怎么想的，这是傅高义的特点。”

“中日联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

接受采访时，傅高义笑言自己年纪大了，近年来到中国的次数减少至每年一两次。在美国，他有每周接待朋友的习惯，在哈佛念书的中国学生、来美国访问的中国学者，都是他的“座上客”。这次来香港，他还挤出时间与自己的两位学生一起吃早饭，聊中国新近发生的事。

傅高义曾在采访中回忆自己首次来中国的经历。“当时中国的教授们还是很紧张。比如在北京，周培源招待我们，他说‘我不了解现在的情况，我让我的同志来给你们介绍’。然后过来一个军队的小伙子，给我们介绍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口号，讲了二十多分钟。周培源没有说话。”

在傅高义的印象里，那时中国人害怕和外国人见面，谈得也不多。1980年代，他在广州待了两个月，依旧是同样的情况。后来，情况好转许多，他结交了一些可以畅所欲言的中国朋友。

2001年，他在北京当代中国研究所住了一段日子，每天骑自行车绕天安门一圈，但现在已经不敢了，因为路上的汽车越来越多。

赵树凯认为傅高义并非那种“孤灯独对、皓首穷经”的学者。写《邓小平时代》时，傅高义联系的访谈对象至少三百人，包括中国党史专家、高干子女和在邓小平手下工作过的干部，如钱其琛、黄华、任仲夷等，乃至国外政要学者，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澳大利亚前总理罗伯特·霍克、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前国务卿基辛格以及学者王赓武、郑永年等。傅高义曾坦言，这是“拉关系”的事情。

“他在全世界都有朋友，非常谦虚，又很长情。”甘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1950、1960年代在日本做社会学研究时访问过的那些家庭，他一直跟他们保持联系，上一代去世了，跟下一代仍然保持联系。这也是他获取人和社会的真实信息的重要方法之一。”

交朋友是傅高义独特的工作方式。“我认为老朋友可以谈真话。要是你见一个人，不知道他的背景，他不一定很快会跟你聊实际的情况，但是变成朋友，了解他的背景、看法，慢慢地，自己的确能看清了。”

在写《中国和日本》时，傅高义也依赖了很多朋友。日本朋友告诉他，他们怎么看中国；中国朋友告诉他，他们怎么看日本。

“在中国国内，因为日军暴行产生的仇日心态，强化了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1937年到1945年的中日战争，带给日本人无数悲剧，带给中国人的悲剧更多。这些悲剧今天还持续影响着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傅高义在书中写道。

毛升也听过一些质疑的声音。“有认为他好像特别爱结交权贵，认为他不是纯粹的书生。其实这是他的优点，他有现实关怀。”毛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想要影响公众，影响制定政策的人。”

傅高义认为，中日关系的症结之一在于两国政府没有关键的“搭桥者”，即像当年致力于邦交正常化的资深人士。1983年廖承志去世，中国之后很少有人像他那么了解日本，并与日本人建立深厚的友谊。尽管中日建交的谈判过程中，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园田直与中国官员培养了私人交情，1992年后他们都无法再为改善中日关系做出贡献。

但傅高义也指出：“现在中日两国人民彼此间的联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今天，中日间商品交换和人员往来的规模是1972年两国重新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的一百多倍，两国间单日人员往来与商品交换的数量，超过清朝与德川时代十年间的总量。2018年，日本政府发给中国旅客的签证超过八百万份，来华的日本人超过二百六十八万。

“然而，双方一直深受1870年代以来的历史问题的困扰，中日关系也无法消解自1945年以来所发展出的日美之间极深的正面合作关系。”

2019年7月，《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与中国为敌适得其反》的公开信，直指美国对华政策存在的问题，傅高义是执笔人之一。

采访中，傅高义主动提及这封信：“虽然中国让外国的技术流失了，但是全世界的问题太复杂，不能不跟中国合作，全世界的法律也好，全世界的组织也好，为了避免冲突，应该更加积极。我认为现在全世界关系太复杂了，不能分开，是互相理解、互相合作的。”

《中国和日本》中，傅高义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我把自己看成中日两国共同的朋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向以对两国都抱同情态度的旁观者的身份研究两国历史，我希望这两个国家都能成功。因此，在本书中，我试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中日关系史提供一个客观的解读，以改善两国关系。我要做的就是实事求是，绝不歪曲历史、在中日之间拉偏架，也不偏向我自己的国家——美国。”

“和他工作，你会感到如果一个学者真正地关心人，关心人类，关心世界，他就能够为人类、为世界帮上忙。人类始终是需要思想的，顺利、乐观、自我膨胀的时候可能不觉得需要，但是陷入困难，学者和思想就变得特别重要。”甘琦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感谢张明萌为采访提供帮助）

南方周末记者 曹颖 南方周末实习生 冯雨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