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被割颈，Sam中箭，Philip亲眼见到同事双腿着火，两千多名警员和家属被恶意“起底”，但他们无惧暴力，惟愿守护香港。

身形高大的Philip坐在我面前，回忆起同事在暴徒围攻中身体着火那一幕时，采访不得不暂停。“同事分分钟会没命，暴徒完全没有人性！”说完这句话，他再也无法控制情绪，弓起背，眼泪夺眶而出，哽咽到无法继续讲述。这位从警25年的辅警，从未想过有一天会见到那样的场景。

采访间陷入沉默，每个人都需要时间消化那个血腥暴力的场景。而在采访间之外的一些地方，许多香港警察却没有时间去消化针对自己的暴力。

半年来，直面暴徒的血腥暴力行径成为警队常态。香港警队尤其是一线防暴警察置身于极度的危险中，在长时间超负荷工作的同时，还要承受来自反对派的恶意抹黑与指责。在这艰难时刻，他们忠诚勇毅、心系社会的精神，他们守护香港最后一道防线的坚持，令人深深感动。

香港警察正在执行任务。

12月2日至6日，《环球人物》记者赴港采访，七位来自警队不同岗位的成员讲述了各自的经历，有被割颈的警长Alex，有中箭的传媒联络队队员Sam，有被恶意“起底”的警民关系主任谭汝禧，有经常主持警方记者会的公共关系科警司高振邦，有父女档的应变大队警长Albert和女刑警Vivian，还有第一时间救下同事的辅警Philip。他们的经历，惊心动魄。

这是真正的警察故事。

超过480名警员遭暴徒袭击而受伤

Alex走进采访间时，看上去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微笑着点头，跟我们打招呼。可是，这一声招呼却格外不同——声音很小，沙哑无力，显然不是正常的发声方式，需要近距离才能听清他的话。

这是他被暴徒割颈后留下的后遗症。

Alex无法忘记当天的经历。10月13日，星期天，他和同事下午5点多在港铁观塘站处理一宗刑事毁坏案件，黑衣暴徒在他们身后叫嚣。Alex突然感到有人从背后戳自己颈部，他凭借本能转过身来迅速制服了手持武器的暴徒。这电光石火的几分钟里，Alex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受了多重的伤，一抬头只看见同事紧张的眼神和张嘴呼喊的脸，地上流了一摊血，自己的上衣被染成了红色。这时候他才发现，鲜血都是从自己刚刚被割伤的颈部流出的。他捂住颈部，在现场接受紧急处理后被送往医院，进了ICU病房。

2019年11月，暴力示威者占据香港理工大学，在校园内制造大量汽油弹，破坏连接九龙与港岛的交通要道，并烧毁一辆防暴警车。

医生诊断，Alex的右颈部被割开了一道5厘米深的伤口，颈静脉和迷走神经被切断。医生不得不绑住他的双手，以防他抓到伤口，随后用吗啡给他止痛，马上进行手术。在被割伤的位置，静脉、动脉、迷走神经为一组。不幸中的万幸是，动脉没有被割断，否则性命难保。但因为控制声带肌肉的迷走神经受损，他的右侧声带无法正常振动，以后都只能依靠左侧声带发声。

距离那震惊国人的残暴割颈一幕50天后，Alex终于恢复到可以接受媒体采访。面前的他是典型南方人的样子，身高一米七左右，身形精瘦。曾经有人提出疑问：是否因为Alex看上去并不强壮，所以遭暴徒下狠手？这个问题唯有法庭审判后或许能给出答案。根据香港《文汇报》消息，行凶的被告许添力年仅19岁，曾多次申请保释，均被香港高等法院驳回，目前在押看管排期候审。

Sam是另一位受伤警员。他在警署的工作以外，兼任传媒联络队队员，负责在前线协调记者采访，为传媒机构提供便利。相对于一线防暴警而言，传媒联络队的危险系数原本是非常低的。在修例风波爆发之初，Sam通常穿着印有“FMLC”（传媒联络队）的蓝色识别背心在一线工作。随着暴力不断升级，警队不得不为传媒联络队配备更多防护装备，包括头盔、护目镜、防毒面具等。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面临着防不胜防的危险。11月17日，Sam中箭了。

当天下午，他在香港理工大学校园外的尖沙咀漆咸道南和柯士甸道交界处执勤，协调媒体工作。此时的香港理工大学，已经被暴力示威者占为据点。学校所在位置处于连接九龙与港岛的重要交通线上，暴徒占据学校后多次在红磡隧道纵火，用砖块、铁栅栏和刺钉在路口设置路障，并向道路中间投掷汽油弹，导致这条交通生命线一度停运；而占据学校天桥的暴徒同样毫不顾及通行安全，向桥下扔杂物和汽油弹。就在这天上午，自发前往香港理工大学附近区域清理路障的市民遭到了黑衣人的辱骂和追打。

在这种情况下，Sam看到一批记者聚集的位置处于防暴警察和示威者之间，不时有汽油弹和砖头从理大方向扔出，情形危急。于是，他前去引导记者转到安全位置。就在这个过程中，他突然感到左腿一阵刺痛，以为自己被砖头砸中了，不得不摘下防毒面罩查看伤情。看到后，Sam自己也吓了一跳，竟是一支箭直插入小腿。“后来医生告诉我，箭头深入腿部9厘米。好在是腿部中箭，没有重要器官，如果是上半身哪个部位中箭，后果真是不敢想象。”

从警19年的Sam曾在机动部队、冲锋队、刑事侦查等多个前线岗位工作，经验丰富。自从2017年兼任传媒联络队队员开始，他数不清有多少次在一线协调。可是，经验再丰富的警察，也难以防范暗处射来的冷箭。

半年来，不断有警员遭暴徒袭击而受伤。香港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警司高振邦在12月4日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告诉我们有超过480名警务人员受伤。在刚刚过去的两个周末里，又有警员受伤，这个数字仍在不断上升。

不得不叮嘱孩子

“不要告诉别人爸爸是警察”

除了在一线止暴制乱时会遭遇人身伤害外，警务人员和家人还被暴徒在社交平台恶意“起底”，生活中也面临各种威胁。

观塘警区警民关系主任谭汝禧总督察在专门“起底”警员的社交版块上被编为333号，意味着是第333个被“起底”的警员。谭汝禧一声苦笑：“333，这个号码平时来说是很吉利的，但这种时候实在是讽刺。”

警员被恶意“起底”的时间比街头出现打砸的时间更早，谭汝禧记得很清楚自己和家人的详细资料被摆上网的那一天——8月11日。那是他得知妻子再次怀孕的日子，原本喜从天降，却因为被“起底”而变成了极度阴郁黑暗的一天。“我自己的资料，从读书到工作；我太太的资料，包括工作地点；我爸爸的资料，连同他的英文名；甚至是我儿子的资料，每天会在哪里玩耍……我们的照片、电话号码、家庭地址等等，全部被摆上网。那些人不光在网上骂我和家人，骂我的儿子，还号召去我住的小区‘照顾’小朋友，他才一岁半啊！”说起4个月前的事情，谭汝禧仍然感到愤怒。

当天，他和妻子接到了不下100个骚扰电话，有的打进来后并不出声，只是一直打；有的开口就直接说污言秽语，甚至低俗到不堪入耳；更有甚者，要他的太太“还眼”，理由是警方在驱散示威者时导致一名女性右眼受伤。但事实上，警方早已澄清，没有证据显示该女性示威者被警察打伤，伤者受伤时所在的位置并不在警队射击范围内。同时，如果是被警方布袋弹打中，面部会留下火药造成的烧伤，但伤者并没有类似伤痕，她的伤口是硬物插入造成的。事情真相还在调查，可暴徒死死咬定是警察造成了此伤害，并以此为借口多次发起非法集会，实施街头打砸，将事件扩大化。谭汝禧想不明白：“我是警务人员，暴徒针对我没关系，可我太太是一名普通白领，为什么要冲她喊‘还眼’？就连黑社会都知道‘祸不及妻儿’，这些暴徒黑过黑社会！”

原本喜庆的一天，变成了妻子的以泪洗面。“当天，她压力大到崩溃，哭了一整天，情绪很坏。后来到医院检查，发现胎不稳，只好向公司请了一个月假。公司也希望她放假，因为地址被曝光，同事返工都受到影响。”加上家庭地址也被曝光，谭汝禧不得不马上找地方搬家。

“那两个星期，我也压力大到崩溃。每天收工回家，看到太太整理箱子准备搬家，而且是在胎儿不太稳的情况下，还要担心我和儿子的安全，真的很心疼。”说到这里，谭汝禧想到其他同事，“我是租房住，随时可以搬。但有的同事是自己买房住的，他们被‘起底’后能搬去哪里呢？自己的房子不住了吗？那些同事至今出入小区都是不安全的，在家时都不能拉开窗帘，否则会被照镭射光。”

从8月中旬到现在，被“起底”警员的编号已经由333号涨到了900多号。根据香港警方10月份公布的数字，已有逾2200名警员及家人遭“起底”。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组警司莫俊杰说，“起底”是大规模及有系统地进行，相信是通过非法途径取得警员及家人的信息。暴徒不仅利用这些信息威胁警员及家属的人身安全，而且用于造假、非法借贷等活动。

谭汝禧并非一线防暴警，可见这种恶意“起底”无差别地针对所有警务人员。被暴徒割颈的Alex也未因受伤而幸免，他和家人的详细资料都被摆上网了。为了保护孩子安全，Alex现在不得不放弃接送孩子和带孩子外出玩耍，同时叮嘱孩子“不要告诉别人爸爸是警察”。这种叮嘱很无奈，“爸爸是警察”曾经是孩子引以为傲的一句话，但此刻为安全计，唯有少提。

10月25日，针对警员及家属被“起底”和滋扰，香港高等法院颁布临时禁制令，禁止任何人非法或故意泄露警务人员个人资料。

采访完谭汝禧，摄影记者为他拍照时，我们问道：“好不容易安定一点了，这次正面出镜会不会再度影响你的安全？”他坦诚地笑了：“还真不知道，但我是警务人员，不怕的。”

前所未有的艰难，前所未有的团结

当我们一次次向警务人员问及遭遇暴力的过程和面对的精神压力时，一度有过中断采访的念头，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有些残忍。但每一位受访警员反而会向《环球人物》的采访表达谢意，感谢有一个发声的平台。Philip一见到我们，就拿出手机，翻出一段视频，急切地说：“我这次来，就是要告诉你们这件事！”

这件事，就是让他哽咽落泪的着火事件。

暴徒用各种武器袭击香港警察。 2019年8月11日，暴徒围攻尖沙咀警署，有警员双腿被烧伤。 2019年12月5日，被割颈的警员Alex的伤口已经结疤。（本刊记者 陈昊 / 摄）

时间和谭汝禧被“起底”、高振邦被袭击在同一天——8月11日。当天傍晚左右，一群暴徒围住尖沙咀警署，向内投掷汽油弹和砖头。Philip穿着防爆衣在警署内防卫，突然听到同事痛苦的叫喊声，一回头，他惊呆了——一名同事腿部着火，痛苦倒地。Philip隔着几米远，一个箭步冲过去，用整个上半身扑在同事腿上，防爆衣的防火性能成功扑灭了同事腿上的火焰。Philip手脚都有擦伤，但他来不及查看，因为同事的半截裤管被烧掉，双腿都被烧伤，这一场景令他几个月来都无法忘记。采访中，Philip反复说道：“如果我没有整个人扑上去，火马上就会蹿上来，我同事会没命的！”这也是他冒着被“起底”的危险前来接受采访的原因，亲眼见到同事的生命受威胁，亲眼见到无视法律的暴力行径，他无法容忍。

25年前，以辅警身份加入警队后，Philip的正职换过好几次，却从来没有换过辅警这份兼职。“警队教会了我太多人生道理，日常处理的街坊纠纷教会我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家庭关系、如何教小朋友，和同事之间的相处教会我什么是温暖，警队的工作教会我什么是荣誉、如何坚持正义……”对警队工作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当《环球人物》记者问他，为何在这种危险时刻仍然坚持做辅警？Philip愣住了，显然他脑海中从未有过“不做辅警”这个选项。想了差不多一分钟，他回答：“我真的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不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离开警队的，更何况是现在，那么多同事在前线守护香港，我怎么可能离开？”

危险这两个字，反而将警队凝聚得更紧。

Alex在谈到康复情况时一直很乐观，唯独在“至少需要半年时间”这一点上忍不住叹息。妻子阿Mey知道这声叹息代表着什么，向《环球人物》记者解释道：“他太想回前线了。”

Sam也一样。中箭后，高振邦第一时间赶到医院了解他的伤情，在急诊室里，Sam神情落寞。“他落寞不是因为受伤，而是因为不能继续在前线工作。”高振邦说起这件事时，心酸又感动。Sam则告诉我，因为腿部受伤，现在还不能跑步，希望早点康复，早点回去工作，“你知道，现在所有同事都很忙，都有很大压力，我要早点回去帮手。”

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在11月25日向警队全体人员发出的感谢公告中提道：“过去5个多月，罔顾法纪的激进示威者不断地冲击法治，到处放火堵路，殴打甚至火烧持不同意见的市民。对紧守岗位的同袍，暴徒肆意诉诸暴力攻击同事……单单在中大（香港中文大学）已被搜出3000多个汽油弹，同事们面对的危险之巨可想而知，但同事绝不退缩。虽然仍有支持及纵容暴力的人抹黑我们在中大的果断行动，但大家面对无理批评，在逆境中仍能紧守岗位，教人动容。”

2019年12月7日清晨，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一行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

对香港警队而言，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艰难时刻，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团结时刻。

香港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香港警队的手册里，是这样写下他们的抱负：使香港继续是世界上一个最安全及稳定的社会。

非常时刻，能做到精诚团结，是因为警务人员相信自己肩负的使命，清楚自己作为香港秩序最后一道防线的重任。《环球人物》记者11月初在香港专访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时，他就谈到，香港的安全要靠警察。

从警32年的Albert和从警5年的Vivian一起来到采访间，这是一对警察父女。Albert今年9月1日被抽调到港岛总区应变大队，几个月来一直在一线面对暴徒。“我跟她几个月都见不到一次的。”Albert指指身边的女儿，说难得有这次采访机会能把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父女俩聚到一起。Vivian留着干净利落的短发，听到父亲的“吐槽”，想了想：“对哦，我们中秋节都没有一起吃饭。”这是很多警察家庭的常态，陪伴家人的时间比以往更少。Albert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这几个月，同事们不知道什么是周末，连续工作20个小时、30个小时都不出奇，常常睡在警署。”

2019年12月4日，香港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警司高振邦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 陈昊 / 摄）

一线防暴警察的执勤时间长是很多人都能想到的，但他们执勤时的细节却鲜为人知。Albert每天执勤时穿戴的装备就超过30磅（约13.6公斤）重，“通常都要穿十几个钟头，超过30个钟头的情况也有。穿戴这些装备，上厕所就比较困难了。为了少上厕所，宁可不喝水。”吃饭的时间也极为有限，通常只有10分钟，蹲在街边或后巷轮流吃饭。压力太大时，他们只能相互拍拍肩膀道一声“辛苦了”，让同事知道自己不孤单。

Vivian加入警队时，已经是2014年发生非法“占中”后。当时，前线警员也有与今天类似的情况，在执勤中面临很大压力，但她没有丝毫犹豫，一心要加入警队。“应该有受爸爸影响的，小时候看到爸爸破案后上电视，就觉得好厉害；跟爸爸上街，他还教我怎么观察周围环境，中学时候我就抓到过小偷。所以，加入警队对我来说很正常。”Vivian如今是一名刑警，经常为了查案几天几夜留在警署，累了就在办公椅上眯一会儿，非但不觉得辛苦，反而很有成就感，“每次破到案、抓到犯人都觉得好开心。”

能够维护正义、维护法治、服务市民，是警务人员心中最单纯的成就感。Albert1987年加入警队，至今已有32年。他仍然记得从警第四年时，在街头救下一位老人的时刻。当时，正在街头巡逻的Albert看到一位老婆婆突然晕倒在地，他急忙上前实施救援，最后用人工呼吸抢救了老人的生命，将她送到医院继续治疗。“这是真实的生命，做警察就是因为这些事情令我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

对警队的不同成员而言，感受到价值的时刻各不相同，但他们秉持着同样的信念——忠诚勇毅，心系社会。高振邦加入警队25年，深知警队守护香港的决心；谭汝禧加入警队10年，一再告诉我们警务人员的职责和坚守；Alex加入警队20多年，即便遭遇被割颈仍然视警察为终身职业；Sam加入警队19年，此刻只恨自己新伤未愈，不能重返前线；Philip加入警队25年，知道自己和同事正在守住香港法治的最后一道防线。

警队并不孤单，很多市民支持我们

在这里，我们记录下与高振邦的对话。

《环球人物》：高sir您好，首先谢谢您在这么忙碌的情况下抽时间接受采访。过去半年，香港警队的工作强度有目共睹，您还记得自己哪一天感觉最辛苦吗？

高振邦：在过去半年时间里，我们大部分同事都一样，在每个周末、一些大的集会活动面前都非常辛苦。

如果要说我自己觉得最辛苦的一天，我会想起11月中旬处理（香港）理工大学暴乱事件时。当时我在九龙几个不同的现场处理暴乱，之后得知我们传媒联络队的同事Sam中箭受伤，所以又马上赶往医院看望，心里很急很担心，在医院和暴乱现场来回，不只通宵工作，而且在第二天下午4点继续主持警队记者会。这期间一直没有休息，可能工作时间有三四十个小时，非常之疲累。疲累的原因，除了工作时间长，更重要的是感觉身心俱疲。因为有同事受伤，对我们的心理和体能都带来极大挑战。其实这半年来，奔波劳累已经成为大部分同事的常态了。

一线警员夜以继日地工作，虽然很辛苦，但仍然坚守岗位，令很多网友感动。以上为一组在微博广泛流传的图片。

《环球人物》：还记得您经历的最危险时刻吗？

高振邦：其实在过去几个月，大家通过一些视频也能看到，很多现场都是非常危险的。我自己经历的最危险时刻是在8月初。当时总区应变大队的同事在尖沙咀警署外执勤，要驱散一班暴徒。我和传媒联络队的同事在现场协调传媒时，被一块从高处扔下来的砖头砸中了右边胸口。那次情况非常之危险，暴徒使用的汽油弹、袭击我们的砖块比之前更多，除了我被砸中，其他同事也都被袭击。在8月份的时候，传媒联络队的装备并不像前线防暴队的同事那么精良。当时我们穿的是可以识别为传媒联络队的蓝色背心，戴了头盔和防毒面具，有同事就被砖头扔中头盔，头盔都花了，所幸身体没有大碍。我中砖之后呼吸很困难，后来被同事送到医院处理伤势。这是我自己面临的最危险的一次情况。

2019年12月3日，警察体育游乐会里展示的来自市民的加油卡。（本刊记者 张丹丹 / 摄）

《环球人物》：当时有多少暴徒在现场？

高振邦：我听传媒记者说，当时在尖沙咀警署外面至少有数百名暴徒。他们不断向警方防线和警署投掷汽油弹和砖头，令同事处于危险中。

《环球人物》：听说有非法示威者甚至暴徒假扮成记者，扰乱警队工作。您负责传媒联络工作，平时怎样识别假记者？

高振邦：其实在香港没有一个法定机构来登记记者或传媒身份，所以我们很难识别到底谁是真正的传媒工作者。在现场的时候，通常看有没有穿传媒反光背心、有没有相关的记者证，同时从他（她）的行为来判断。在现场的混乱和暴力情况下，如果我前面有数十个甚至上百个穿着反光背心或者拿着相机拍摄的人，其实很难识别他们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记者，我只能靠他们的行为识别。如果他是专业记者的行为，我们没有时间去询问；如果他的行为不专业，我们才会前去询问处理。如果他的行为违法了，警方当然会严正执法；如果他没有违法而只是在现场拍摄，那么我们会劝他离开，因为现场实在太危险，市民没有必要留在这么危险的地方，这会对他们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过去半年发生在香港的事情吸引了全世界传媒机构前来采访，他们持不同的证件，很难识别；加上香港本地在这几个月里多出很多媒体，多出很多学生记者，也难以判断。所以，我们在现场协调传媒工作时，主要看身穿反光背心的人是不是在做专业的采访。比如我见过有人穿着反光背心在现场举标语、表达意见，这显然不是一名专业记者会做的事情，这种情况下我就会问一问他来自哪个传媒机构，也的确发现了有一些人是示威者或者议员助理。

《环球人物》：我们上一次在香港采访时，正巧碰到11月4日警方记者会上有记者头戴示威标语，当时您是主持人，最后记者会被迫取消。这种遭恶意破坏的记者会是个别情况还是时常发生？

高振邦：警方很尊重新闻自由，尊重记者的采访自由。您提到的这场记者会是过去半年来唯一取消的警方记者会。

警方记者会是一个平台，是让市民大众了解警方消息的一个渠道。如果有记者做的不是专业的采访工作，那会影响警方安排，也会影响其他传媒的采访，阻碍市民获得警方的有用信息。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在警方记者会上，警方会首先发布消息，接下来是记者提问时间。平常也会有不同的记者代表各自的传媒机构提问，我认为大部分时候大家都是专业的，是可以沟通的。过去大部分时间里，记者都是有秩序、有礼貌发问。我理解每位记者都想提问的心情，但我作为主持人，会从整体上考虑记者会的进行情况。

《环球人物》：您主持了这么多场警方记者会，自然也会比大多数人更早得到一些信息。这些信息中，有没有令您感到特别惊讶的事情？

高振邦：其实不用说作为记者会主持人，就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普通香港市民，过去6个月发生的事也是我从未见过的，我从来没想到香港会变成一个有这么多暴力场景的地方。

大家回想6个月前，香港是一个很安全的城市。而这6个月里，除了警察受伤，也有好多市民受伤，还有记者也会受伤。你可以想见，过去没人能想到香港会出现这么大量的汽油弹，没人会想到有人用弓箭袭击警察……所以在过去一段时间，我看到这么多的片段，其实都好惊讶、好痛心！为什么香港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会变得这么暴力？市民与市民之间有不同政见的时候，大家竟然会用暴力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是我每次看到新闻时都会觉得很惊讶的地方。

《环球人物》：您刚刚提到警察受伤，这也是我们急于了解的——警队的受伤情况究竟怎样？

高振邦：过去几个月，大家可以看到警队同事夜以继日地工作，工作时间很长，面对很多暴力场面和暴力冲击。我手头最新的数字是有超过480名同事受伤。其中，有同事被淋腐蚀性液体，有同事被砖头扔中，有同事受到近距离袭击，有同事被割颈，有同事中箭，受伤的情况其实很严重。我们不希望再看到有同事受伤！

我每次去医院看望受伤同事时，心情都很沉重，一方面很担心他们的伤势，另一方面会想到他们背后的家庭。像是Sam中箭受伤时，我比较早到医院，他的家人还没有赶到。我在急诊室见到他，他情绪好落寞，落寞不是因为受伤，而是因为不能继续在前线工作。我当时都好心酸，只好安慰他不要再想工作的事情。之后他的家人来了，看到他们哭，我也很心痛，就想到每一位受伤的同事都不代表只有他一人受伤，而是他背后的整个家庭都受到伤害。在过去25年的警察生涯里，我没有经历过现在这样的场面，没有经历过这么多同事受伤。我想整个香港都没有见过现在的情况。

《环球人物》：暴徒使用的暴力不断升级，警队装备是否也有升级？

高振邦：有的。大家可以看到，防暴警员原本装备就比较精良。针对暴徒的行为，我们也增加了一些防护装备。例如6月初，我们发现有很多示威者用镭射光来照同事的眼睛后，警队就提供了防镭射光的护目镜给同事。另外，之前有同事被人近距离袭击，比如颈部等致命位置遭袭击，针对这种情况，警队提供了保护颈部的装备。这样的例子很多，包括我负责的传媒联络工作中，传媒联络队之前是轻装上阵的，现在加了很多装备，包括头盔、护目镜、防刺颈装备、手脚防护装备等，希望令在前线工作的同事更安全一点。

《环球人物》：不只是身体受到伤害，很多警员还面临其他威胁。

高振邦：是的。除了在前线会受到袭击之外，我们也看到很多不同的威胁。比如有同事在休班时，离开警署也会受到袭击；有同事的个人资料被摆上社交网络，俗称“起底”，受到很多不同的滋扰，包括电话滋扰、到家门口滋扰，甚至家人在工作地点受到滋扰，还有他们的个人资料被人盗用做违法行为，像是借贷等。

《环球人物》：香港的警民关系一直广为称道，您认为这次修例风波影响到了警民关系吗？

高振邦：我做过将近两年的警民关系主任，自然也会关注到警民关系。过去6个月，社会上有很多不同意见，甚至是两极分化的意见，就我个人而言，感觉到很不开心。过去的香港社会很包容，但现在人与人之间如果意见不同就容易诉诸暴力，这令我非常难过和痛心。回过头来看警民关系，不排除有市民对警队的做法有意见、有看法，但我也看到，仍然有很多市民支持警队。过去6个月里，很多市民亲自到各个警署或者警察总部，向我们表达支持。我们也收到很多很多的心意卡、感谢信、加油信，让我们看到警队并不孤单，知道有很多市民仍然是支持我们的。这也给了我们很多信心。收到感谢信后，我们不会只是一个人看，而是会摆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和同事一起分享，告诉大家我们并不孤单。

“您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这是我们采访每一位香港警务人员时的最后一个问题。他们的回答尽管表述不同，表达的却是同一个心愿——希望香港早日恢复稳定和繁荣。为了这个目标，香港警队恪尽职守、无惧危险。（为保护受访警员的隐私与安全，文中部分警员采用英文名，并且未拍摄采访照）

记者：张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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