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骨干用公款为自己买矿场 潜逃长达18年后归

“外逃这些年，日子过得很不好，特别是父亲去世，因为在逃的身份不能送他最后一程，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折磨。”归案后，李海鹰谈起逃亡的日子悔恨交加。

在中央追逃办的统一指挥和北京市纪委监委的统筹协调下，西城区纪委监委追逃工作人员辗转多个城市，持续奋战，终于将潜逃西方国家18年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李海鹰劝返归案，为西城区追逃工作增添了新的战果。

一念之差 国企骨干沦为逃犯

相较于如今归案时头发花白、面容消瘦的样子，当初的李海鹰精明干练、头脑灵活，事业有成。1986年，面对改革开放汹涌的经济浪潮，身处广东这个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李海鹰，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选择辞去公职，下海经商。

1996年，李海鹰受聘到国有企业中国华通物产集团（以下简称华通集团）海外贸易部担任副经理，负责从国内采购有色金属出口到国外。1997年底，在一次开展业务过程中，李海鹰得知广西某地的锡矿资源较为丰富，决定赴当地进行考察。经过考察，李海鹰认为锡矿资源具有投资价值，决定代表华通集团投资买下当地的一座锡矿矿场并开展运营。

作为华通集团的业务代表，一手掌握公司资金，一手掌握签约大权，“精明”的李海鹰动起了歪心思：在为华通集团购买锡矿矿场的同时，李海鹰动用华通集团的公款140余万元，购买了同一地区另一个锡矿矿场并登记在自己名下，上演了一出“瞒天过海”“化公为私”的大戏。

人算不如天算，在购买完毕后，曾被称为“矿石品位高”“开采价值大”的两个锡矿矿场，最终被证明没有任何开采价值，不仅代表华通集团购买矿场的事情无法向集团交代，而且用公款为自己买的矿场事实上也打了水漂。在华通集团派人来与李海鹰就锡矿矿场进行交接时，自知纸包不住火，担心事情败露的李海鹰，选择出逃国外，这一去就是18年。

据李海鹰说，他居住在国外的乡村，环境闭塞，条件简陋，与在国内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于是匆忙出逃，李海鹰的准备并不充分，在国外只能靠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生活压力巨大。而且相较于生活压力，外逃带来的心理压力更加折磨人，身高只有一米六多的李海鹰，在外逃重压下更显瘦小。

李海鹰坦言，相较于在国内时作为副经理的风光，出逃之后开启的另一种人生，让他倍感煎熬，其中的得与失、利与害，成为压在内心深处的一块巨石，让他寝食难安、追悔莫及，既时刻关注国内的动向，又心存侥幸，幻想能够继续躲藏下去。

李海鹰出逃的十八年里，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巨大，但办案部门从未停止对李海鹰的追逃。特别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西城区纪委监委深入推进追逃追赃工作，主要领导多次听取追逃工作专题汇报，指定第五审查调查室负责“天网行动”，并协调公安机关配合开展追逃，追逃工作连战连捷，2018年就追回6人，为持续推进追逃防逃追赃工作积累了经验。

三下广州 锲而不舍终有所获

2018年，在中央追逃办督促指导和北京市纪委监委统筹指挥下，西城区纪委监委加大了对李海鹰的追逃工作力度。北京市纪委监委主要领导对李海鹰案亲自指挥、直接督办，将李海鹰案确定为2019年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重点案件之一，加强统筹规划，完善工作机制，西城区纪委监委扎实开展相关工作，持续推动案件进展。

据追逃工作人员介绍，李海鹰案年代久远，有价值的信息较少，追逃工作难度较大。“我们接手相关案卷材料时，由于时间跨度太长，不要说别的信息，就是材料本身字迹都已经非常模糊，纸张都已经发黄变脆，一碰就会掉渣，阅读起来非常困难。”面对不利的客观条件，工作人员开展了大量的数据检索、分析研讨、排查比对等工作，在茫茫人海中仔细寻找李海鹰的蛛丝马迹。

突破口来自一条身份证办理的信息。经过仔细缜密的排查，追逃工作人员发现，2013年，有人以李海鹰的身份在广州办理了一张新的身份证。“办理身份证所用的照片是彩色的，与我们掌握的李海鹰原有黑白照片差别非常大，证明最近有人用李海鹰的身份材料开展过活动。”追逃工作人员介绍说。

这么多年，李海鹰到底去了哪里？又是谁在用李海鹰的身份证件？围绕这条身份证办理的信息，追逃工作人员在数月之内三下广州，一探究竟。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当地纪检监察机关的配合下，通过实地走访和仔细摸排，追逃工作人员在广州锁定了李海鹰名下的两套房产，依法办理了冻结手续，确认了李海鹰在案发后已于2001年外逃、现居西方某国的事实，并找到了一名关键人物——李海鹰的妻妹洪某某。

“2013年办理并使用李海鹰身份证的就是洪某某，她也帮李海鹰处理一些国内的事务，可以说，找到了洪某某，也就打通了与李海鹰联系的渠道。”追逃工作人员讲清利害关系，申明法律底线，全力做好洪某某的思想工作，顺利打通了与李海鹰本人的联络渠道，通过洪某某向李海鹰传达国内形势政策和房产冻结情况等相关信息，打消李海鹰的侥幸心理。在强大的政策攻势下，李海鹰的态度逐渐转变，同意与追逃工作人员开展接触，表达了回国投案的意愿。

多地辗转 持续追逃胜利收兵

虽然向纪检监察机关表达了投案的意愿，但时隔十八年，形势变化很大，李海鹰还是有很多顾虑，希望在境外与工作人员商谈回国投案具体细节。2019年7月，经与境外执法机关沟通，由中央追逃办、北京市追逃办和西城区纪委监委组成工作组，赴境外开展劝返工作。同时，工作人员细化谈话方式，明确政策底线，做好相关预案，确保取证和劝返工作安全稳妥、万无一失。

在境外执法机构协助下，追逃工作人员与李海鹰顺利见面，开展了取证和劝返工作，讲明政策，晓以利害。经过追逃工作人员的耐心工作，最终李海鹰在政策感召、亲情感化、法律威慑下，选择回国投案，并全额退缴赃款。

“从一开始接触到最后劝返，我全程参与了对李海鹰的追逃工作，我们彼此都非常熟悉，特别是最后我送李海鹰上飞机，为这次追逃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他非常感动，对我们耐心细致的工作表示感谢。在逃人员不是铁板一块，主动追逃加上积极劝返，既讲政策也给出路，有逃必追、一追到底。”8月2日，目送李海鹰登上回国的飞机后，追逃工作人员、西城区纪委监委第五审查调查室干部仉泽感慨地说。

18年来，李海鹰辗转多地，最终逃无可逃，避无可避，走上了投案的道路。“外逃的生活非常苦，背井离乡，入不敷出，我已经这个年纪了（63岁），如果不归案，这样的日子也过不下去了。逃了这么多年，最对不起的就是家人，父亲不在了，如果不能再见见母亲，一生的遗憾就没办法挽回了。由衷地感谢组织，给我一个弃暗投明的机会。”归案之后的李海鹰，如释重负，发出了深藏心底的感叹和忏悔。

李海鹰的归案，彰显了党中央“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坚定决心，彰显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追逃工作的强大威力，也为那些仍然选择潜逃的人员敲响了警钟：海外不是法外，逃路没有出路，早日归案才是正道！（通讯员 姚苗苗 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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