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一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跟着袁隆平，传承老一代科学家精神，踏着稻浪，奋力向前——

胡忠孝（左）和同事一起在田间查看水稻长势。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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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隆平的研究团队中，有许多年轻的面孔，他们早已不用为温饱问题发愁，却毅然踏着金色的稻浪，奋力为解决人类吃饭问题奔跑向前

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22%的人口，这是中国创造的一个世界奇迹。奇迹的背后，是无数为此耕耘奉献的人，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院士和他带领的研究团队就是其中的代表。

尽管今年已经90岁高龄，袁隆平仍然坚守在科研一线。在位于湖南长沙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以下简称“杂交水稻中心”）的办公室，他带领研究团队又把目光瞄准了新的杂交水稻亩产世界纪录。

在袁隆平的这支研究团队中，不乏年轻的面孔，他们早已不用为温饱问题发愁，却毅然踏着金色的稻浪，奋力为解决人类吃饭问题奔跑向前。他们为亿万中国农民育良种，要让中国人的饭碗永远装上中国粮。不久前，我们来到杂交水稻中心，探访这群年轻人工作、生活的日常。

下田

“水稻专业是一门应用科学，电脑里长不出水稻，书本里也长不出水稻，要种出好水稻必须得下田”

位于长沙马坡岭的杂交水稻中心大院里，有一块七八分地的试验田。紧挨着试验田，有一栋两层楼的房子，是袁隆平的家。从家里推开窗户，稻田里的一切尽收眼底。

很多新来的研究生第一次见到袁隆平，都是在这块稻田边，有时他双手叉腰站着一动不动，像是在思考什么；有时他弯下腰拨弄着稻穗，检查水稻的生长情况；前几年，还经常有人看到80多岁的袁隆平亲自下田。

今年，试验田又种上了新宝贝——第三代杂交水稻。90岁的袁隆平又兴奋起来，一天要到田里看三四回。连带他的栽培师李建武也忙个不停。

说起李建武，在杂交水稻中心几乎无人不识。虽然今年只有34岁，李建武却已在袁隆平身边种了10年水稻，如今专攻杂交水稻高产栽培技术，为杂交水稻亩产屡破纪录立下不小功劳。

李建武被袁隆平赏识，还有一段在杂交水稻中心广为流传的故事。2009年春，大四即将毕业的李建武正在海南三亚的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实习，恰好赶上袁隆平来查看稻田。在田间，一块长势出众的稻田吸引了袁隆平的注意，他立即问身边人这块田是谁种的，大家便把李建武推了出来。

看着眼前晒得黝黑的李建武，袁隆平还以为是个种田经验丰富的农民，寒暄了几句，方知他是湖南农业大学大四学生。这让袁隆平很惊喜：原来还有这么肯下田、肯钻研种植技术的大学生。他又接连问了一连串水稻栽培方面的专业问题，李建武都对答如流，让袁隆平连连称赞。大四毕业，李建武被破格招录为杂交水稻中心的研究人员——这在几乎清一色博士的杂交水稻中心，简直就是传奇。

“袁老师经常说，水稻专业是一门应用科学，电脑里长不出水稻，书本里也长不出水稻，要种出好水稻必须得下田。”李建武说，对于专攻栽培技术的自己来说更是如此，“下田就跟吃饭一样频繁，夏秋在湖南的基地种田，冬春在三亚的南繁基地种田。一年365天，百分之八九十的时间都在田里。”

然而，与一般农民可根据经验种田的情形不同，李建武面对的是每年几百个新品种，没有种植经验可循，且不同品种特性不一，种植方法也不同，“就好比带孩子，不同性格的孩子要采取不同的方式照料”，他必须把品种的特性一一研究清楚，一边种植一边摸索播种期、肥料用量等参数，将新品种的产量潜力发挥出来。

有时，为了检验品种的适应性，还要把一个品种种到不同气候区域。在验证超优千号（湘两优900）的适应性时，李建武曾经把这个品种从海南三亚一路向北种到了河北邯郸，种遍了大半个中国，一路种下来，全国各地水稻种植区的日照天数、光照条件、海拔高度、容易得什么病虫害都了然于胸。

栽培技术，最终要用来指导农民科学种植，也因此，李建武与农民打交道最多，在他的微信通讯录里，大部分都是水稻种植户。然而，由于一些杂交水稻品种的种植方法与传统水稻相差较大，要让农民改变几十年形成的种植习惯并不容易。

2013年，李建武在湖南隆回县羊古坳乡的试验田基地搞“Y两优900”杂交水稻产量攻关，这是一个新品种，与传统水稻相比，肥料用量要高出很多。第一次去做指导时，李建武把种子和相配给的肥料都分发给了农户，并讲解了种植要点。然而，由于与传统种植经验相差较大，再加上李建武还是个“毛头小子”，农户们怎么也不肯按他说的去种，还偷偷把肥料藏起来种菜。眼见着效果出不来，李建武索性在当地住了下来，自己也种一块田，与当地农民搞起竞赛。到了收割时，李建武种的水稻比当地农民种的亩产高出两三百公斤，农户们一下子就信服了……

育种

“搞水稻育种的都是雕塑艺术家，每粒种子都要精雕细刻”

与我们见面前，胡忠孝特意洗了澡：刚下田回来怕身上有味儿。如果不经人介绍，很难想象站在眼前的这个皮肤晒得黝黑、身形干瘦的人是出生于1982年的杂交水稻中心副研究员、《杂交水稻》副主编。

胡忠孝现在在杂交水稻中心干着两份工作，一方面做杂交水稻的高产优质高效育种研究，一方面为《杂交水稻》期刊编审稿件。每天早上4点钟起床看稿子，看到六七点钟，天差不多亮了，就背上挎包下田。白天下田，晚上编稿，是他雷打不动的生活节奏。

“我的理想就是培育出高产优质高效的水稻种子。”胡忠孝说，“这是为我家乡的父老乡亲，更是为中国的几亿农民。”

胡忠孝出生在湖南郴州莽山山区的农村，“从小家里就靠山里几亩稻田过活，那里自然条件不好，农民很辛苦。”胡忠孝说，山区里引水灌溉很不方便，经常要半夜沿着水渠查看水情，防止被别人半道截留。高考那一年，有一次他夜里跟着父亲去“守水”，父亲忽然叹息道，“要是有一种不用浇这么多水、又高产又好吃的水稻该多好。”

父亲的这句话让他一直记到现在。在当年高考填志愿时，原本想学航空航天的他毅然在第一志愿填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农学专业。“本来儿时的理想是‘上天’，没想到变成了‘下地’。”回想起当时的选择，胡忠孝表示，他从来没有后悔过。

育种，是杂交水稻研究的核心，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选育出符合目标性状的种子，不仅考验着育种工作者的知识和经验，更极大地考验耐心。“从设计育种方案，到成果最终被认定，可能需要五六年甚至十来年时间，周期非常漫长。”胡忠孝说，同时，培育一个综合性状好的水稻品种，不仅要考虑产量，还要考虑抗病性、适应性、米质口感等诸多要素，一个因素没兼顾到，都得隔年从头再来，“每一步都要迈得扎扎实实”。

“我一直觉得，搞水稻育种的都是雕塑艺术家，育种，就要精雕细刻。产量不好，就在产量上雕琢，米质不好，就在米质上雕琢。育种的过程，就是将一个毛坯雕琢成艺术品的过程。”胡忠孝说，因此，搞育种研究，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细心，一个环节出问题，可能就会前功尽弃。即便是下苗插秧的环节，有时候需要成百上千个品种一起种，每个品种都有编号，一旦一个秧苗插错位置了，后面的就会跟着全错，整个试验就报废了。

国庆假期是水稻收获的重要节点，每年这个时候，胡忠孝都很少休息。今年国庆，他与一位同事来到云南高黎贡山附近的试验田收种子，高原气候多变，来的当天还晴空万里，半夜却突然下起了雨，一直下到第二天上午10点，雨一停，胡忠孝就和同事冲进田里抢收。

当时，5亩试验田里种了400个品种，每个品种100株水稻，每一株上的稻穗长势也不同，为了试验需要，胡忠孝和同事需要一穗一穗地收割，并做好标记，整理归档。在又冷又湿的高原上，胡忠孝和同事两人弯着腰整整忙碌了2天，才完成抢收……

前些年，每逢过年回家，胡忠孝都要带些自己最新培育的种子免费送给老家人种，“一方面看看种子在山区表现如何，一方面也为乡亲们带点成果回去。”胡忠孝说。如今，村子里种水稻的人越来越少，胡忠孝正琢磨着培育出一种更高效、更节俭的稻种，“让水稻种植不用投入那么多劳动力，也不用那么多肥料、药物，减少种植污染，还乡村一片绿水青山。”

“袁老有一个著名的禾下乘凉梦，那也是我的梦想。”胡忠孝说，“中国的农民养活着14亿人口，我们有责任替帮助中国的农民做点事，做袁老梦想的践行者。”

丰产

“质和量可以并行，量是基础。我们只有储备了超高产技术，才能备不时之需”

袁隆平对高产有着近乎执拗的追求。尽管如今第三代杂交水稻已突破亩产1000公斤大关，他仍不满足。今年6月，杂交水稻中心的大院里又挂出了袁隆平亲笔签名的《科研任务告示》，提出三大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冲刺每公顷18吨（亩产1200公斤）产量。

高产水稻，涉及方方面面的研究，围绕高产目标，如今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展。

杂交水稻的抗病性研究，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领域。在杂交水稻中心，80后杂交水稻中心副研究员邢俊杰和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吴俊都是研究稻瘟病的好手。

一片片玻璃培养皿里，棕黑色的菌株正在培养基上生长。这些看着差不多的菌株，在38岁的邢俊杰和他带领的研发团队眼中，却截然不同。“引发稻瘟病的真菌，在不同的生态区域内常常呈现不同的遗传背景。我们想尽可能多地收集湖南境内的稻瘟病菌株，将其分门别类，明确各地区有效抗性基因，从而指导品种合理布局；同时开展稻瘟病抗性室内评价研究，以实现对水稻新品种抗性的快速鉴定。”邢俊杰说。

2012年，邢俊杰开始了湖南省稻瘟病菌研究工作，这对于当时刚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他来说，并非易事。“那时候稻瘟病菌研究设施基本没有，菌株的样本也一份都没有。”邢俊杰说，为此，他“厚着脸皮”给湖南省内各地的植保站挨个打电话，请求他们帮忙留意收集菌株样本。就这样，2012年以来，邢俊杰的团队已经收集了湖南省各地菌株3000多份。未来，这个凝聚着汗水与智慧的菌株数据库，将成为更加深入地研究稻瘟病的重要基础。

“人们都知道杂交水稻高产，但影响高产的基因到底是什么？这需要用分子技术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直接为育种服务的偏应用研究相比，今年35岁的吕启明副研究员的研究更为基础，“育种实践总比基础研究跑得快，但其背后机理并未完全弄清楚。我们希望能够从根源上解释清楚为什么杂交水稻有优势，并找到杂种优势的某些因子，以便更有针对性地指导育种实践。”

“比如，现在育种工作者做杂交水稻配组，常常要配上万个组合，工作量非常大。”吕启明说，而假如在三系法、两系法杂交水稻中找到影响高产的共同因子，然后建立模型，“育种工作者今后就可以大大减少配组，提高效率。”

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稻米品质、口感的要求也“水涨船高”。米质研究因此也成了杂交水稻热门研究课题。今年32岁的助理研究员柏斌，做的就是这方面的研究。

“研究米质，首先要搞清楚影响米质的因素、指标。”柏斌说，为此，每新出一批品种，他都要对稻米的长度、重量、透明度、晶体结构、直链淀粉比等数十项数据进行统计研究，分析影响因素，以更好地指导田间选育。如今，高产又优质的杂交水稻良种逐步推向市场，受到越来越多农户的欢迎。

在过去的几十年，杂交水稻解决了亿万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未来，杂交水稻研究该向何处走？近年来，也曾有人质疑，杂交水稻研究是否还要对高产孜孜以求，是否更应重质而非量？

“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吴俊对袁隆平的高产情结有自己的理解，“把水稻的各个方面性状都做到极致。这是应有的态度。质和量可以并行，量是基础。我们只有储备了超高产技术，才能备不时之需。这也是袁隆平院士坚持追求超高产目标的原因。”

“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袁隆平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在他的感染下，我们都愿做国家粮食安全的守望者。”吴俊说，“我们的目标很朴素，也很重要。那就是，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中国人的饭碗，永远要装上中国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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