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社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9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北京举行。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宣布了2019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6个入选项目，分别为山东滕州市西孟庄龙山文化遗址、黑龙江齐齐哈尔市洪河遗址、陕西神木市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遗迹、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湖北随州市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青海乌兰县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
陕西神木市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城内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为中国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城址。2018年在皇城台顶东部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建筑台基，其上分布大量建筑基址，暂称“大台基”。经2018至2019年发掘，大台基轮廓逐渐清晰，大台基平面大致呈圆角方形，边长约130米，夯土台芯，四周以石墙包砌，目前基本将大台基南护墙及周边区域完整揭露，并确认了西护墙及北护墙的位置。
南护墙处发现70余件精美石雕，部分还镶嵌在南护墙墙面上。大台基修建和使用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石雕的年代应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墙面上镶砌石雕的现象应与石峁遗址中发现，“藏玉于墙”和以人头奠基具有相同的精神内涵，体现了石峁先民对皇城台大台基的精神寄托。大台基的发现和确认正式拉开了探讨皇城台聚落区划和功能性质的帷幕，为皇城台在石峁城址内的核心地位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据了解，除上述入选的2019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外，还评选出7个入围项目，分别是：陕西汉中市疥疙洞旧石器时代遗址、浙江义乌市桥头新石器时代遗址、内蒙古化德县四麻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山东滕州市大韩东周墓地、湖北荆州市胡家草场汉墓、吉林图们市磨盘村山城遗址、重庆市江津区石佛寺遗址。
此外，作为中国考古“走出去”的成果之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孟加拉国欧提亚·欧耐斯恩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开展的孟加拉国毗诃罗普尔古城纳提什瓦遗址考古项目获选为2019年国外考古新发现。
解读1：石峁遗址凭什么第三次入选考古新发现？据了解，石峁遗址已是第三次入选考古新发现。
石峁遗址凭什么第三次入选考古新发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石峁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孙周勇表示，尽管第三次入选很不好意思，但评选专家认为石峁遗址2019年的新发现非常重要。
据孙周勇介绍，2018年考古人员在皇城台顶东部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建筑台基，其上分布大量建筑基址，称作“大台基”。2019年石峁遗址考古工作是在2018年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上年度考古工作的延续，主要围绕大台基展开发掘，廓清大台基的四至范围，并对大台基南护墙进行重点清理和揭露。
目前情况表明，皇城台大台基平面大致呈圆角方形，边长约130米，夯(硬)士筑芯，四周以石墙包砌。至12月初发掘工作结束，已将大台基南护墙及南侧相关区域基本揭露完整，同时探明了西护墙及北护墙的基本情况。
大台基南护墙已发掘长度约120米，最高处残高约4.5米，墙体用大小不一的砂岩石块错缝砌筑，石块之间用草拌泥粘接，墙面上还发现多个纴木洞。
在南护墙外(南)侧另有一道石墙，走向与南护墙平行，宽约1.6米、残高0.8-1米，暂称“夹墙”,与南护墙间形成宽约9米的“夹道”，夹道内地面保存较好，有断续分布的踩踏面。
2019年度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南护墙处的精美石雕，结合2018年的发现，目前共计70余件。这些石雕多数出土于大台基南护墙墙体的倒塌石块内，部分镶嵌在南护墙墙面上。
绝大多数为雕刻于石块一面的平面型雕刻，以减地浮雕为主，还有少量阴刻、圆雕。雕刻内容大致可分为神面、人面、神兽、动物和符号五类，其中神面石雕体量最大，雕刻也最为传神，多见对称式构图，以一正视神面为中心，两侧雕出侧视神面，最大者石块长度超过2.6米。
还发现少量立柱型石雕，雕刻风格相似，为两面对称的神人形象，其中一件出土时还矗立于夹道地面之上，地面高度近1米，底部还留有固定石柱的石砌围圈。
平面型石雕应为修建大台基南护墙时有意嵌入，作为大台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石雕应与石峁遗址发现的“藏玉于墙”和人头奠基具有共同的精神内涵，体现了石峁先民对皇城台大台基的精神寄托。而立柱型石雕或已具备“图腾柱”性质。
系列测年显示，皇城台大台基修建和使用年代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南护墙石雕的年代也应不晚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
大台基南护墙石雕可能与中国北方地区的石雕“传统”密切相关，也可能影响了后石家河文化玉器和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甚至商周青铜礼器的艺术构思和纹饰风格。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石峁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孙周勇表示，大台基的发现、确认和发掘正式拉开了探讨皇城台聚落区划和功能性质的帷幕，为论证皇城台在石峁城址内的核心地位奠定了重要而深厚的物质基础。
石峁，这个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古城，拥有高等级的金字塔般的皇城台，有肃穆震撼的神面石柱，还有强烈的神、玉、巫三位一体的宗教意识。学者们普遍认为，石峁古城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石峁人究竟是来自哪里？石峁古城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文明程度，在中华文明起源及进程中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这些问题近年来成为学术界热议话题。
据悉，2019年4月，国家文物局已将石峁遗址列入申遗预备名单。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
解读2：石峁遗址这些年“石破天惊”的新发现自2011年确认并开展考古发掘以来，石峁遗址每年都以令人震惊的成果带给学术界不断的惊喜。
■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史前城址
石峁遗址的主体内涵是一座包含皇城台、内城、外城三重城垣的超大型史前城址，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距今约4000年。其中，皇城台是石峁城址的“核心区域”，具备了早期宫城性质，即大型宫殿、宗庙、池苑及作坊的分布区域。这座城址以皇城台为核心，有内外两重石砌城垣，城外还分布有数座线性分布的“哨所”类建筑遗迹。
■“头骨祭坑”和“藏玉于石”
石峁外城东门址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造技术先进，由内、外两重瓮城、门道、包石夯土墩台、门塾、马面等设施组成。周边地层及遗迹中出土玉铲、玉钺、玉璜、牙璋、陶器、壁画和石雕头像等重要遗物， “头骨祭坑”和“藏玉于石”现象尤为引人注目。
■皇城台台顶可能存在的大型制骨作坊
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揭露的石砌护墙长度超过100米，最高处约15米，墙体上密集分布着纴木孔洞，由下而上，逐阶内收的层阶状构筑方式清晰可见。覆盖东护墙北段墙体的在皇城台使用期间由台顶倾倒而来的“弃置堆积”出土遗物数量惊人，有骨、陶、石、玉、铜等各类遗物，其中骨器数量最多。东护墙北段上部发现的骨针逾万枚，伴出大量骨料、制作工作以及残次品等，反映了骨针的完整制作过程，暗示着皇城台台顶大型制骨作坊的存在。
■雕刻技艺成熟的各种石雕
皇城台大台基为“石包土”结构，大致呈130米见方的圆角方形，高约4.5米。对其南护墙的发掘清理共发现各种石雕60余件，其中20余件依旧保留在南护墙墙面上。其他石雕发现于南护墙墙体的倒塌堆积中。画面题材有符号、人面、神面、动物、神兽等，雕刻技艺成熟，技法有阴刻、减地浅浮雕、高浮雕、圆雕等，所有题材的图案都很讲究对称美。
■最大尺寸将近一米的陶鹰
在石峁遗址发现的大量陶片装了三四千箱。考古人员花了两年多时间，拼出了20多个大小不一的陶鹰，最大的尺寸在90-100厘米。孙周勇介绍，这些陶鹰，有可能是放在皇城台登台必经之路或神庙里的东西。爪子、翅膀甚至羽棱都栩栩如生，象征着一种精神崇拜或精神信仰，体现了草原游牧民族的特色。
■距今约4000年的骨制口弦琴和大量骨针
石峁遗址出土了23件距今约4000年的乐器——口簧。这些骨制口弦琴均出土于皇城台东护墙北段上部的“弃置堆积”内，制作规整，与其共存的还有骨制管哨和陶制球哨。测年数据显示，制作于距今约4000年前。此外，在皇城台还发现了卜骨和一万四千余枚骨针。
■有着几何纹饰的彩色壁画
皇城台还发现了史前彩色壁画，这些壁画的颜色有红色、咖啡色等，图案主要是几何纹饰。这些壁画说明建筑等级很高，也说明石峁人已经具有相当的艺术修养。
■连种植的粮食都存在“城乡差别”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考古学与人类学系通过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英国剑桥大学考古系开展合作一项研究揭示，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800年榆林地区的旱作农业始终是以粟(谷子，去壳后叫小米)、黍(shǔ，亦称“糜(méi)子”)为主。通过对石峁遗址已有农作物遗存新的量化分析研究，揭示出该遗址粟占据农业生产的主体，而其他同时期小型遗址持续以黍为主。这暗示石峁先民与邻近小型聚落先民在作物选择中存在明显差异，作物呈现“城乡差异”。
华商报记者 马虎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