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夏，毛泽东从《人民日报》得知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后，欣然写下名为《送瘟神》的诗歌，其中有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古时瘟疫肆虐而医学不昌，人们只得求助于神力。那送“纸船”出海和烧香烛举行迎神赛会，都是将瘟疫驱逐出境的仪式。

电影《大明劫》中的送瘟神仪式

那么，谁是瘟神？瘟神是如何产生的？《礼记》中曾讨论符合哪些条件才能成为神灵得到祭祀：“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可见，得到祭祀的标准在于“功”与“烈”这两大要素，即要对广大人民群众有贡献，又要作为烈士，悲壮惨烈地牺牲。在此之外，甚至不需要什么学仙修道的经历。有的人以为瘟神是邪神，是传播瘟疫的祸源，这类看法显然片面。瘟神如果只是传播瘟疫，这或许会让人们畏惧，但显然不值得收获人们的尊崇。全国各地的瘟神各不相同，但关于他们的传说却具有一定的共性和规律可循——他们是瘟疫的预警者，在瘟疫爆发之前舍身示警，死后被人们铭记。这一规律在我国多地均可验证。

明代灭亡前夕多地瘟疫爆发，《榕城纪闻》一书中记录明崇祯十五年，“二月，福州疫起，乡例祈禳土神，有名为“五帝”者。于是，各社居民鸠集金钱，设醮大傩……一乡甫毕，一乡又起，甚而三四乡，六七乡同日行者。自二月至八月，市镇乡村，日成鬼国。”那巡游的队伍充塞着乡间的道路，遇到地方官员的车马也不避让。儒家士大夫斥责乡民铺张浪费，妖言惑众。但这也可见反映出，“五帝”在明代时便已承担起驱瘟的职责，在福州寻常百姓们的心目中十分重要。

当代福州五帝出巡时的仪仗 张继州摄

二百余年后，晚清时曾长居福州的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 1824-1880）也记录了这一令他印象深刻的地方信仰，他回忆道：“尽管五帝在民间拥有广泛的信众，但仍是邪神。只有得到皇帝加封认可的神灵才能算是正神……十几年前，一个高级官员乘轿子经过城里的大街时正遇上迎五帝的游行队伍。游行者非但没有给官员的轿子让路，反而要求官员的轿子后退，或先避到路边让五帝神轿通过……迎赛五帝的游行，这一活动中体现的社会地位失序，以及民间各类关于五帝灵力的奇闻，共同构成了一种最魔幻最奇特的偶像崇拜现象。关于五帝的来历，普通民众一无所知，知识阶级也所知甚少。”

“五帝”又称五灵公、五福大帝等。正如卢公明讲述的，人们并不知道他们的来历，各类传言众说纷纭。在成书于元明之际的《三教搜神大全》中，曾记载有五位被称作“五瘟使者”的天外来客，可以在人间散播瘟疫，并以此超能力恐吓皇帝；在邻省江西，曾有一种名为“五通”的神，据说是山魈木魅所化。从名字上看，这“五瘟”或“五通”，与“五帝”颇为相似；况且五瘟使者与瘟疫还颇有渊源。但是，我们无法确认他们与作为福州瘟神的五帝有直接的关联。或许正是出于此类联想，官方在遇到五帝时便也将之视为邪神，再加上政府官员在迎神赛会中受到冒犯，便认为这一崇拜会扰乱社会等级秩序，实属不合法规的“淫祀”，故而屡有毁禁。

《三教搜神大全》的五瘟使者，以传播瘟疫作为要挟，向当朝的隋文帝索要封官赏赐

纵使如此，民间流传至今的却是另一种叙事，显得五帝的形象愈发高大正义，使得五帝崇拜在政府的打压下屡禁不止。五帝不是下凡的天神，也并非为祸人间的邪神，他们生前只是五个普通的书生。民国时福州人郭柏阳在《竹间续话》中有说法：“相传五帝皆里中秀才，省试时，夜同至一处。见有群鬼在一井下药，相谓曰：‘此足死城中一半人矣。’五人叱之，不见。”瘟疫可通过水传播。古时人们相信，如果鬼怪向水井中投放引发瘟疫的毒药，人们在接触之后便会感染患病。于是五人决定放弃事关前途的考试，分别把守城中水井，劝阻人们不要取水，提防瘟疫。然而，人们却认为他们是在传播谣言，惑乱人心。于是，五人只好喝井水自证，直到死后人们才相信，瘟鬼井中投药确有其事。“共议守井，勿令人汲。然汲者皆以为妄也，五人不能自明，有张姓者曰：‘吾等当舍身救人。’乃汲水共饮，果中毒死。阖城感之，塑像以祀云。”

不管怎么说，五人虽然惨死街头，但是起到了示警作用，一场威胁全城的瘟疫得以消弭。五位烈士被人铭记，人们为报恩情，建庙祭祀。关于五帝的传说在清代福州持续流传，随着时间的增加，五帝的信众渐多，城中庙宇林立，神话传说的细节也不断完善。据闻五帝曾在福州白龙庵降乩显圣，叙述生平。原来五人分别来自泉州府下辖的五个县，到福州参加省试；那投毒的是五个野生动物变成的妖精，分别是水猴、水鸟、蛤蚌、鲈鱼、水蛙。

在全国范围内，比五帝影响力更大的瘟神是温琼。他被尊称为“温太保”“温元帅”。早在南宋时，浙南的温州地区已开始崇拜温琼。明初朱元璋的文官重臣宋濂曾为温琼树碑立传，按照他的描述，温琼生前只是个怀才不遇抑郁而死的不第秀才。碑文中介绍他“姓温氏，名琼，字永清，温之平阳人……十四岁通五经百氏及老释家言，二十六举进士不第，抚几叹曰：‘吾生不能致君泽民，死当为泰山神，以降天下恶厉耳。’复制三十六神符授人曰：‘持此能主地上鬼神。’” 说罢抑郁而亡。温琼起初能被视作瘟神，大概便是他那能“降天下恶厉”的神符在后来抗击瘟疫时显灵起了作用。

不过，后世民间流传的温琼形象绝非如此。浙江非止温州一地，杭州人也崇拜温元帅，晚清范祖述著有《杭俗遗风》一书，其中有相关描述：“姓温。传说系前朝秀士，来省中乡试，寓中夜闻鬼下瘟药井中，思有以救万民，即以身投井，次日人见之捞起，浑身青色，因知受毒，由是封神。”这一叙事便与前文中福州五帝的故事极为相似了。据说，温琼正是因为投井后被水中瘟药毒死，所以面孔呈青色。他被视作防止瘟疫爆发的守护神。“五月十八诞辰，十六出会，名曰‘收瘟’，由来旧矣。其井在羊市街，地方随后起庙，井即在神座下，庙名旌德观。”

温元帅的影响范围十分庞大，影响力超出浙江。今日的上海地区，此前也曾流行，在瘟疫时迎温元帅出会。古时上海隶属松江府下辖，晚清的《申报》便多次记载，松江府城举办迎神赛会，“好事者必升神像游行。二十六日由各社首奉玉帝、温郡王、痘神、施相、杨侯各神像，先后绕道出东门。至二十八日迎回庙内。”众人抬着神像迤逦出城，巡游各乡镇多达数日。

今日上海松江东岳庙中的温琼神像，肤色为青色

从参会神灵的名单来看，与温元帅一同出行的有玉皇大帝和保佑人们免生天花的痘神；那“施相”是上海地区的医仙，至于“杨侯”，是清代以来流行于松江、嘉兴二府的神灵，肤色黝黑。遗憾的是，人们至今不知道“杨侯”的确切名字。在松江府城附近的泗泾镇，当地老人曾讲述相关的传说：阎罗王在某年七月，派两个小鬼来阳间捉人。两小鬼向水井中投放瘟药，被路过的杨老爷撞破。为劝阻他人取水，杨老爷舍身投井。他的尸身被捞起时已因中毒而发黑。大家由此得知井中已有瘟药，从而幸免于难。由于这一义举，杨老爷死后在天庭得到封侯的赏赐。镇民们为他雕刻了一尊黑色的神像，每逢瘟疫来临时便“抬出来全镇兜一圈”。

上海地区的杨侯神像，全身发黑

甚至在地处边陲的云南，大理地区的白族人中也流传着同一模式的传说。大理是西南佛国，佛教密宗里大黑天神（Mahākāla）也融入地方，被当地百姓被视为“本主”，即村落社区的守护神。据说这拥有六条手臂的印度神灵，也是在中土时为使民众免遭灾疫，独自一人吞下瘟药而死。毒发身亡后尸体发黑，成为名副其实的“大黑”天神。民众感其功德，在村中立庙纪念。于是这一密宗护法神在异国他乡担任了土地老爷，保护一方水土不受瘟疫侵扰。

大黑天神唐卡与云南大黑天神纸马

由此可见，“投井吞瘟药以示警于众人”的叙事，俨然成为一种套路，不约而同地出现在各路瘟神的生平传说中。毫无疑问，传说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这些生前真实身份存疑的神灵，关于他们的说法历来是花样迭出，变化不断。权威的文本记录往往出于文人士大夫等文化精英之手，呈现出与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并不一样的特色。福州的五帝在官方看起来像是邪神，是令人头痛的淫祠；在关于温琼的早期版本的传记中，并不能看到独吞瘟药防止他人染病的事迹。然而，民间传说里，他们受到崇拜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能够在瘟疫到来时舍身成仁，为他人敲响警钟。

在上世纪末，宋怡明（Michael Szonyi）、康豹（Paul Katz）等著名学者，曾对五帝、温元帅等神的各类传说进行抽丝剥茧式的细致分析，以期能够了解信仰演变背后的诸多因素。历史学家出于职业敏感，会竭尽全力地搜集种种矛盾或对立的不同版本的神灵生平；而平日里烧香，瘟疫时举办迎神赛会的善男信女们则不会关心这些，在大众的历史记忆形成的过程里，人们往往会选择相信自己愿意接受的叙事。于是，不同区域内不同神灵的传说被逐渐地筛选，最后竟出奇地一致。在抗争疾病的千百年间，那些为他人提供瘟疫预警而牺牲的人们，成为了各地人民心中瘟神应有的形象，得到后世的尊崇与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