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在肆虐，危机也降临在一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身上。春节前，他们纷纷回老家过年，但随着封路封村等措施在各地执行，他们被困在了家中。

此时，他们随身带回家的抗艾滋病毒药物即将用尽。对于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来说，定时用药可有效抑制病毒繁衍。而断药，令他们恐慌和煎熬。

药片所剩无几，有人一个又一个微信群询问，希望跟病友借到药；也有人尝试突破交警的封锁到县城的定点医院领药……

资料图。

现实似乎和梦境混淆了。断药危机降临时，文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似乎以前发生过，似乎是在梦中，然后我睁开眼，发现是梦。”

这天是2月2日，文轶的梦境即将变为了现实，他带回家的药只够用一天。

文轶是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漫长的感染周期内，艾滋病病毒会不断攻击免疫系统，使人体逐渐丧失免疫能力。感染者需要定期服用多种抗病毒药物，抑制体内的病毒。

他服用的是奇多拉米双夫定和克立芝，每天早10： 20 和 晚10：20都要用药。时间越精确，效果越好。为此，他定了两个闹铃，一个提前五分钟，一个提前1分钟，闹铃响后，盯着手机上蹦出“20”，就赶紧吞下药。

1月20日，文轶经上海乘高铁回安徽农村过年。就在这天凌晨，北京和广东发布疫情通报，武汉之外首次有地区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武汉的确诊患者数量也开始快速上升。

但此时，这种新出现的病毒尚未引起太多人注意。

出发前，文轶习惯性多带了四天的药，以防返程路上有耽搁，“以目前中国的交通，我想4天怎么都可以到了。”

三天后，武汉封城。看着确诊人数不断攀升，文轶也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

1月31日，危机渐渐浮现。这天原本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文轶订了回上海的高铁票。家人开车送他去市里乘车，到市区入口，路就不通了。此时，市区内已出现多例确诊病例，公交暂停运行。

文轶退掉了返程的车票，他还没有太担心，准备开车回上海。

2月1日，他再次出发，可车开到高速入口时又被拦住了。就在前一晚，当地下发通知关闭高速公路入口。此时，他才发现问题严重。药还能用三天，他开始求助。

这段时间，从事艾滋病防治与患者关怀的公益组织“城堡公益”的负责人陆风已经收到不少求助信。他做了十三年志愿者，每逢节假日都会有感染者因带药不足或丢药而求助。

一位感染者发来的求助。

年前，陆风和其它志愿者提前购入了一些药用于应急。

但从初三（1月27日）开始，就有感染者前来借药。初四、初五时，陆风就预感，这次药物会很紧张。从感染者的反馈看，各地相继封路，不少人困在老家，带药不足随时可能断药。

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来说，断药意味着什么？“病毒苏醒。”一位感染者这样形容。

中国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感染者可定期前往当地疾控中心或定点医院领取免费药物。但若因断药等原因出现耐药性，感染者只能购买更昂贵的自费药，这将是一笔重担。

断药也意味着恐慌和煎熬。“他们大多免疫力低下，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且处在隔离区，得多恐惧啊。”陆风说。

廖山也遇到了相似的困局。他多带了6天的药，但“千算万算，没想到这么久。”

廖山原计划2月4日返程，但航空公司直接取消了航班。初五（1月29日），他家附近开始封村封路封小区，“根本出不去”。情急之下，廖山上网求助，他加了N个微信群，一个一个问过去。

2天下来，没有任何进展。无助、发呆、等死，他这么形容当时的心情，“问了很多人，都没有，我都打算放弃了。”巧合之下，廖山看到了陆风发在微信上的推文，从他那里借到了药。

像这样的求助信息不断发来。几天之内，近50个快递从陆风手中寄往全国各地，“人生第一次那么频繁地发顺丰快递。”应急用的药品很快就不够用了，陆风只得先向其他患者和公益组织借药再寄出。

陆风四处借到的药品。

除了患者群体内的互相求助，断药困境已经引起主管部门注意。

1月26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关于保障异地滞留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免费抗病毒治疗药品的通知》（下称《通知》），旨在帮助因隔离或滞留当地无法回到原治疗机构的外地在治感染者，在滞留地临时领取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

在陆风看来，《通知》出台的较为及时，也帮助到一些滞留的感染者。南都记者了解到，有福建三明的感染者就靠这一纸通知，在本地定点医院领到了急需的药品。

但对另外一些感染者来说，《通知》仅解决了能不能领药，如何领到药还是个难题。

文轶联系到了本地的定点医院，医生都在忙着应对疫情，接线的志愿者并不了解情况。在本地病友的帮助下，文轶联系到定点医院的医生。又几经周折，他找到了在医院值班负责人，对方答应给他邮寄药品。

然而，当地快递已停，只能寄到县里，无法到达乡镇。

看到陆风的推文后，文轶也找到了他。在多人牵线下，2日上午，文轶终于联系到了本地疾控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很痛快的答应让文轶领药，需要他亲自来镇上取。

此时，村庄周围都已封路，难以出入。文轶尝试“突围”，他租了辆摩托车，想走小路绕进县城。但大路是避不开的，很快，他就被交警拦住了。

文轶换了条路，再次失败，交警只认通行证，否则一概禁止通过。

南都记者了解到，很多地区因疫情限制交通后，都以“通行证”作为通过标准。也有艾滋病感染者就是靠当地派出所开的通行证，去县疾控中心领药。

但文轶所在的地区通行证并不好开——需要村委会、卫生所、镇交警大队一起开证明。“你们开通行证太麻烦了。”一位病友听闻后，在微信群里发了个捂脸哭的表情。

折腾了两个多小时，文轶只得回家，他感到心灰意冷，脑子也在嗡嗡作响。

“怎么办，这里全面封路，即使找到了当地疾控借药，但是物流进不来，我们走不出去，明明就80多里，感觉是生与死的距离，谁来帮帮我。难道我真的要停药吗？”晚上，他在微信群里发出了这段话。

多位接受南都采访的艾滋病感染者均表示，前述《通知》解决了领药的问题，但在一些地区，并不能解决封路和停快递的问题。

“自己一个人不能耽误国家防治重大疫情。”文轶从没有断过药，还剩下一天的用量，他似乎梦到过这一刻，但此时“只能相信天意。”

对很多艾滋病感染者来说，比断药更可怕的，是暴露自己感染者的身份。

陆风告诉南都，不少感染者甚至会向家人隐瞒病情，这意味着他们不知道怎么告知家人或不敢告知家人，也没有信心处理好日后的种种挑战。

担忧的情绪也影响了一些感染者的用药。1月21日深夜，刘畅从海南回到了河南老家。公司安排2月1号复工，他准备了14天的药物，足以支撑到2月4号。

随着疫情扩撒，2月1号，火车站上贴出了退票的告示，此时刘畅才知道自己要滞留在老家了。药所剩不多，他也开始四处寻药。

陆风曾尝试给刘畅寄药，但快递已不通。

刘畅先打给了海南的疾控中心，被告知本地的疾控会帮助他领药。但打给当地的县疾控后，收到的答复却是，暂时只能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需要他自行联系镇卫生院，询问是否有药。

这让他犯了难。他家就在卫生院附近，一旦联系卫生院就意味着“暴露了身份”。他担心一旦感染者的身份被乡人知道，生活将受到很大影响，“感觉得了这种病就像做贼一样。”

文轶也有这样的担忧，他很怕影响家人的生活，“不能再让父母受打击，毕竟异样的眼光他们受不了。”

网上找药也无果，刘畅一直拖到2月5日，这天他断药了。无奈之下，刘畅终于拨通了卫生院的电话。幸运的是，电话对面的工作人员“工作很负责，说话也很亲切”。

在走完手续后，工作人员把药送到了刘畅家门口，断药危机暂时解除。但回想起这段经历，他仍然告诉南都，如果不是走到了最后一步，不会在本地医院借药，“怕暴露。”

疫情何时结束仍是未知，不久前借过药的感染者又找到了陆风希望再借一次药，但他手里的药已不多。各地也在采取更严格的管制措施，断药的恐惧正在笼罩更多的人。

“很多人拿着过年前的领药通知，担忧没办法按时领药。”陆风希望国家可以督促各地开通“绿色通道”，落实中国疾控此前发布的通知帮助感染者就近领药。

文轶的转机来的很突然。2月3日，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来他家附近做疫情的流行病学调查。午饭过后，工作人员开车把药送到了他家门口。

在即将断药之时，他拿到了未来一个月所需的抗病毒药。

（文内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采写：南都记者 宋承翰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