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恩出逃做成游戏戈恩成功出逃，但最终还是输

2019年末，戈恩成功“逃离”日本，上演了一场现实版的“出日本记”。

很多人说，戈恩出逃事件把日本政府、司法系统、企业、媒体的脸打得鲜血直冒，是日本的耻辱、失败，但笔者以为这并不是日本的失败、国耻，而是日本的胜利！

为什么这么说呢？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整个世界都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历史事件一定不是孤立存在的。要想看清戈恩出逃事件，就必须放在全球产业竞争的格局来看，尤其是法国和日本的政府博弈。

神奇的拯救者

戈恩与日产结缘于1999年。

当时不仅是日产，也是日本经济备受煎熬的时期。

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内伤未愈，97年再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连续两年经济负增长，消费需求持续低迷，失业率逐年攀高，制造业萎靡不振，日本国内被悲观情绪所笼罩。

成立于1933年的日产也未能独善其身，一步步被逼到了悬崖边上。1999年，法国雷诺伸出了援手，戈恩开始担任日产首席运营官。

头衔光鲜，可戈恩接手的却是一个大烂摊子。

当时，日产业绩连续26年下降，连续七年出现亏损，负债2.1万亿日元，还沾染了一身大公司病，官僚气息浓厚，管理问题重重，成本居高不下。

如何靠变革拯救濒临破产的日产？

戈恩的答案是：变革！

为此，戈恩踏遍总部办公室、生产车间、各地分支机构、经销商处、设计中心、制造工厂，寻找变革方法。

随后，戈恩制定了“日产复兴计划”，他果断裁员2.1万人，减少一半的零部件供应商，卖掉了所有非汽车相关产业。

经过改革，曾经的机构臃肿、高成本大大改善，连续7年亏损的日产在一年半后就实现扭亏为盈，堪称奇迹。

在“日产复兴计划”的基础上，戈恩又实施了“108计划”，并入股三菱，组建了强大的雷诺-日产-三菱联盟。

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

中国有句老话：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这句话如今放在雷诺-日产-三菱联盟身上再合适不过。

从个人层面来说，戈恩管理强势，手腕强硬，改革触及了不少日本人的利益，也与日本保守、谨慎的文化大相径庭。在危难时刻，逆反情绪被压抑着，但当发展稳定，矛盾就会突出。

2017年雷诺-日产-三菱联盟成为全球最大轻型汽车制造商，然而联盟背后早已暗流涌动。

短暂的甜蜜之后，法国、日本开始同床异梦，围绕日产的控制权，双方闹得沸沸扬扬。

虽然雷诺对日产有救命之恩，但是日本人却不满意。雷诺拥有日产44%，有投票权，日产仅拥有雷诺的股权只有15%，而且没有投票权。

根据统计，从1999年到2018年，日产一共向雷诺分红超过6000亿日元，而计入雷诺日产联盟合并决算的日产利润更是在2.5万亿日元以上。最近几年来，雷诺5成以上的利润都是日产贡献的。

所以，在这个联盟中，雷诺更像是老大哥，然而在业务上，日产却更强。与其说雷诺车造得好，不如说，它十几年前投资得好。因此，日本人压根不满意这种不平等的地位。

可法国不光要赚钱，还想彻底吞并日产。

2014年，法国通过了“Florange”法案，直接强化了法国政府在雷诺-日产联盟的话语权。2015年4月，法国政府意图将政府在雷诺的持股比例从15%提升至19.73%，以进一步控制日产，这让日产人感到了不安，几经交涉最终作罢。

2017年，法国政府以及戈恩又再次谋划雷诺和日产合并的事情，并发布了“Alliance 2022”（“联盟2022”）规划，提出让雷诺与日产完全合并，这也促使日方想要尽快拿回日产的主导权。

所以，戈恩逃跑只是更大一个局的小小一角，事件的背后是法国、日本政府的产业之争。

法国政府有雷诺15%的股份，是雷诺的最大股东；日本政府养老投资基金（GPIF）拥有日产和三菱的股权。

对局的正是日本、法国政府，争夺的则是千亿汽车产业的主导权。

在关乎日产归属的家国利益上，日本人拿出了绝对的意志以及资金，要跟法国人来场硬仗。而在戈恩被捕后，法国政府始终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沉默，尽量避免触动日本敏感的神经。

日本的对戈恩的雷霆手段，恐怕会断了法国吞并日产的想法，从而牢牢把日产公司控制在自己手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算不上什么失败、国耻。

对于戈恩这样在全球具有极高影响力的传奇CEO来说，放在手上可是个烫手山芋。成功逃亡后，戈恩称“日本人不够迅速”。那么问题来了，难道日本政府、司法系统、交通部门真的都是草包吗？

或许，看似“丢了颜面”的日本才是真正的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