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权健一起倒下的足球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马宇平

这是一组不太寻常的数据，一支足球队连续3个赛季夺得顶级联赛冠军，随后在新赛季跌落成最后一名。

2020年到来之前，存在了33年的大连女子足球队在中国足球的版图上消失了。这支球队没有留下完整的战绩记录，官方可查的数据显示，它至少拥有11个全国冠军。

影响球队命运的是一家叫“权健”的公司。2015年，权健集团入主大连女足，掷重金请外教、外援，翻倍上调队员薪酬。“大连权健女足”很快占据中国女子足球超级联赛（以下简称“女超联赛”）的统治地位。

2018年，大连女足在主场大连体育中心实现中国女超联赛“三连冠”，这是她们的高光时刻，6万个座位的球场坐了300名观众，是平时的五六倍。1个月后，中超第30轮，大连一方男足对阵长春亚泰，5万名球迷涌上看台，打出“保卫大连”的标语。

2019年1月，权健集团因涉嫌犯罪被立案侦查。球队当月更名为“大连女足”。紧接着，教练组和外援出走、多名主力离开、俱乐部连着4个月发不出工资。

2019年冬天，大连女足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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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足球文化氛围浓郁的大连，这支冠军球队的存在感极其微弱。

“大连男足打山东鲁能，球场坐了5万多人，平时也有三四万球迷。女足？许多大连人都没听说过。”球迷李昱甫说，自己第一次听说大连女足是在2018年，男足保级成功，女足俱乐部发来了贺信。

2019年7月，大连男足在赛季中获得3连胜，广播电台一档45分钟的足球节目，前42分钟都给了球队即将离开的外援，主持人和机场连线，动情地描述着送别的场面。剩下3分钟给了女足，像“溜缝儿”一样念完了内容——第二天的比赛关乎球队是否会降级，请大家去现场为姑娘们加油。

进场观看女足比赛不要门票，不用安检，能容纳6万人的大连体育中心坐上100人就算高上座率。几年前“女足赛后想谢球迷发现没人”的新闻在这里仍不过时。

看过大连女足主场比赛的全秀龙回忆：“现场非常安静，我一个人喊加油，球员在场地里也能听到。”

那场比赛，现场像他一样的球迷不到30人。只要大连女足踢平或取胜，都将提前锁定联赛三连冠。权健集团的分公司也组织了两三百人到场，他们高喊董事长“束昱辉”的名字，声音淹没了给球员的加油声。

全秀龙从小看球，微博“最近访问”一栏都是与足球相关的博主。他买了男足主场的套票，和几万个球迷一起呐喊，试图营造“魔鬼主场”的气氛。他们最骄傲的事情之一是，中超联赛排名前5的球队有4支曾在大连“折戟”。

他曾为大连男足4次“远征”，自费到天津、河北、河南等地为球队助威，最壮观的一次，在球迷协会的组织下，800名球迷带着同样的短袖衫和加油围巾，坐火车去“远征”。

李昱甫曾跟随球队到北京，“见证了大连一方对阵北京国安的所有惨败”。“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女足是三冠王。我连女足国脚的名字，除了孙雯、毕妍以外我都不知道。”在他的印象里，中国女足仍是世界强队。

中国女足有过“风华绝代”的时光，孙雯、高红、刘爱玲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女足实现女足亚洲杯七连冠、亚运会三连冠，还获得过奥运会和世界杯的银牌。女足比赛现场，几万名观众挥舞着国旗，齐唱《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如今，辉煌时代已成往事。中国女足已十几年没尝过亚洲冠军的滋味，输给日本队、韩国队、朝鲜队、澳大利亚队、泰国队，2019年阿尔加夫杯垫底，世界杯止步16强。

她们依然肩负着“振兴中国足球”的光荣使命。毕竟在很多球迷看来，国际赛场争金夺银，世界排名16位的女足比排名76位的男足更有希望。

“亚洲足球小姐”、女足国家队队员王霜曾在微博上写道：“什么时候你们支持女足的角度不再是为了影射男足；什么时候你们的支持是能看到不仅仅在国家队中的我们，还有俱乐部其他踢球的女足球员们，给她们带来踢下去的意义，那么我们中国足球在未来才会真正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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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男足都跌到快保级了，还有那么多球迷，大连女足全是赢球，没人关注。”大连广播电台记者刁琪连续4个赛季报道大连女足赛况，她想不明白，“是女性的球类运动本身刺激不了观众，还是我们宣传得不到位呢？”

每次比赛前，队员们都会涂上厚厚的防晒霜，顶着大白脸上场。90分钟，大白脸变成大花脸。球场外，刁琪撞见过换上休闲装、扎着马尾、涂着口红的大眼睛后卫李丹阳，还有去外地比赛时带上笔袋和书、把酒店房间归置得整整齐齐的毕晓琳。“她们是挺可爱的女孩，也是职业球员。”刁琪说。

除了女足，刁琪还负责室内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的报道。她发现“五超联赛”场地小，节奏快，球员脚法细腻，听起来小众的运动几乎场场爆满。比赛场地搬到郊区后，仍有球迷坐两个小时火车去看球。

作为一名踢了近20年球的球员，李冬娜已经习惯了没有观众的氛围。“没人看就为自己踢，这是你的职业”。

她也坦言，女足在身体对抗、速度等方面确实不如男足。“我们看自己比赛的录像，也看其他女足球队的比赛，有时觉得节奏怎么这么慢，要睡着了。”她认为，“女足和男足的比赛一样，也有好看的地方。因为也有很多偶然性，有绝杀或者黑马。”

2019年3月，意大利女足联赛的尤文图斯队在比赛中吸引了近4万名球迷。在西班牙女足联赛，巴塞罗那和马德里竞技的女足也创下6万观众的纪录。可供查证的数据里，女足比赛到场观众数世界纪录与中国女足有关——1999年，美国加州“玫瑰碗”举行女足世界杯决赛，美国队对中国队，90185名观众到现场观看。

李冬娜13岁开始踢球，踢过前锋、中后卫，随国家队征战世界杯时只有18岁。

她说自己天生就喜欢足球。人生中的第一颗足球，她走哪儿都抱着。学校的土操场上，她成了唯一一个踢球的女生，在男孩子的队伍里，跑得一点儿都不慢。

后来，李冬娜进入大连市金州区体校学习，白天在学校上课，下午3点回体校训练，晚上在十几个人的大宿舍写作业。因为年纪小，她跟着跳跃组训练了一年，后来才正式进入体校的女子足球队，第一次遇到同样喜欢踢球的女孩子。

从那时起，她需要日复一日地练技术和体能。李冬娜最不喜欢折返跑——25米分成5段，5米折返、10米折返……一直到25米算作一组，一次要跑30组。“冬娜代表很多这个年纪的人。”队友王珊珊说。

“喜欢足球”几乎是场上女孩子们的共性。在刁琪眼中，这些站在国内女足顶级赛事里的姑娘，全国不过两三百人，不仅有实力，而且非常热爱足球。

李冬娜在国青队时外号“小狼”，外表冷酷，拼抢凶狠，转型到后防线成为“防守铁闸”；2018年亚运会女足小组赛中，王珊珊身披国家队战袍，出场35分钟打进了9粒进球，球迷称她“九球天后”；前锋宋端是一名意识与速度俱佳的锋线“杀手”，门将毕晓琳则经常送出“逆天神扑”。

前大连权健女足俱乐部经理魏巍认为，这些生于1988年至1990年间的女足队员退役后，中国女足下滑的速度还会加快。

2016年，曾在韩国女足俱乐部效力的李冬娜身披6号球衣，加盟大连权健女足。

同职业化程度更高的中超相比，女足的环境相对封闭。2016年，国内女超联赛开放俱乐部的球员转会交易，允许引进外援。

女足队员几乎都没有经纪人，她们询问家人和队友的意见，试探着自己在市场里的价码。

“权健”在男足和女足的顶级联赛里投入过大量资本。不久前，束昱辉判刑的消息在微博热搜榜单上只热了半小时，却在一款足球信息App中火了三四天。他曾是权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有竞争力的薪酬”让大连女足拥有豪华阵容。最多时，有9名队员同时入选国家队集训。巴西国脚法比亚娜、加布里埃拉，非洲足球小姐埃斯萨特也曾在这里效力。

魏巍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2015年之前，俱乐部中的女足国脚月薪在1万元左右，其他队员在3000元至5000元。权健集团收购大连女足后，队员们的薪酬翻倍增长，其他俱乐部也不得不增大投入招揽优秀球员。

多名女足球员向记者确认了这一点，中国女足球员的薪资在2015年有了飞跃，俱乐部的顶尖球员每年工资和奖金收入能达到60万元甚至更高。这在国际上仅次于欧美几支老牌女足劲旅。

即便如此，女足的薪资与男足“不能比”，全世界都一样。法国女足甲级联赛平均月薪3500欧元左右，男足则达到10万欧元。2019年三八妇女节当天，美国国家女足队员集体起诉足联，称男女球员收入的巨大差异违反了《公民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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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脚云集的大连女足在顶峰上待了3年，随后快速跌入谷底。

2019年1月，权健公司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和虚假广告罪被立案侦查，大连权健女足俱乐部的官方微博停更，球队更名“大连女足”。

从3月开始，队员们再没收到过银行工资到账的短信提示。很快，外教法立德不辞而别。外援离开了，部分国内主力球员离队，预备队被解散。

她们连队服都没有着落。上半年的全国女足锦标赛中，她们穿着临时球衣——草木灰色，领口和胸前的一抹荧光绿是唯一有设计感的地方。队服背面只印了号码，没有队员名字，也没有任何赞助商的标志。

李冬娜戴上队长袖标，同时担起教练的责任。在一个场次的出场名单中，李冬娜的位置是替补门将。这在2019年的大连队并不罕见，球员不够，赛程又紧，前锋轮转到后腰，左后卫轮转到右前卫是常有的事，20岁以下的年轻球员也获得了女超联赛的上场时间。

直到7月份，队员们才收到一笔工资，女超联赛要开踢了。8支队伍，14轮比赛，身着胸前印着“大连”的姑娘们只胜了一场。李冬娜觉得“既艰难，又丢人”。

女足的主场从大连体育中心搬到了远离市区的金州体育场，来看球的人更少了。刁琪从单位开车过去要走一小段高速，堵车的话要开近1个小时。她在球场除了报道赛况，还要客串主场的比分播报员。

以前她喜欢拿着无线麦克风，站在绿茵场角旗处，在主队队员进球后，第一时间播出比分和球员名字，“4∶0、5∶0、8∶0……那时都是常有的事”。到了金州体育场，她更多时候站在主席台上的广播室，透过小窗口观看比赛。

“那时候只敢拽着李冬娜采访。”刁琪常问的问题就两三个：总结一下比赛，这场你觉得谁表现最好，下一轮的对手有什么风格，我们准备怎么应对。有一个问题这个赛季她从没问过：“你觉得输球原因是什么？”

联赛倒数第二轮，她们在客场遇见老对手江苏队，对方球队的教练组站在场边，板凳席上整整齐齐地坐了9个人。她们被对手“灌”了7个球。赛后，大连女足提前锁定了联赛的最后一名。

“在南京上学的大连球迷”曲昊睿见证了这场比赛。他特地设计了一条“荣耀大连 壮志凌云”的助威横幅，在学校里花60元钱打印出来。因为江苏女足主场远离市区，“地方偏远，球场也旧”，打车到那里时比赛已经开始20多分钟。

挂好横幅，曲昊睿唱起了大连球迷的加油歌。“大连大连，必胜！”在空旷的球场中，他一个人和主队上百个球迷对着喊。女足姑娘跑去场边给他送水，江苏本地媒体拍下了这位“大连足球死忠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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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员在场上苦撑着，“不知哪里吹出的风”曾给过她们希望。

2019年7月女超联赛开始后，就有消息传出，大连女足或许会被大连一方足球俱乐部收购，或是被天津天海俱乐部收购。按照足协的规定，2020年中超各俱乐部必须匹配一支女足球队。

2019年10月，大连一方足球俱乐部官方宣布，以大连U18女足为班底组建大连一方女足，新赛季征战女乙联赛。

11月，联赛排名垫底的大连女足将参加升降级附加赛。刁琪记得当时“最逼真的传闻”：“如果附加赛赢了，能留在女超联赛，天津天海就会来接手。”

队员们无处求证消息真假，只能全力踢球。那场比赛，大连女足以3∶1取胜。

李冬娜想过球队最好的可能——“渡过难关”，次之是继续裁员，缩减规模，最坏的结果是解散。

俱乐部总经理魏巍就此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应，确实曾有出售球队的打算，但是没有谈妥。足协规定，女超俱乐部年投入不得低于1500万元，不高于3000万元。

12月24日，在家休假的女足队员收到了最坏的消息。那是俱乐部经理魏巍发在微信群里的解散通知。魏巍回忆，他一共发了两条，第一条比较含蓄，说了些类似“各自安好”的话。权健集团觉得他表述得不够明确。随后他发了第二条，球队正式解散。群里没有人回复。

根据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的了解，没有队员考虑退役或离开球场，她们还想继续在赛场奔跑。

关于队员去向的最新消息是，3名女足国脚将在下个赛季加盟长春女足。魏巍觉得受冲击最大的是没什么名气的年轻球员。“球队退出释放的人太多了，各个队可能吸收不了那么多。”他说，各地足协在备战2021年全运会时，更多要考虑培养能为本省效力的队员。

在大连女足征战赛场的最后一个赛季，球员们印象最深的主场比赛是对战实力不弱的北京队。王珊珊攻进一球，球队取得了赛季的唯一胜利。那场比赛，大连海蓝梦球迷协会的30多名球迷穿着蓝色短袖衫到场，挂起了“不在低谷离开”的条幅。球迷们在球场挥舞着旗帜，点燃焰火棒，敲着鼓高喊“大连”。队员在球场站成一排，和球迷们一起拍着手唱完加油歌。

“球迷在低谷时来了，或者说一些球迷，但我们的球队离开了。”球迷李乐天说，“我觉得解散了挺可惜的，超级联赛三连冠应该是大连足球历史上第一次。大家应该多关注一下女足，但是现在说这些有什么意义。球队都没了，你们想支持也没有了。”

在李冬娜看来，比起队员受到的冲击，一座城市女足队的消失更值得惋惜，足球文化的延续发生了断裂。

全秀龙提到，不久前球迷协会组织大家探访新成立的大连一方女足，希望“两三年之后，一方女足能有机会冲击到顶级的女超联赛”。

事实上，女孩们的征途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得知球队解散后，前大连权健女足队员李曏是唯一一个在社交媒体上发声的：“生活太难了，希望有一个好结果。”她配上一张前天津女足的合影。李曏和王珊珊都曾在那里效力，两年前的这一天，天津女足俱乐部宣布因资金困难和梯队培养需求，退出女超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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